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日志”的实验民族志意蕴再审思

在“写文化”思潮影响下,“村民日志”是中国人类学界较早出现的一类实验民族志文体。“村民日志”让研究对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研究对象发出的声音并未真正进入人类学领域,这成为困扰中国人类学界的一个理论问题。马库斯新近倡导的合作人类学理念传入中国后,又有学者从合作人类学视角审视了“村民日志”,对“村民日志”实践合作人类学理念寄予了希望。对“村民日志”的文体规范及其局限性展开分析后认为,“村民日志”的文本内容具有琐碎式叙述的特点,影响到了读者的阅读感受。将具有类似文体特征的“村民日志”与《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书放在一起比较后指出,研究对象的声音要能够真正进入人类学领域,需要人类学者与研究对象展开精诚合作。这种合作也体现了人类学民族志撰写的折衷主义,民族志研究要兼顾民族志的本体论和知识论功能。     

人类学的影视表现：从保存到展现

本文根据国内外影视人类学历史和理论并联系影视人类学新的认识和实践 ,从人类学理论阐述和影片的定位入手 ,对人类学的影视表现作品从保存到展现变迁进程进行了梳理并探讨其原因 ,认为民族志电影“科学”、“客观”、“真实”并非是绝对 ,是在一定时期内为了在“科学”、“客观”、“真实”为取向的传统民族志话语下“合理的存在”的结果 ,这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中国有着共同的表现。随着民族志对传统书写民族志所谓的“科学典范”的质疑 ,携带被研究者声音和对话的“开放”的民族志作品出现有助于当代民族电影摆脱“科学”的禁锢。不同于文字作品 ,民族志电影作为人类学的影视表现形式 ,是通过镜头所建构的图像寻求对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从而 ,本文提出展现是人类学用“形象化语言”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客观要求并具体阐述了民族志影片的新定位和多元化的表现形式。     

人类学之路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新时期人类学研究省思

民族学、人类学的核心产品是民族志,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百年发展的历史中,后半个世纪的最大教训就是没有产生像《江村经济》《金翼》《祖荫下》《芒市边民的摆》等一样的民族志。扎实深入的田野调查,是完成高水平民族志的前提。诚如杨成志先生所说:民族学的路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不认真做调查,就不可能写出有价值的民族志。如果只靠"拾人牙慧"、倒卖洋人的概念,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就不可能进步,不可能对社会产生益处,不可能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关于民族志的讨论已经足够?

如今在人类学以及相关研究中，民族志已经泛滥得失其本义。将“民族志主义”的出现归结于我们与报道人之间的遭遇或更广义上的田野工作，这折损了人类学的本体论承诺，并丧失了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功能，同时也偏离了人类学主要的工作方式——参与观察。这样简单的归结使得人类学者与教授他们知识的田野对象之间的鸿沟愈发不可逾越，而后者不仅是我们学术上的引路人，也是学术之外生活上的导师。执着于民族志，其实削弱了人类学在公共领域的声音。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重申人类学的价值，将其作为一门致力于弥合想象和日常生活之间的裂痕，且不断前进的学科，而非一个以民族志为主的学科。     

论饮食民族志——基于浙江丽水某回族餐厅的个案研究

饮食人类学是应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饮食世界问题的一门新兴学科。实践证明,在饮食人类学研究中,民族志不失为一种好的研究方法。本文通过对丽水一回族餐厅的详细描述,探讨如何将民族志应用于饮食人类学:民族志对饮食文化的理解是通过多种资料而形成的,传统民族志资料收集方法依然是饮食民族志资料收集的最好最有效的方法。     

反思的艺术人类学——《绘文化》对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启示

<绘文化>是一本反思性的艺术人类学民族志代表作.本文主要结合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民族志书写这三个方面,思考此书对当前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启示.     

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理论困境

一、民族志假如说在人类学上曾有过一次马利诺夫斯基革命的话,那是因为马利诺夫斯基在社会人类学中改变了理论与民族志两者间的关系。粗略地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理论和民族志(乃至理论家与民族志学家)两者之间是一种主仆关系。这种说法当不致于引起误解。马雷特曾说过:“在书斋中搞研究的人忙着提出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只有从事田野调查的人才     

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志研究

人类学民族志方法是以田野作业为基础的研究范式,也是呈现田野作业成果的文本书写范式.民族志方法被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艺术学等多种学科引为学科方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是建立在田野作业基础之上的应用型学科,民族志对其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文本书写尚存在诸多不足与问题.建构科学合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志方法论体系,需从民族志研究范式和文本书写范式两个角度出发,将人类学民族志方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相结合,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独立的学科理论方法.     

