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主体职能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中国乡村治理主体职能结构对于保障农民主体地位、维护社会公序良俗、增进农民群众福祉、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当前依然存在基层党委和政府主体职能宽泛、内涵界定模糊、权力制约不力,社会主体职能空泛、履职渠道不畅、权利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影响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农村居民主体功能均衡发挥和有效作为的不够完善的环节。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乡村治理主体职能结构,明确规范基层党组织和政府职能,深入挖掘各类农村组织和农民群众潜能,拓展社会主体履职渠道,加强农民基本权利保障,提高乡村社会治理的公正性和实效性。     

中国社会工作职能定位新论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促进社会管理创新"成为社会工作重要的职能定位。鉴于西方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的现实际遇以及本土化改造,社会工作在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存在一定困难;"服务型治理"的职能定位虽然有更大的合理性和发展空间,但由于最终未能克服社会工作在社会管理场域的不足,而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分析概念和发展形态。从社会工作的本质属性和实际功效出发,将社会工作重新植入改善民生、完善社会福利制度的话语体系和实践场域,开展个人社会服务是合理的社会工作职能定位。     

论政治廉洁与腐败治理

在我国若要廉洁政治和治理腐败就必须确保党对国家领导权实现的方式科学化与法治化 ,并将其与国家职能实现的三维权力实施剥离 ;还须确保国家机构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行使的独立化与效率性 ;对权力行为监督必须体现为严谨性与社会化 ,实效性与制度化 ;政治廉洁还必须在于干部选拔任用上的严格化和唯贤而举 ,治理腐败必须从严治党与从严治吏相结合。如此 ,廉洁政治与治理腐败才能最大程度收到实效     

治理腐败与中国国家廉政体系的建构

治理腐败并构建起一国赖以生存进步的廉政体系绝非朝夕可就。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改革政府治理模式,通过党、政法律分类化、组织设置弹性化、政府内部市场化、监督主体多元化等措施,循序实现立法专门化、监察机构独立化、公务员去官僚化、监督社会化等改革目标,从而最终实现监督制度化与社会化,构建起国家与社会共同监督、预防的中国式廉政体系。     

论新时期中国民营企业的腐败治理

民营企业的腐败行为不仅损害所有人和投资人的利益,贻误企业发展,也破坏政治生态,助长社会腐败风气,影响国家治理的效果和反腐败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对公共权力领域的腐败重拳出击的同时,也通过推进简政放权、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倡导建立亲清政商关系,努力遏制民营企业从事腐败活动的动因。当前我国民营企业的腐败治理在经济政策、法律保障、反腐格局等方面依然面临诸多制度性障碍,应当有针对性地予以化解和应对,为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推动企业健康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解读治理腐败的手段

治理手段是否合理、妥当,是决定治理腐败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治理腐败手段的本质特征,在于它充分体现了治理腐败活动的主体性和客观性、合目的性和规律性的统一。领导力量、法规与制度以及组织机构等,是构成治理腐败综合手段的三种基本手段。不同性质的基本手段之间的组合,会形成消极的、超常规的、积极的等三种不同类型的治理手段。要有效地治理腐败,必须采取积极的综合治理手段。     

英国腐败治理经验：制度变迁的特征与时序

近代英国,工业革命带来了财富的增长,还伴有日渐加剧的政治腐败,英国经历了长时段的腐败治理过程。这当中,以政治核心制度的开放性改革奠定基础,以技术制度的竞争性建设进一步推进反腐的深入,再以法律作为制度保障,这三者的推进时序是理解英国反腐治理取得成功的关键。     

编辑腐败及治理

学术腐败问题中的编辑个体腐败不容忽视,从寻租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文章分析了编辑腐败产生的原因和表现形式,指出治理编辑腐败的对策。     

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历史变迁

治理结构问题是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影响着治理的效率。从行政视角出发,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经历了一个较大的转变过程,纵向由多层级的集权政府到少层级的分权政府;横向由蜂窝状结构到区域网状结构;治理机制由同质同构的单一化机制到多任务委托——代理机制。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虽在经历巨大历史变迁,但治理结构部分领域的改革尚需继续稳步推进。     

试论治理腐败的逻辑

为了选择有效治理腐败的方法,首先要解决针对有效治理腐败的逻辑思维问题。目前各国普遍使用的“治理腐败逻辑”有三种:一是减少介入腐败的机会;二是提高介入腐败的代价;三是增强腐败免疫力。这三种逻辑及其策略均具有各自的局限性,只有综合运用三种逻辑及其策略,才能有效治理腐败。     

解读韩国政府治理腐败方略

韩国政府的反腐历史可分为渐进式治理、冲击式治理、试图转换治理方略和综合治理等四个阶段,通过分析韩国政府在各个历史阶段采用的反腐方略的内容、特征以及存在的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用"渐进式"或"冲击式"治理方略,都无法有效地防治腐败.为了有效地防治腐败,政府的反腐有必要从以打击腐败行为为中心的治理方略,转变为以体制、制度改革为中心的综合治理方略.     

