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适语言变革的文化意蕴

胡适倡导的以白话替代文言的语言变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以白话拒斥文言既是文化教育普及的需要 ,也是新文化翻译、传播的需要 ,而这又与反对形式主义、科学实证精神的张扬、独立人格的挺立联系在一起 ,显示胡适始终把语言的变革置于一个广阔的现代文化变革过程来理解。当然 ,胡适的以白话变换文言之举仍未逸出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     

清末民初语言变革中的国家意识

在清末民初的语言变革运动中,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保守派和激进派,前者坚持继续使用文言,后者则主张废除汉字而改用拼音文字,或者至少是废除文言而使用白话。但这两种对立的观点中也有被人们忽视的共识,那就是他们都认为语言是维系一个国家统一的重要因素。正是语言变革中的民族国家想象,使得＂国语＂成为民国初年对立各方基本都能接受（达成妥协）的一种语言改革方案,并酿成声势浩大的＂国语运动＂。五四文学革命中＂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合流,使得＂国语＂被普遍接受并取得合法地位,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通用语言。     

“合目的的叙述”与“有意味的形式”——论胡适《白话文学史》之“双线文学观念”

胡适以"双线文学观念"建构起来的中国文学史,为文学史书写如何处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范本、一种以意为之的"写法"。其中国文学史内蕴着与现实社会结构变革相对应的文本结构——贵族文学(文言文学)与平民文学(白话文学)对立的等级结构。他对文言文学的贬抑,对白话文学的揄扬,对"白话的王国"的发掘,归根到底是为建设"国语的文学"进而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国"服务的,因而可以把他的文学史书写看作一种从属于民主国家建构的社会实践。     

中国近现代教育中的“白话文运动”及意义

中国近现代史上文白之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需要,文学需要白话,教育更需要白话,因而,在教育领域有过一个与文学中同样重要的白话文运动。近代以来,中国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国民教育的转变是一个从理念到实践的根本转变,这个转变将文言置于一个十分不利的位置上;教育的现代化、大众化强烈地需要一种通俗、易学的书面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领域自发萌动了一场语言变革,形成了中国近现代教育中的“白话文运动”。这个变革虽然也受益于胡适在文学领域中策动的白话文运动,但它是独立的、自主的,有自己的动机和谱系。套用胡适“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说辞,中国近现代史上也应当有一个“国语的教育,教育的国语”的问题。     

"形式"的解放:洞见与盲视--胡适的"白话"主张和"新诗"理论

从胡适和梅光迪、任鸿隽的两次争论入手,对胡适弃文言用白话的立论依据进行了历史和理论的梳理.胡适从思考中国文学"有文无质"的弊病出发,为"白话"文学凝聚了"说法",这是一种把文学变革落实到语言形式的革新方案,但胡适把白话的"达意"直接移用到"新诗"时,混淆了"诗法"和"文法"的区分.     

中国现代文化史中两个问题的考辨

<正>一 白话代文言的主张 到底起自何时 多年以来,人们都把以白话代文言的倡导功劳,记在胡适、陈独秀等人名下,说此种主张自“五四”前办的《新青年》始。其理由是: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就提出要以白话文学为正宗;同年2月,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过八首白话诗;与此同时,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明确表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 目前一些已出版的中国现代史论著,几乎均     

“国语运动”与文艺大众化问题

文艺大众化是1930年代我国文化界的一个重要议题,它与肇始于清末的"国语运动"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一联系主要通过胡适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观念以及陈望道等人倡导的"大众语运动"得以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国语运动"不仅仅是一场追求"国音统一""言文一致"的语言学革命,它更是一场漫长的文学革命,其目标是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艺"。"国语运动"的一百年是中国文学现代意识嬗变的一百年。文艺大众化问题是以鲁迅、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一次重要尝试。     

胡适的国语教育工具论及其实践

五四时期国语运动的实质内容是国语教育运动，即以国语教育工具代替延续两千年的文言教育工具的语文教育革命。作为这运动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的胡适，从开始就认为这场教育工具革命与文学工具革命具有同等意义，都是现代语文观指导下的革命实践，其目标是通过语文教育工具现代化实现语文教育现代化。因此，他象致力于国语文学建设一样，积极投身于国语教育建设，为现代中国语文教育改革与发展作出开拓性贡献。     

文学语言古今演变的临界点在哪里?

