从赖昌星被遣返谈我国外逃腐败分子的引渡难点及应对之策

近年来,我国腐败分子外逃"避罪"现象日益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腐败分子外逃之后难以引渡,不能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更是起到了极其恶劣的示范效应。以厦门远华走私案涉嫌主犯赖昌星被加拿大遣返回国为例,通过积极签订引渡条约、借助第三方力量、偿试引渡的替代措施等途径来解决引渡困难的现状。     

监察机关参与刑事缺席审判法律问题探析

外逃人员刑事缺席审判是典型的涉外法律制度，站在国际刑事合作的高度，为成功追逃，应充分考量法院域外送达传票成功率，宜明确监察机关锁定外逃人员住址方可缺席移送起送。追赃中，监察机关应该立足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适用案件类型、适用条件、境外文书送达以及证明标准等方面的差异，权衡利弊得失，作出合理的程序抉择。缺席审判情况下的引渡合作常附加必须重新审理或给予重新审理机会等强制条件，事实上产生了先追后判效果，缺席审判宜作为监察机关追逃“备而不用”程序。     

从条约法角度评“死刑不引渡”

中国为引渡外逃的犯罪嫌疑人,均承诺对被引渡人不适用死刑。许多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了条约在国内的适用问题,然而中国宪法却缺乏相应的明确规定,以致我国有关条约在国内的适用没有统一的规则可以遵循。因此,我国法院在审判被引渡人时,面临着遵守国际条约还是服从国内立法的两难选择,我国应当完善有关立法,尽快填补上位法规定的空白,以妥善处理条约在我国的适用问题。     

传统引渡障碍的最新突破--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传统引渡障碍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加强而不断衍化.我国近期加入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引渡中的双重犯罪原则,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和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等传统引渡障碍作了不同程度的突破,对今后引渡制度的发展具有示范作用.     

由《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反思引渡问题

近年来,腐败问题成了全球性问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出台无疑对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同腐败作斗争打了一支强心剂。对我国严惩贪污腐败犯罪、引渡外逃贪官及收回大量流失国外的国有资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保障。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我们要达到这些目的,我国法律要同世界接轨,就不得不反思《公约》中的有关引渡的问题与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矛盾及不相容之处。     

《北京公约》引渡条款之适用

为打击航空犯罪，《北京公约》更新了航空安保公约中的引渡制度，尽可能地为惩治航空犯罪编织更加绵密的法网。《北京公约》中关于航空犯罪去政治化的努力与可引渡罪行的规则将会降低引渡航空犯罪行为人的困难程度，但仍会受制于国家主权对引渡的限制。《北京公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及中外引渡条约表述虽不同，但本质上并无冲突，其微小差异可以通过解释及其他适当措施予以消解。作为引渡依据的中外引渡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和《北京公约》的适用顺位应当根据条约与法律对具体事项的规定判定。中国应尽早与条约前置主义国家签订双边引渡条约，修订已有的中外引渡条约，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中的绝对不引渡本国国民改为“有权拒绝”引渡本国国民，并明文规定或引渡或起诉原则。     

从赖昌星案看中加刑事司法合作

赖昌星案件的处理为中加刑事司法合作提供了良好的范例。未来中加需共同努力,为尽早缔结中加引渡条约创造条件。当前我国需对死刑制度进行反思,对外逃者既要追"人"、又要追"赃",同时有效构建资产分享制度,并采用适当的刑事政策,鼓励外逃贪官、经济罪犯自首。更需要从源头上反腐,防止贪官、经济罪犯外逃。     

“遣返合作”斩断贪官外逃路

据英国路透社消息,一位美国高官近日表示,美国将与中国合作,以遣返在国内面临腐败指控的中国逃犯。报道认为,这一举动为数百名正遭通缉的贪官被遣返铺平道路。(光明网8.1)又是一条利好消息。相比前不久赖昌星从加拿大引渡被捉拿归案的消息,中美合作遣返外逃贪官的消息,更有普遍意义,更有震慑力。对于那些正在策划外逃的贪官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国际新情势的出现对我国引渡制度发展的几点启示

引渡是国际司法合作领域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打击跨国和国际犯罪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传统引渡制度所确立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如政治犯不引渡,双重归罪等原则在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国际社会不断出现新的情势,如恐怖主义、腐败犯罪日益猖獗等,传统的引渡制度的基本原则面临国际新形势的挑战.因此出现了许多国际公约对传统引渡制度做出变通的规定,虽然还不至于完全颠覆传统引渡制度,但足以引起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     

