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明的现代转型——以转型、大分流与小分流的争论为中心

欧洲文明的形成始于中世纪早期的后半段,大大晚于公元前三四千年以来在欧亚大陆诞生的几个原生文明。然而,欧洲文明却在中世纪中晚期至早期现代最早自主实现了现代转型,赶超了那些古老而辉煌的亚洲文明,其演变过程与原因一直引人关注。西方学者对欧洲文明从中世纪向现代转型的自我认识始于19世纪,并在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对于正确认识欧洲文明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价值,也是人类追求进步事业的一笔宝贵财富。通过梳理近两个世纪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厘清欧洲文明走向现代的关键历程,分析欧洲文明特别是西北欧地区后来居上的主要原因,有助于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后来者选择正确的目标建设自己的现代文明提供历史参照。     

城乡统筹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安徽省农村文明城镇创建的调查与思考

本文从城乡统筹发展的角度,提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应该从县城拓展到集镇,特别是中心集镇.这样,上可呼应文明县城创建,与文明城市创建相衔接;下可辐射周边村镇,影响和带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以解决城乡文明创建分离的状况.文章还在调查的基础上,对安徽省农村文明城镇创建的现状和难点作了分析,并对如何加强文明城镇建设提出了若干建议.     

建设高度文明国家的强大理论武器——江泽民对社会文明思想的创新发展

相对于蒙昧、野蛮而言的文明,是人类改造主客观世界的结晶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社会理应是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更加文明的发展阶段,也是不断提升文明程度的探索过程。坚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协调发展和整体推进,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伟大创新,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明了相应的目标和途径,开辟了建设高度文明国家的必由之路。     

古代亚洲的驯马、乘马与游战族群

驯马史滥觞于新石器晚期的亚洲草原,当时的草原住民为了取得肉乳,遂由猎马逐步发展为畜养马匹。至青铜时代,随着草原人口的不断扩展而形成新的族群,他们出于战争和迁徙的需要,开始将马匹当作交通和战争的工具,马的使用从而有了新的方向。公元前2000—前1600年间,只有少数特殊的"游战族群"(nomads)才掌握驭使马匹的技术。青铜时代的马政与贩马贸易,一方面促使马车向外传播,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民族流动。从人类掌握驾马技术起,原本各地相对独立的历史才逐渐转变为互相沟通的世界史。殷商文明处于亚洲驾马历史的早期阶段,此时掌握马车的族群即是殷商王族。从亚洲历史的角度观察殷商文明,或许可以更进一步理解其文明成分的来源。     

海洋文明的历史类型--兼论欧洲文明不等于海洋文明

“文明”一词有作形容词用和作名词用两种不同的语法涵义,海洋文明属于后一种语法性质的词汇,其基本语义是指以海洋为质介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体现,是人类海洋实践活动的历史凝结。习惯思想中的“海洋文明———欧洲文明———先进文明”模式,是用主观随意的价值评价代替了对海洋文明的客观描述。海洋文明不等于欧洲文明,更不等于先进的文明。从海洋文明的性质和历史特点出发,可以将其划分为四种不同类型,从而进一步把握海洋文明的概念内涵。     

中华民族的文明观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上建构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明观,包括文明化成天下、言立而文明、文明循礼而兴、文明以伦理为荣、文明因交流互鉴而伟大、文明决定国运等主要内容。中华民族的文明观与中华文明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中华民族的文明观是中华文明得以创造的思想和理论条件,对中华文明的建构和发展发挥着思想和理论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的建构和发展是中华民族的文明观得以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基础,正是有中华文明不断演进的历史和现实支撑,中华民族的文明观才能形成并不断发展。     

论人类文明的软化趋势

人类文明表征着人类改造世界积极成果的总和。人类实践活动主要有经济实践、政治实践、文化实践和社会实践四大逻辑形态;随着人类实践重心的不断位移,人类文明呈现出软化趋势,表现出文明构成要素的互动性、文明建设目的的人本性和文明发展取向的交融性特征。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过程中,文明软化主要表现为物质文明发展的科技化趋势、精神文明发展的人本化趋势、政治文明发展的民主化趋势和社会文明发展的和谐化趋势。因此,我们在和谐文化建设实践过程中,必须顺应人类文明软化的时代潮流,才能在多元文明发展过程中彰显中华文明的影响力。     