在言文合一过程中,胡适等人的倡导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这仅是"之一"而非"唯一"因素.在古今语言文白演变临界点上,至少有"六路军马"发挥了大小不等的作用:一是一千多年中国白话小说传统的活水源流;二是19、20世纪之交的白话报刊与演说潮的推助;三是晚清以降多种拼音文字方案与"引南就北"的国语统一运动的促成;四是当时政府发布教科书由文言改为语体文的政令;五是教会白话<圣经>的翻译及其文学因素的可参照性;六是<新青年>的大力倡导及鲁迅、周作人等作家的著译对新的词汇与精密语法的输入所起的榜样作用.这一切汇流成一个演变的临界点,使现代白话文基本定型.     

"白话"与"文学":胡适文学改良主张再认识

要准确评价胡适文学改良主张的意义,充分理解其深远持久的影响,乃至深入认识新文学的性质,就必须对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概念之基本内涵加以仔细认真的辨析。白话的上升与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国语运动的深入和"现代"意识的萌发有着内在联系,白话本质上是一种现代语言。对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地位逐步自觉的确认过程,也是文学观念、价值取向发生深刻裂变,文学格局进行重大调整的过程。由对"白话"概念的整体考察可以感知"五四"文学革命的丰富内涵。     

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语法的建构——以两部语法著作为中心

语法是现代民族共同语构建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法学描述、解释、研究语言的内在规律,可以为运用此语言的共同体成员树立依循的标准。现代文学是现代汉语书面语的精华,从胡适对国语文法学的呼唤,到第一部现代国语文法专著《新著国语文法》的出现,再到全部以新文学作品讲授现代汉语语法,现代文学成为现代汉语语法知识生产和传播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现代文学通过文学书写试验、锤炼白话,有助于民族共同语的提升,同时,国语语法著作中的新文学作品通过语法教育为更多的人熟知、模仿。通过勾勒现代文学在国语文法著作中的面影,可以从一个重要的角度呈现现代文学对国语建构的历史作用。     

“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的疏离与结合

1917年2月成立的国语研究会明确提出以"白话文体"取代"文言",与此同时,《新青年》发动了一场"白话文运动",二者相一致有进化论历史观和"言文一致"要求,"国语运动"立足于语言的"工具层面",《新青年》则主要从语言的"思想层面"出发,二者尚各行其事,两不搭界。改变这一疏离局面的,是身兼北大校长和国语研究会会长的蔡元培,而有1919年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建立,"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遂呈双潮合一之观"。1923年《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收入鲁迅的《故乡》,是二者深入结合的标志之一。     

“文学革命”前夜胡适与国内文化界的通信

胡适在海外留学时期所面对的思想文化资源,与章士钊、陈独秀等民初重要人物构成的国内文化界当然会有诸多的不同。在历史际遇之中,他们以通信的方式建立了一个有时代意义的沟通平台。在胡适与《甲寅杂志》的通信之中,章士钊关心的是时政、政治体制之类的东西,是典型的民初政论刊物的思维取径。胡适与《新青年》陈独秀的通信,反映出二人对中国社会与文学现代变革的共同追求,对中国思想文化改造的共同雄心,奠定了两人合作的思想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日后五四文学革命的基础。"输入文明"所构成的时代强音,沟通了海内外共同关注文学的两个不同的思想文化变革空间,在此之后自然就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正式登场。     

从《国语文学史》到《白话文学史》

每讲到胡适,不少人都知道他的《白话文学史》,却不甚了解他在此书之前,还有一本《国语文学史》。《国语文学史》是《白话文学史》的前身。1921年冬季,胡适应邀在教育部主办的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讲“国语文学史”。当时他“在八星期之内编了十五篇讲义,约有八万字,有     

