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外投资利益、风险与保护状况分析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海外投资利益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呈现出投资地域和投资产业风险高,企业国际投资经验少、抵御风险能力较弱等特点。尽管我国政府在制度、机构建设,投资服务、人员安全等方面保护海外投资利益,但仍然存在应进一步明确海外投资战略规划、海外投资法律制度残缺、保护主体单一、政府和企业缺乏有效配合机制等问题。     

和平崛起与中国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防范机制

政治风险是海外投资普遍可能遇到的风险。作为和平崛起组成部分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更加复杂。中国政府有责任对此制定对策,通过改变海外投资主体结构,完善既有的相关国内法制,有效利用相关国际法制等途径降低中国海外投资遇到政治风险的可能性。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外投资的外交影响——基于投资外交假说的再检验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贯彻,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热潮持续高涨,在当下中美博弈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将会对双边外交关系产生何种影响?本文将中国海外投资和中国与沿线国家双边外交关系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2005—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加剧了双边外交分歧,这种影响在沿线发达国家中更为突出;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投资对外交关系的影响十分显著,而绿地投资并未对双边外交产生显著影响;相较于基础设施投资,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部门的海外投资会加剧外交分歧效应。这一发现形成了对传统经济依赖与商业和平论的新拓展,有效阐明了当代中国海外投资的外交影响。为此,中国应审慎推进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利用好多边合作机制,在明晰不同投资部门外交影响异质性的基础上引导企业差异化地进行海外投资,推动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中国海外投资保护与国家契约问题

中国急速成为海外投资大国.中国企业在海外资源投资中采用的国家契约具有一定的法律风险,从维护中国国家和企业利益出发,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及投资法理论和实践中关于国家契约的立场.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国家契约与中国海外投资中的国家契约状况;第二,国家契约与卡尔沃主义;第三,国家契约的国有化风险;第四,中国在国家契约问题上的利益和立场;最后,就中国海外投资的国家契约问题提出具体的结论和建议.     

中国海外投资与美国FCPA的域外适用

近年来美国FCPA的案子越来越多,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产生了一定影响。美国司法部扩大FCPA域外适用的范围,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许多跨国企业也受到追究。FCPA作为公法,其域外适用的效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得到认可。但是美国以其强势的背景任意强化FCPA域外适用,不但有凌驾于他国主权之上的嫌疑,而且还有遏制中国的政治意图。中国海外投资企业一方面需要洁身自好,努力净化国际商业环境,另一方面还要对美国FCPA的不当适用有所防范,采取适当应对措施。     

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安全保障研究

随着我国在海外投资的日益增多,我国海外经济利益所面临的风险也开始明显增加。眼下,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主要面临政治、金融、市场和自然灾害等风险。加强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安全保障措施主要包括加强海外投资风险评估机制、有效利用国际法律保护自己、健全政府关于海外投资的保险体系、提升中国特色文化软实力影响力、加强驻外领事机构保障职能建设、对国有企业在海外的亏损投资问责等。     

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难题与应对策略

伴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经济已进入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全新发展阶段.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投资领域不断拓宽,海外并购所占比重也日益增大,但由于海外投资尚处起步阶段,企业海外经营整合能力不高,国内政策体系不健全,海外投资风险日益凸显.本文围绕“走出去”战略提出,发挥民营企业先锋作用,推动海外投资向纵深发展;选择合理的投资模式和区位,构建多元化投资格局;构建国内金融支持体系,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融资平台;加强跨文化交流并完善海外投资法规;实施海外经营本土化战略,积极融入到东道国社会.     

我国海外投资企业面临风险与法律对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但面临着政治环境、社会治安、汇率波动等风险.针对这些风险,我国的海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保障相对欠缺,国内立法滞后,投资保险制度有待完善.为此,我国应尽快完善立法以及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并加大政策支持的力度,以保护海外投资企业的利益.     

美德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比较及对我国的借鉴

近年来，中国海外投资的数量和规模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但目前国内配套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仅初步建立。与发展较早的有成熟经验的美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诸多需要完善之处。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借鉴美德的先进立法经验，确定适用模式、设立新的独立承保机构、厘定承保风险的内涵以及明确承保条件等，进而切实保护海外投资者的利益，促进我国海外投资的发展。     

浙江企业技术获取型FDI的发展与对策

中国企业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以获取先进管理经验或技术是目前一个新的贸易特征,基于这一特征,本文从浙江企业切入,回顾了浙江企业技术获取型FDI发展的两个阶段.论文从并购目标、运营经验、文化差异、政策支持四个方面深入解析了浙江企业在走出去投资时存在的不足,本文主张,通过发展中介服务机构、培养国际化经营人才、建立专家库等政策支持帮助浙江省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走得更快、更顺利.     