引导人类文明发展的有益对话--"世界文明国际论坛"纪要

世界风云呼唤着新的文明的建立。积极倡导和推动世界各种文明间的对话 ,不仅可以避免国与国之间不必要的冲突与对抗 ,营造世界范围内的祥和与平安氛围 ,而且可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合作 ,赢得更大的发展。世界各民族的文化 ,都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它们之间虽有差异和矛盾 ,但还是可以相互交流、相互沟通 ,乃至于交融互变的。应当说 ,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将不断地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注入新的内容与活力 ,转而促使世界文化更加丰富与灿烂。世界文明的张扬与构建 ,将有力地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规范有序 ,步入良性循环。世界文明的弘扬 ,就是为了营造一个文明而健康、发展有规则的文明世界。“世界文明国际论坛”本身就是一次各种文明的交流与对话的精彩尝试。     

习近平文明观的四大鲜明特征

进入新时代以来,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中华文明自身的不断演化以及中国与世界各民族国家不同文明间交往的日益深入,习近平文明观得以孕育生成。这一文明观,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来制定探源中华文明的新标准、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共同价值理念,是胸怀天下的文明观;强调人民是文明创造的主体,以保护人民的人权为文明创造的最终目的,是人民至上的文明观;注重从长时段的历史纵深中认识文明、在世界历史的生成视野中创造文明,是大历史的文明观。这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习近平文明观的鲜明特征,既体现出中华民族在涵养博大精深中华文明过程中的传承与坚守,又体现出中华民族在对待世界不同文明时的立场与态度。深入理解这四大鲜明特征,对于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世界文明以及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等问题的战略思考和系列论述具有重要意义。     

论文明观念的三种价值前提

文明是理解历史时经常被运用的词汇,它是隐含着价值优劣判断的比较性概念.近几个世纪出现的种种文明观念,通常存在三种不同的价值前提,用庄子的话说,分别是自贵而相贱、贵贱不在己、物无贵贱.认为自己高贵、他者低贱的文明观念曾是各种文明体内曾经普遍存在的状况,其原因或目的不一而足.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是一种偏见,已经越来越不受到人们的欢迎.发端于欧洲启蒙运动、并经工业革命、科学革命与进化学说不断强化的进步观念,虽由欧洲人发明,但也得到了许多文明体的认同.如今,这种观念也日渐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人们开始寻求用新的价值观来审视人类文明,环境文明观念、后现代主义观念、宗教文明观念是比较突出的三种.这三种文明观念的共性是要抛弃优劣比较的价值判断,拾起被文明遗忘的他者,达到对人类文明的重新认识.世界历史进程表明,人们创造历史时的行动,往往是受观念指导.因此,我们持何种文明观念,将影响人类未来命运的走向.     

历史时期青海城镇体系发展轨迹探赜

青海的城镇是在青海地区特定的历史、自然和社会经济发展等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与内陆地区城镇发展相比,既有共同性,又有更多的特殊性。历史时期青海地区的大型聚落出现较早,但城镇发展相对滞后,规模小,数量少,城镇功能单一而且区域分布极不平衡。同时,由于青海东部是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过渡地带,这种特殊的区位又使青海城镇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与内陆地区有非常大的差异。     

文明的汇聚与传播——古代世界文明之交流

人类的交往的过程也是不同的文化汇聚、升华的过程。西部亚洲、中部亚洲在东方与西方文化交流事业中一直扮演着"桥梁"的角色。这些"桥梁"不仅传送东方文明到西方,而且也传送西方文明到东方;同时,"桥梁"自身独特的文化对东西方文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是属于"桥梁"本身的各文明之间也是互动的,从而产生了独特而灿烂的各种文化——苏美尔文化、巴比伦文化、波斯文化、希腊化文化、阿拉伯文化,等等。这说明,任何一种文明都不能封闭自守,一种文明要想永葆青春,必须积极吸收各种外来文明。如果一定要讲究文化的"纯正性",那么反而会因世世代代近亲交配而有退化淘汰之虞。今日世界在急剧地缩小,人类各文明之间的不断交往,已势必将汇合为一个共同的人类文明。     

