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结构、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粘性——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尤其是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成为政府监管的重点和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文章以2010-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粘性的存在性;同时,重点考察了股权结构、产权性质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具有显著的粘性特征;在股权结构的影响方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股权制衡度越低,高管薪酬粘性相应越高,当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产生利益冲突时,上市公司高管作为控股股东利益的代表,通常忽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不对称性,因此薪酬粘性成为控股股东对高管的奖励;在产权性质的影响方面,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粘性显著大于非国有企业.研究结论对于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降低代理成本、优化激励机制设计具有一定的启示.     

控股股东委派董事、高管薪酬与企业创新研究

基于控股股东委派董事视角,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控股股东委派董事情况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高管薪酬在控股股东委派董事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委派的董事比例与企业创新投入强度和创新产出呈显著正相关,说明控股股东委派董事对企业创新活动存在较大的推动作用;但控股股东委派董事的创新激励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高管薪酬的制约,即高管薪酬负向调节了控股股东委派董事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成果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文献,拓宽了股东研究、公司治理结构研究等层面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助于以控股股东委派董事为切入点,改善公司治理,制定与实施企业创新相关的政策。     

共同机构与高管薪酬契约参照效应

在共同机构现象逐渐兴起的大背景下,考察共同机构对高管薪酬契约参照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会参照共同机构联结公司进行调整,即存在共同机构高管薪酬契约参照效应。该参照效应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降低了与共同机构联结公司薪酬差距对高管主动离职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共同机构高管薪酬契约参照效应呈现明显粘性特征,加速了高管薪酬上涨,并降低了薪酬业绩敏感性。进一步分析显示,共同机构委派高管时,高管薪酬契约参照效应更强,但这种强化作用只出现在参照公司薪酬高于本公司的情况下,从而增大了共同机构高管薪酬契约参照效应粘性;上市公司位于公平认知较强地区与产权性质为国有企业时,共同机构高管薪酬契约参照效应更强。     

关于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公平性问题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总额与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之间相比,薪酬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成为社会各界争议的焦点。公平合理性的高管薪酬激励既能降低委托代理的成本,也能使国有企业利润最大化。本文从内外部公平视角分析高管薪酬在结构、激励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高管薪酬制度的措施。     

契约参照点、高管才能与高管薪酬——来自中国情景下行业属性和产权性质的经验证据

采用Demerjian 等的DEA-TOBIT两阶段模型来估算高管才能,从行业属性和产权性质角度分析了契约参照点、高管才能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并使用2008-2013年我国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显示：（1）高管才能越高,其薪酬水平越高;（2）高管薪酬契约中存在参照点效应,而国有企业和被保护行业更可能利用契约参照点来提升高管薪酬水平;（3）高管薪酬契约参照点效应中存在着高管才能高低的差异,拥有高才能高管的国有企业和被保护行业利用契约参照点拉动高管薪酬增长的倾向更明显。     

盈余管理、高管薪酬敏感度和股权结构

文章研究了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以及高管薪酬如何受到盈余管理后的盈余影响,发现公司普遍通过投资收益进行盈余管理,投资收益显著提高高管薪酬水平。进一步研究了股权结构对盈余管理行为和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国有控股、股权集中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低于非国有控股、股权分散的公司。说明国有控股、股权集中的公司可以有效抑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但是对薪酬业绩敏感度没有治理作用。     

高管薪酬管制、产权性质与双重代理成本

文章以双重代理理论为基础,运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3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对高管薪酬管制的利弊进行分析,并探讨在不同产权性质公司中多元治理主体对薪酬管制的调节效应及其差异.结果表明:薪酬管制利弊并存,表现为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与对大股东防御效应的促进作用;在国有控股公司中,董事会行为对高管薪酬与在职消费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机构投资者治理对高管薪酬与大股东防御效应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在民营控股公司中,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与在职消费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因此,理性权衡薪酬管制利弊并有效利用治理主体的制衡作用才是提高薪酬合理性的必要途径.     

公司高管薪酬合理性判定标准——域外实践与启示

法院介入公司高管薪酬合理性评判的前提之一是立法提供薪酬合理性判定标准。德国公司法的业绩与通常标准、日本税法中的形式与实质标准、美国法院判例中的浪费理论(均衡原则和经营判断原则)为各国确立薪酬合理性标准提供了参考。我国立法与理论有所涉及,税法确立了合理性标准但未对内涵进行阐释,学术界尝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为更好地解决高管薪酬合理性问题,需要结合我国公司治理实践,以薪酬真实地反映高管业绩与公司状况为核心,通过立法明确薪酬合理性判断标准。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报酬信息披露研究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报酬信息披露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通过借鉴美国上市公司高管报酬信息披露制度,结合中国特殊制度背景,提出完善中国高管人员报酬信息披露的政策建议,以期促使上市公司建立与股东利益相一致的高管人员薪酬契约。     

上市公司对外并购中高管薪酬变动实证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实施的非控股股东集团内并购活动为样本,对并购活动与高管薪酬变动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在并购前后公司绩效并未提高的情况下,高管薪酬却得到了显著的增加,并进一步证实高管薪酬的增加确实是该次并购活动所引起,还发现薪酬变动水平与并购规模正相关而与并购绩效无关,为并购中存在管理者代理问题提供了一定的证据。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公司法规制