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前提下引渡制度的重新审视

2003年10月31日,第58届联大审议通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它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引渡制度是反腐败国际司法协助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公约》中规定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通过研究《公约》中有关引渡的规定,揭示出《公约》存在的不足,并在批判一些学者解决引渡难题提出的立法建议的同时提出自己的建议。     

实行过限问题研究

实行过限问题无论在刑法理论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具有重要地位。但国内外刑法规定以及有关理论并不一致。研究实行过限问题,对于丰富共同犯罪理论,解决实践中一些疑难问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对我国过失犯罪立法的反思

我国刑法典对过失犯罪的规定,在认定标准,认识内容,类型划分等方面存在理论缺陷。为完善刑事立法,应当以构成要件事实为标准,以违法性认识为内容,以疏忽大意过失、过于自信过失和准过失为基本类型来重构我国的过失犯罪立法。     

对我国刑法立法中承认连续犯的质疑

刑法理论通说基于我国刑法第89条追诉时效的规定,认为我国刑法中承认连续犯的观点,是对连续犯的一种曲解。对我国刑法中是否承认连续犯的考察,须从连续犯的理论入手,并考察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相关规定,而我国现行刑事立法中目前还不具备连续犯的立法土壤。因我国刑法对同种数罪不实行并罚,连续犯与同种数罪的区分并无司法实践上的意义。     

贪污罪的混合共犯及共犯数额

贪污罪的共同犯罪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对于贪污罪共同犯罪的认定集中在混合共犯的认定问题上。而由于贪污罪共同犯罪的复杂性 ,共犯的数额问题对于贪污罪共犯的定罪与量刑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文章针对这两个问题展开探讨     

浅论提高防后排进攻能力

通过对后排进攻的技、战术特点分析和对１９９７年世界男排联赛有效后排进攻球的发动区域及球的落点的统计分析，找出其后排进攻的特点和基本规律，为提高防后排进攻能力的训练提供依据     

实行过限的刑事责任探究

实行过限是从共同犯罪中衍生出来的一种很特殊的犯罪形态,它是指在共同犯罪过程中,某一个或几个共同犯罪人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了超出共同故意范围的一种犯罪行为形态。对于实行过限行为刑事责任的分配问题一直是古今中外研究的重要问题,亦是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因为其不仅涉及到对实施过限行为人的如何处理,还包括对其他共犯如何定罪量刑的问题。尽管国内外学者对该理论研究不尽一致,但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实行过限行为的一般处理规则为过限犯独立承担刑事责任,对于其未超出共同故意范围的行为,其他共犯应共同承担刑事责任。当然在实行过限的具体认定中还应分重合性过限与非重合性过限分别进行具体讨论,从而分清责任的具体归属,避免牵连无辜,彰显刑法公平正义的精神。     

连累犯基本问题探析

连累犯是在本犯既遂以后参与其中，和本犯有着密切联系的事后帮助型犯罪，具有法定性、事后性、依附性、明知性和助长性的特征。对连累犯和本犯的关系，以及连累犯的构成要件，应该结合刑法规范所要保护的法益内容进行解释和确定。     

片面实行行为定性研究

刑法中的实行行为包括单一行为和复合行为。在单一行为中,片面实行犯既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又有参与不知情者所实施之罪的共同行为,承认片面实行犯为单方的共同犯罪,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的当然逻辑结论。在强奸、抢劫等复合行为的场合,片面实行行为即使只参与复合行为的一部分,行为人也要对整个犯罪承担共同责任。将片面实行行为认定为共同犯罪,既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共同犯罪理论,又可以迅速地恢复社会秩序,实现预防犯罪的社会作用。     

论逮捕证明标准

现行逮捕证明标准存在诸多方面的不足;可考虑对逮捕证明标准作以下改进,把刑法规定的犯罪分为可捕罪与一般犯罪,可捕罪逮捕证明标准为"合理相信",指有充足证据使人合理相信犯罪嫌疑人涉嫌应捕罪;一般犯罪的逮捕证明标准为"犯罪暂时真实",且能绝对优势证明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并有逮捕必要。     

两大法系贪污罪立法评析

外国刑法中虽然对贪污罪也是从严惩治,但英美法系或者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对贪污罪的规定有所不同,即使是同一法系国家,其刑法对贪污罪的立法也未必一致。对外国刑法中的贪污罪做出比较分析,有利于更好地对我国贪污罪的立法加以反思,进而使我国刑法对贪污罪的立法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