走出思维的误区

在我国文学史的治学领域中，不知始于何时便被一种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识左右着。文学革命初期把国民文学与贵族文学、写实文学与古典文学、社会文学与山林文学两两对峙，”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阐释的民间生动的“活”文学与御用文人制作的“死”文学壁垒分明，闻一多在《战后文艺的道路》一文说的统治阶级文学与被统治阶级文学径渭分野，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文学系统与非革命文学系统的排列分类，无不徘徊着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识这一幽灵。在世纪之交，当我们重新考察中国20世纪新文学的产生、构成、形态、品位、形式、倾…     

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真相及胡适诸君的贡献

近年来,有学者对学术界在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问题上通行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是北洋政府借推行北方官话与南方政治势力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语文革命;胡适文学革命理论是在误读西方历史基础上的向壁虚构,他关于文学革命历史的叙述夸大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五四新文学家及语言学者对现代语言变革的贡献。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受西方学者解读西方近代语言变革历史时所使用的"语文政治学"研究视角启发而产生的结论,此结论严重偏离了中国实际。实际上对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北洋政府的态度往往是保守的,有时候甚至是反动的;其承认与推广国语运动的举措,是被动滞后的。国语运动是一场以教育与文化普及为核心目标的现代启蒙运动,无论当时的学者还是政府,并没有多少南北政治方面的考虑。胡适文学革命理论成因复杂,它触及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时最核心的问题,胡适等白话文学运动的"旗手"对国语运动的贡献也得到了国语运动阵营的认可。相对于胡适因无法忘掉中国自身问题而误读西方文艺复兴史而言,由西方理论出发造成的对中国自身历史的误读,更是需要反思的。     

旧题新作:寻觅文学史意义上的时间与存在

受到正统文学史叙事的影响,学界对当年的"文白之争"往往满足于粗疏笼统的"文言反动""白话先进"的对立判断.其实,"五四"的思想故事绝不是仅靠一家之言就能撑起的历史叙事,而需要以"群言"的方式对细节进行不断填充.《重撰"五四":在语义与场域之间》摒弃了单一历史主体的正统叙事,通过呈现"五四"场域中多元主体的思想表达与文化...     

“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新探胡适倡导新文学的宗旨观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胡适于1918年提出的建设中国新文学的“唯一宗旨”观,但近百年学术研究尚未以科学的思维对其丰盈内涵作出详解.本文试图对胡氏新文学建设的宗旨观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予以新探.“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胡适对其“枝叶”文学主张的化零为整的概括.国语文学与白话文学在胡氏表述中是同义语,但实质上是有区别的;而要理解国语文学的内涵,必须弄清白话、国语、方言这三个关键词的趋同性与差异性.胡适对建设何种形态新文学作了这样的理性设计,即分为“工具”、“方法”、“创造”相互关联的三个逻辑步骤,只是对“工具”(白话为利器)、“方法”(具体技艺)作了详解,而“创造”则从略了;至于“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之间的辩证关系,胡适着重强调了后者.这样的“唯一宗旨”观,实际上成了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并驾驰驱的理论旗帜和实践纲领.本文对其新探,发掘出不少新思想、新见解及其偏颇之处.     

“文学革命”时期陈独秀的现代白话文倡导

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现代白话文倡导,主要是在于为"白话语言"建立一个现实浓厚的政治与革命的意识形态内涵,为现代白话建立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特质——这些内涵与特质对日后新文学及其语言的发展影响至深。在以白话为载体的新文学开拓的空间上,陈独秀的现代白话倡导表明一个真正意义之上现代的中国文学的诞生,并使之成为时代文化政治高度的重要事件。由陈独秀的种种观点,可以看到现代白话构成了中国社会之中的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等诸多方面的语言媒介,从这个角度说白话文奠定了"现代中国"及其言说方式。     

全国首次胡适学术讨论会述要

胡适(1891—1962)是我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他在文学、历史、哲学和教育等许多领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并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但是,由于他在政治上持反共立场。因而在解放后的30年中,曾多次受到批判。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适才开始由过去被批判的对象成为被研究的对象。十多年来,我国陆续出版发行了《胡适来往书信选》、《胡适的日记》、《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