从上市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上市公司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决定问题上存在关联交易两个方面论述了对高管薪酬进行公司法规制的必要性。结合一些发达国家关于高管薪酬的立法例对中国公司法关于高管薪酬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评述。探讨了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进行公司法规制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即首先要改进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克服“一股独大”和股东大会“弱化”、“虚化”的状况,加强董事会的独立性,积极发挥独立董事的功能;其次要在公司法中增加对于因公司高管获取不合理的薪酬而遭受损害的公司和股东获得司法救济的规定,使对公司和股东利益的保护更加完善。     

大股东控制、高管薪酬和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2009—2011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大股东的视角来实证研究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并探究大股东控制在高管薪酬激励效果中的协同效应和壕堑效应。研究发现：内部高管比例越大,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越小;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越大。大股东控制与高管薪酬激励效果的关系密切,这说明在高管薪酬激励效果中大股东控制确实具有协同效应和壕堑效应。     

基于声誉考虑的高管和控股股东策略演化博弈研究

在委托代理理论的框架下,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单一控股股东特征的股权结构,分析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与控股股东的委托代理问题对中国公司的治理有重要的作用.在高管与控股股东有限理性的假设前提下,文章引入了声誉激励机制的动态模型,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对高管实施激励过程中,高管是否努力工作的策略选择和控股股东是否选择监督的策略选择的互动机制,揭示了基于声誉考虑的高管和控股股东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演化进程,并对影响该动态系统稳定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演化博弈不存在最优的稳定策略,但存在三个局部稳定策略.文章最后提出通过结合股权和股票期权等显性激励,加大对有偷懒行为的高管处罚力度,通过聘用高声誉的高管发挥声誉的隐性激励作用等方法使演化博弈的策略向公司委托代理机制所期望达到的最优目标收敛.     

加大薪酬差距能否带来正向的激励影响——基于企业生命周期分析

将企业生命周期纳入到对高管薪酬差距的实证研究中,选取2010-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从企业特性角度分析了高管薪酬差距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为我国上市公司完善高管薪酬激励制度提供了经验数据。研究结果显示:公司在制定高管薪酬差距时会因其所处的生命周期特点而有所不同,较成熟型企业来说,成长型企业通过增加薪酬差距的方式来达到激励公司业绩的效果更好。     

非处罚性监管与高管薪酬契约：基于问询函的证据

问询函作为证券交易所非处罚性监管的重要途径,主要针对高管法定责任内的信息披露问题且密切关注高管薪酬。考察问询函监管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后发现,上市公司收到问询函会显著降低高管薪酬水平和超额薪酬,这种治理作用在财务报告问询函或年报问询函中更明显。进一步地,财务报告问询函特征、市场化水平、产权性质、盈余管理程度以及两职合一均会影响非处罚性监管对高管薪酬契约的治理效果。此外,问询函还减少了高管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基于政府公平偏好与企业绩效的双重视角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政策已逐渐在全国推行。现有文献对薪酬管制政策效果的评价存在一定的争论,且使用理论模型进行研究的较少,更少有文献将公平与绩效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在建立的理论模型中,政府效用源于国企营利、公共服务、薪酬分配的公平性,高管效用源于两种努力及政府的两种激励。模型显示,限制国企高管薪酬将缩小高管与公众、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并降低企业效率。薪酬差距的缩小将提高政府效用,而企业效率的下滑将降低政府效用。在理论建模的基础上,选取2008—2016年国有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对国企高管限薪的效果进行验证,发现薪酬管制政策显著降低了两类收入差距及企业绩效。进一步分析表明,国企高管的绝对薪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相对薪酬与企业绩效负相关。理论模型与实证结果意味着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存在不一致性。解决政府效用与企业绩效的矛盾,成为国企薪酬政策面临的重要问题。研究结论对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参考意义。     

企业高管薪酬理论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关于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研究,学术界逐渐形成了"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两种思想流派,综观现有文献,不同组织如何根据薪酬影响因素并结合高管类型选择适合的薪酬理论,并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对此进行了问卷调查,分析结果发现,在影响薪酬的因素中,能够用业绩直接或者间接衡量的因素——绩效、相对行业业绩、相对市场业绩和企业成长潜力宜采用锦标赛理论,不能用业绩直接或者间接衡量的因素——行业、企业性质和企业规模宜采用行为理论;公司高管类型中,能够用业绩直接衡量工作成果的市场型高管和项目型高管宜采用锦标赛理论,不能用业绩直接衡量工作成果的其它类型高管宜采用行为理论。     

在职消费与公司绩效：代理观还是效率观--基于高管激励视角的研究

关于在职消费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代理观和效率观。从高管激励的视角分析高管薪酬与在职消费以及在职消费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可以发现,高管货币薪酬激励程度不同,在职消费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也不同。当货币薪酬激励不足时,在职消费对公司绩效有正向影响,效率观发挥作用;当货币薪酬激励过度时,所有者约束不足,管理层权力过大,在职消费和超额薪酬都沦为高管侵害股东利益的工具,此时在职消费对公司绩效有负向影响,代理观发挥作用。高管激励实践中必须考虑两种激励方式的相互作用,而不是盲目限制或一味推崇在职消费。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企业分红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视角,选取2006-2013年我国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高管薪酬、企业分红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将高管薪酬分为显性薪酬和隐性薪酬两个部分.研究结果显示,显性薪酬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激励高管提高企业价值的作用,显性薪酬对企业分红有较积极的影响.同时,隐性薪酬也对企业分红产生积极影响.最后,在协调经理人与股东利益的基础上,对企业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设计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选取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作为样本,从公司规模,独立董事的比例,地区,公司业绩四个方面考察了我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公司规模和地区差异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公司业绩和独立董事的比例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