华尔街神话的破灭对中国海外证券投资的启示

次贷危机使美国的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大量金融人才失业、金融监管当局手忙脚乱,标志着华尔街不败神话的破灭.次贷危机主要给中国外汇储备和银行业海外证券投资带来较大的损失.华尔街神话的破灭给中国海外证券投资带来的启示主要有:不迷信权威、坚持循序渐进、完善风险控制机制、健全信息处理机制,以及加强人才培养等.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研究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 ,没有宏观协调管理机构 ,缺乏统一规划和合理布局 ,存在投资结构不合理 ,投资管理人才缺乏等问题 ,为此 ,需完善宏观调控 ,加强政府服务功能 ;优化投资结构 ,提高对外投资效能 ;优化投资管理 ,提高人员素质 ;以此来推进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事业的蓬勃发展     

后危机时代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与防范

2008年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低速,而我国的对外投资却逆势上扬,投资流量达到了历史最高,很多企业希望抓住金融危机之下海外投资的机遇,让企业走出去.全球的金融危机给海外投资带来了机会,也给全世界的经济带来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我国企业此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更应该增强风险的防范意识和能力.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主要有国家风险、金融风险、信息风险、文化风险,而我国应从企业层面和政府层面研究提高风险防范的能力.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国际投资与海外利益维护

世界经济一体化致使国际投资成为当今趋势,中国也更加深入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的国家利益不断向海外延伸,海外利益问题愈发凸显,如何有效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成为中国崛起和中国发展与世界关系的重大问题。国际法作为规范和调整国家间利益的重要法律形式,能够为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提供合法性依据和制度保障。本文以美国2012年双边投资协定范本为例,分析中国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面临的海外利益风险,以期为中国在国际投资中的海外利益维护提出可行路径。     

跨国公司投资投向发展趋势与我国海外投资投向的选择

海外投资是当今世界各国企业发展的现实选择,我国在这方面起步晚但发展前景广阔。本文通过具体分析我国海外投资的现状及其特点,结合当今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跨国公司的投资投向发展规律和投资特点,探讨我国海外投资的行业选择及其地区分布。     

全国社保基金海外投资研究

全国社保基金作为应对可能发生的社保支付危机的储备基金,其保值增值能力事关重大。由于中国证券市场投机盛行、风险较大,因此投资国外成熟证券市场是全国社保基金的理想选择之一。从制度层面和市场层面综合分析全国社保基金海外投资的客观必要性与经济合理性,我们应当对全国社保基金进行全球性战略资产管理和指数化管理,逐步减少国内证券市场的投资比例。为确保海外投资的良性运营,还应当完善与之相配套的政策法规,重点介入成熟市场,开展海外投资试点工作,选择优秀的代理人。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法律保障问题研究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一方面面临国内审批制度和国外投资经营壁垒的双重制约,另一方面又存在国内投资保证制度缺位,国际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等一系列法律问题,使得“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缺少必要的法律保障。为此,必须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和国际惯例,结合本国现实情况,不断完善境外直接投资的有关法律法规,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完善贸易投资壁垒调查制度,同时运用好双边投资协定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以便为国内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好的法律环境。     

论建立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对于资本输出国而言,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又称海外投资保证制度)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分散风险的手段,该项制度分担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基本方法就是在发生政治风险时,由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按保险合同赔偿投资者的损失,再由该机构向造成投资者损失的东道国代位求偿,从而为投资者的投资安全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它是资本输出国保护与鼓励本国私人对外投资的重要法律制度。资本输出国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主要动机,是通过对本国海外私人投资的政治风险提供法律保证,以达到促进本国私人向海外投资、增强本国国际竞争地位的目的。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下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框架构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的可持续性发展思想受西方霸权主义、零和博弈思想影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当今全球投资发展面临的问题,我国的境外投资也风险频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强化海外投资安全保障能力、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要求。那么保障我国海外投资安全、可持续性发展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建设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不完善,缺乏完整的理论框架指导,主要问题在于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法律价值导向滞后于时代和全球化发展,尚未建立完善的可持续性发展理论框架,难以有效规范我国海外投资行为。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传统可持续性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和谐、公平的法律价值观正是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建设的思想指导。因此,必须尽快构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框架,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主导地位,用创新性的可持发展理论指导海外投资实战。     

政府绿色政策与低碳企业投资行为的相关性研究

根据绿色鼓励政策和绿色规制政策的不同特点,本文构建了绿色政策对低碳企业投资行为的传导机制模型,并运用深沪两市2010-2016年低碳企业样本对不同绿色政策与低碳企业投资行为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的实施为中国低碳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增加了低碳企业的投资机会;绿色鼓励政策中的政府补助政策对民营低碳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于国有低碳企业投资没有影响。绿色规制政策中的命令控制型政策能够促进国有低碳企业投资,对于民营低碳企业投资促进作用并不大;2016年之前,绿色规制政策中排污费的征收并没有促进低碳企业的投资。民营低碳企业应该更多地受到经济性鼓励政策的支持;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过程中,公有制经济应带动非公有制经济投资低碳产业;适当加大对环境税(费)的征收力度,促进低碳业务的市场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