非典型腐败及其制度治理

基于生发的场域视角,非典型腐败主要包括政治域的隐匿权威、法律域的立法腐败、经济域的信息腐败、社会域的语言腐败、学术域的学霸腐败和艺术域的权威腐败。本质是民主政体和市场体制不完善及相应制度规范缺失状态下权主为个体或集团利益实施的一种滥用公权、私权和共权侵占公共利益的行为,且具有隐蔽性、全域性、泛权性、阶段性、群体性、相生性、致损性等行为特征。非典型腐败的动力机制可解构为其生发运行的人性基础、内生力量、心理基础、社会条件、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制度条件。从体制转轨角度看,大量存在于夹缝中的制度租金不但诱发了寻租行为,而且因以权力粗暴干预市场为特征削弱了治理寻租的正当性,也为非典型腐败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相对于权力治理,非典型腐败宜采用制度治理。以制度约束权力,建立对市场和个人权利的尊重,重塑社会治理结构;制度供给及时响应制度需求,消除制度租金,并坚持以市场化为制度供给的基本导向;强力反腐,制造“奥尔森震荡”以改变反腐制度的演进路径,推动反腐制度变迁退出低效路径依赖。     

期权腐败及其治理对策

期权腐败是权力寻租的新变种和衍生物,更具遮蔽性和欺骗性,危害也更烈。这种腐败现象的发生和蔓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制度、体制、机制层面的原因。要积极探索从体制、机制、制度上预防和惩治期权腐败的有效途径,努力从源头上不断铲除期权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切实筑牢抵御期权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全方位、全过程监督,最大限度地减少期权腐败发生的可能;依法规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最大限度地压缩期权腐败的滋生空间;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领导干部辞职制度,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辞职后从事经营活动的跟踪监督。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贫困治理及其结构变迁

中国贫困治理的实践曾以国家与农民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为实现路径。国家意志、基层政治与社会民情曾是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变量。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市场要素开始进入贫困治理实践,国家与市场关系成为贫困治理的主要路径,并由此逐步形成市场引领、国家保障、基层应对、民众顺应的贫困治理格局。     

社会结构变迁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社会结构是不同社会力量的配置方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不同要素功能的科学定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均衡状态。考察我国社会结构变迁所经历的传统社会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不同阶段,能够发现社会结构变迁与国家治理体系演进逻辑的关系。要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保证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不同要素的结构合理化,注重多元主体的力量均衡与制约并构建协商共治体系。     

法务会计治理腐败研究

腐败的本质在于运用公权和会计假账侵占国家、集体和个人资产,谋取私利。从国外引入中国的法务会计,具有防范舞弊、损失计量、诉讼支持、专家证人等特定功能和价值。应结合国内本土资源,建构法务会计治理腐败理论,将法务会计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吸收其他国家学术与实务精华的复合学科和新兴职业,致力于反舞弊、反假账、反侵占、反腐败、防风险,成为维护主体财产安全、保值增值的新型专业工具,成为治理腐败的重要利器。     

试论治理腐败方略

要使反腐活动能够健康、有序、持久地开展下去,必须要构建科学的、行之有效的"治理腐败方略",为此,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弄清治理腐败方略的涵义、要素以及基本类型等问题.     

论我国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的职能转变与定位

高等教育的价格排他性的公共物品的性质和对社会产生的外部效应决定了政府对其进行适度干预不仅可能,而且十分必要。政府的介入能够有效防止因市场失灵带来的高等教育内外部问题,进而全面促进教育公平、提高高校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政府通过调整管理的范围和内容,实现由过程管理到目标管理的转化。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的职能具体体现在宏观管理、提供服务和评估监督三方面,从而实现“竞争规则制定者”、“正确信息提供者”、“公正客观的评鉴者”、“合法性的监督者”等角色的定位。     

中国的网络监督与腐败治理——基于公民参与的角度

网络监督是网络时代普通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新形式,已经成为舆论监督或社会监督的重要形式。网络监督表现出明显的快捷方便、透明度高、安全性强、参与广泛等特征,能够在腐败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当前,网络监督与其他监督形式没有充分整合,应着力建设支撑网络监督的基础制度;网络信息并非都是真实可靠的,应加强对网络信息真实性的甄别工作;网络监督中会出现非理性行为,应加强对网民的教育和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