权力、阐释与自我的追寻:民族志“主体”三种类型论

马林诺夫斯基倡导将科学规范的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结合,开创了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其后,基于主体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研究立场,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人类学追寻的是一个理想世界的构型,以格尔茨为主的解释人类学追寻的是事实的阐释,以拉比诺为先行者的后现代人类学追寻的是在本文化与异文化之间穿梭的主体"自我"的存在,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方向对民族志进行反思与发展,从"主体"建构的角度看都可称为"主体民族志"。     

费孝通人类学研究方法探讨——精读《江村经济》

以《江村经济》为基础,从三个方面探讨费先生在田野调查研究的方法论方面所做的贡献。第一,《江村经济》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提供了范本。第二,《江村经济》为中国农村社区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漩涡中,"江村"成为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费先生通过对"江村"的研究,为当时的知识界提供了参与式研究方法。第三,与以往人类学界主要以无文字的社会为调查对象来撰写民族志不同,费先生通过对中国农村为背景的"江村"的田野调查,开创了人类学对有文字记录的社区研究的先河。认为费孝通先生一生当中出版了许多有影响力的著作,其中《江村经济》是费先生早期的代表作品,他以"江村"为田野调查点,为人类学界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     

对人类学研究方法——田野调查的几点思考

田野调查是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获取一手资料的基本途径,也是民族志架构的源泉。对于田野调查,笔者认为:它对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从参与观察、主位解释法、文化相对主义论三方面进行具体阐述。     

卷首语

本期出刊之际正当夏日炎炎,一如我们这份对学术讨论的热情。一个学科的活力与开放,体现在学术共同体对关键概念的反复定义与讨论,人类学对民族志的讨论与实践亦如此。人类学通过民族志来认知文化。本刊曾于2006年第3期刊发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分析了自发性、随意性和业余性的民族志时代: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者通过学科规范支撑起"科学性"的时代:从反思以     

论民族学的几个问题

一、民族学的名称和对象民族学这个名称是从外文翻译来的,最初译为民种学或人种学。这个词在法文中有两个字:一是ethnologie,一是ethnographie。一般是将前者译为民族学,后者译为民族志。但法国的习惯用法是将前者当作广义的,包括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四门学科;后者是狭义的,仅指民族学而言。也有人认为,前者指理论民族学或比较民族学;后者指叙述民族学或民族志。在英文中,ethnology和ethnography两字也是互相通用的。但最常用的是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或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两个词。一般说     

旅游民族志

通过旅游民族志研究对当代旅游人类学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亦即不仅在旅游人类学范围内考察有关民族志问题,而且将这些问题置于人类学的当代实践之中,包括长期和短期的民族志研究、民族志田野作业的传统、民族志的时空策略、旅游民族志中的特殊问题等.     

实验民族志的文本写作反思

人类学的民族志文本写作范式经历了随意写作、科学民族志和实验民族志三种范式,本文分析了在人类学史中推动民族志文本写作范式转移背后的动力,指出了科学民族志文本写作的优势和缺点,三种实验民族志文本写作体裁的优势和不足之处,质疑了实验民族志的学术理念付诸实践的可行性.最后指出了在实验民族志的学术理念喧嚣过后,人类学民族志文本写作的趋势又重新回归到了科学民族志范式.     

关于台湾原住民研究的几个问题

台湾原住民研究肇始于清代理番时期的采风民族志,日据时期开启了近代民族学、人类学意义上的调查研究阶段,光复后台湾学者主导的原住民研究,在民族志调查与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层面的研究都有很大的进展。近年来,台湾学者原住民研究中出现了片面强调台湾原住民与南岛语族的区域文化关系的错误倾向。以最新的民族志调查研究为基础,通过多学科整合研究,重建台湾原住民的民族起源、历史与现状、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等重要课题,是新时期大陆学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成为他者：民族学研究对象的形成及认识论转变

“他者”和“自我”截然二元视角下生产的经典民族志在后现代主义人类学思潮中饱受批评。当人类学进入认识论危机时,众多学者通过转变文本组织形式与突出研究者主体的方式来呈现他者,但这些尝试在传统二元主义的认识论下并未成功。作为文化人类学的认识对象,对他者的关注和阐释贯穿着民族学发展的全阶段。而在目前的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中,对于他者的研究在突破二元主义的基础上进入对存在的关注层面,民族志由描述“既定他者”向探讨“成为他者”的过程转变。因此梳理民族学研究对象——“他者”的制造过程、对“他者”研究的视角变化能够让我们在理解民族学学科本身时有所获益。     

中国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文本类型及其学术价值

近20年来,中国人类学影像民族志呈现出多种文本类型,从事影视人类研究的学者们依照不同的理论框架,发展出学术宗旨、创作方法与表现形式各异其趣的影像民族志,使得这一基于视听媒介的人类学民族志文本,具备了较文字型民族志更为丰富、多义的表述能力。将人类学影像民族志划分为学理型影像民族志、描述型影像民族志、表现型影像民族志与应用型影像民族志四个基本类别,通过对诸多作品实例的分析,淬炼其理论要义,展现多元价值取向的影像民族志对于人类学主体学科的学术贡献。     

民族志的“真实性”

"真实性"历来被视为民族志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当代"反思"原则的作用下,人类学展开了对传统民族志以"科学性"和"客观性"为原则的反思和批评,探讨人类学是否科学,是否承认民族志在写作过程中人类学家的"主观性"和"解释性".针对民族志的"真实性"问题,本文集中从历史记忆、民族志范式、民族志修辞、民间戏剧、舞台表演、影视作品、仪式等方面对"真实性"问题进行研讨.     

丁酉年八月晋省游录

何谓民族志?近来,学界不断有人讨论。比如,张小军主张用"文化志"代替民族志,王铭铭提出用"一种广义人文关系学"去理解民族志。但本文暗含的观念是:民族志不再是单纯地、客观地观察与呈现,而是观察者自身携带的文化观念与被观察对象互动或互构的产物。本文在传统文类划分上,属于文学类的旅行日志,而按照庄孔韶的理解又归属"不浪费的人类学"。因而,也可以把它看做一种新民族志来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