大陆或社会空间:全球强国关系中来自亚洲众多文化的商人和流动人口

本文首先论述了普遍认同的分期的传统,及其对现代分析性学术成就的影响,并探讨了历史事件/发展的连贯性及对长期历史发展的推动力;其次,通过描述中国和下撒哈拉非洲、地中海之间的文化交流,分析了复杂的欧亚非三大陆之间的跨文化世界;第三,关注了某些宏观区域的经济资源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往来;在此基础上,第四,把欧洲人眼中所谓“西印度群岛”这样一个“奇异财富”地区的形象与当地某些产品联系在一起,这些产品经过欧洲人的改动,似乎成了欧洲本土的产品。在货物交易的同时,在跨太平洋人口流动制度的最初两个阶段也发生了人的交易;第五,亚洲文化在20世纪的后半叶进入了又一个崭新的上升时期:从印度后殖民学术成就的产生开始,在跨太平洋人口流动制度的第三阶段,为数众多的男女流动人口迁居北美,只有少量移至欧洲社会。一些亚洲国家的工业化迫使大西洋世界的观察家们逐渐形成新的观点;最后并就亚洲实际的流动人口和政策同在亚欧社会工业化时期欧洲的和来自欧洲的流动人口做了比较。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四重蕴涵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具有多维度的现实指向,涉及民族文明、世界文明、社会主义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等不同领域,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一种总体性反思,是对东西方文明基础上的旧有文明形态的一种扬弃与超越,能为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提供积极启示和路径参考。中华民族文明复兴、亚洲文明高地再创、社会主义文明复合和世界文明秩序重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四重蕴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是一种文明论意义上的综合性创造,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一种公共主义的文明观指引,具有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深厚蕴涵。     

东西方文明整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人类文明的演进是东西方文明发生、发展并不断整合与创新的历史过程,虽然其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与冲突,但融合与创新则是其主流与基本趋势.邓小平在当代所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和趋势,在东西方文明的整合中走出的一条创新之路.     

从埃利亚斯的文明论看中国基层改制中的文明进程——从宋到民国

埃利亚斯的文明论偏向于强调“自我约束”，是从社会结构到个人心理结构的一种内化式的互动表达。从礼仪化的文明视角观之，比欧洲更早的中国礼仪进程正是中国文明化的独特路径，其不能以欧洲的现代性（民族-国家化）标准来衡量。以“礼治下乡”为透视点来考察中国自宋到民国以来基层行政制度的沿革过程，能够更具体和清晰地呈现这一路径。随着欧洲现代性的进入，王朝“他者观”与现代“文明论”的双重表达，共同形塑中国嵌入世界文明史的历程，也为中国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历史与科学的视角，并有利于在“内外”交互和审视中思索当下的发展困境。     

亚洲世纪与中国的南亚战略：文本分析和文化观察

亚洲世纪正在到来。这不仅需要中国复兴，也需要亚洲国家特别是南亚国家均衡兴起。基于政治文本比较来看，毛泽东更多地从政治角度考量南亚，即使涉及历史文化交往，也主要将南亚放在全世界的集团或阵营中予以权衡；邓小平在政治思考之外，明显增强了经济因素，倾向于从亚洲崛兴和人类发展高度对南亚作总体战略审视；而习近平在政治和经济考虑之外，看上去还加重了亚洲文明和南亚文化的视角。亚洲世纪的到来，不仅具有国际政治变革和亚洲经济强盛意义，也具有亚洲文明复兴和东方智慧崛起意味。亚洲文明振兴和东方文化复兴，应成为亚洲世纪到来的基本量度。迎接亚洲世纪的到来，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需要自觉担负起亚洲文明复兴的历史使命。     

文明与价值

文明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都具有引领作用。文明的历史是一个范围不断拓展、内涵不断丰富、程度不断深化、标准不断提升的过程,在一定生产方式基础上构成的社会形态成为人类文明的时代标志。文明具有民族特色、制度属性、时代内涵、文化禀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是一种新型文明。文明价值观要求追求理想、崇尚科学、恪守道德、塑造美好,文明国家的建设与文明价值观的培育是同一个过程。     

从礼乐文明共同体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演进——文化学的视角

悠久灿烂的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原初形态,其蕴含的礼制传统、礼治意识和人文主义内核在历史上促生了礼乐文明共同体,构成了中华文明延续性的根基。这种独特的文化共同体意识使得近代中国在追赶现代化的过程中伴随着疑问和反思。借由西方文明的观照和比较,中华文明突破了“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桎梏,反身发掘自身文化传统的特殊历史发展,从现代化转向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在实践中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礼乐文明的继承、超越与回归,体现了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历史逻辑,为东西文明的融会贯通和新的世界文明的建构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想基础。它既是对西方视角旧文明格局的突破,更是传统礼乐文明的涅槃和更高程度的自觉和完善,为人类社会整体发展带来了更美好的前景。     

"历史单位"合理性的选择与演变

民族国家等社会结合体是近现代历史哲学家构建理论体系的主要“历史单位”。随着人类历史由地域走向世界的历程,“历史单位”也随之不断演变。其中20世纪思辨历史哲学的代表文明形态史观把最基本的历史单位定义为“文化”或“文明”,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影响。“文明”既总结了以往历史哲学关于历史单位的思考,又是人类“世界历史”形成的反映。唯物史观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是囊括全部社会生活的总体性范畴,超越了文明形态史观的不科学性和唯心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