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重构──现代主义通往传统的媒介

西方现代派文学曾被认为是一种与传统文学通然不同的文学流派，“所谓现代主义是指现代西方文学中反传统的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动动，是对在思想和艺术方面与传统文学遇然不同的许多思想流派的总称”。①其实我们仔细分析研究现代派文学就会发现，“反传统”不过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因外在形式的变化而造成的一种视觉假象。现代派文学与传统文学相比，虽有其标新立异之处，但其内在精神，或者说潜藏在现代派文学外在形态之下的题旨意蕴，却是对传统的深化和升华。所以有人称现代派文学是“现实主义艺术精神的现代形式”，或“基于现实主义艺术精神…     

“物感”说与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反思

陈世骧“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出发,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自我个体的内心自白与倾诉的言说与解读。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抒情观以其主体性哲学为基础,认为情感的表达与抒发并不缘于心物感应的自然触发,而是主体的自我表现,这与建立在中国传统气类感应哲学基础之上的“物感”说有本质不同。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对中国文学传统做出的言说与解读实际上是一种西方理论话语的预设及推演,造成对中国文学“感物兴发”的情感表达特点及传统的误解与误读,并有违中国文学史事实。这使其学说缺乏文学史实的有力支撑,而最终走向自身理论的瓦解。中国文学传统研究应该基于对中国传统话语体系及文学史事实的准确理解和深刻把握,而不是仅仅从某种先在预设的西方理论话语做出推演,这是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及其“汉学主义”理论范式的问题与误区所在。联系中国传统的“物感”说,反思与检视陈世骧“抒情传统”论的问题得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正确理解与认识。     

走出“私小说”阴影的中国“自我小说”

中国“自我小说”虽然深受日本“私小说”的影响 ,可两者之间更有某种质的差异 ,这主要表现为中国“自我小说”还受到俄国文学、法国文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本文试图在多元文学的联系与比较中对“自我小说”作一系统阐析。     

略论藏族传统生态文化的价值维度

藏民族在其生存环境中形成的独具特色、丰富多样的传统生态文化，是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价值维度，具体包括：生活价值——“身外的自然”的开启和拓展；方法价值——“自身的自然”的延伸和放大；精神价值——人的自我超越；负价值——人类发展的阶段性和理性的有限性。准确地理解与把握藏族传统生态文化的精神实质，对于继承藏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当前建设生态西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休闲文学与文化转型

魏饴教授在《悄然勃兴的休闲文学》一文中把休闲文学界定为一种与“言志”、“载道”的传统文学相对立的文学类型,它不追求政治功利性,旨在满足人的休闲需要,魏饴教授把道德教化排除在休闲文学的价值之外,认为休闲文学的“最大价值即在于能让读者从社会政治中跳出来,真正自由地思考自我,体验人生,回归到现实的‘自我’、‘本我’上来”,［１］很显然,这一立论是建立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即政治功利型文化和消闲娱乐型文化。一 一般说来,政治功利型文化体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和价值取向,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占主导…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性爱题材的非诗意表现──现代英语文学的一个侧面观

现代英语文学中的性爱描写，与传统爱情文学致力描写两情相洽，心心相印不同，表现出一种非诗意的倾向。非诗意倾向具体表现为三种类型，即：现实无诗意”，“本然无诗意”，“诗意的现代转换”。     

独白与复调——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新思考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以独特的方式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文学分类法和“动态”的文学史模式，它以“独白的文学”与“复调的文学”相对照，把作品里的声音由“独白”到“复调”的变化，作为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区分。这种文学史分析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考察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的新思路。依循这种思路，我们发现原有的分析系统可能既缺乏准确的把握力度，也存在一定的漏洞。事实上，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是“线性地”从象征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而是存在着“独白的诗”和“复调的诗”的杂错与对话。前一种诗以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等为代表，他们的诗是个人的“心灵史传”，反映着诗人个人生活中的一系列“精神事件”；后一种诗以鲁迅（《野草》）、穆旦为代表，他们的诗是分裂世界中的思想对话，是把主体推向他所在的世界，推到他的对立面，通过对话性描写，展示比主体世界更为丰富的“生存全景图”。两种诗歌既分属不同的系统，又统一在相同的对空。二者的共存和对话，说明中国现代诗歌“共时”地展现着传统的文学气质和现代的文学心声，透露出20世纪中国文学仍属“转型文学”的信息。     

“匮乏”和“耗尽”的“三新”小说

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三新”小说是“后新时期”诸多“新潮”文学中，三种“新”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写作方式。本文分析了“三新”小说产生的文化语境；分析了“三新”小说与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传统现实主义以及新时期文学中先锋、新潮小说所运用的具有西方现代派意味的，从叙述方式到写作内容完全“私人话语”的写作方式的异和同；分析了“三新”小说的“新与旧”的区别，指出了“三新”小说力图打破艺术与现实，精神与实际的分离感、隔膜感，表现出的很不相同的对世界、对自我主体的体验、认知方式、价值观念及审美观念。同时，也指出了小说作为一种精神提升的可能性展示，“三新”小说的艺术价值以及其艺术价值的有限性     

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共同体书写

纵观西方思想史上对于共同体的定义与诠释，可以看到其由共善、普爱、有序、和谐的“有机体”的建构到对“无效的共同体”的质疑和解构——这与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共同体书写具有相似性。170多年来，华裔美国文学的共同体书写走过了从家庭到族群，从关怀自我到关怀自然及宇宙的逐渐开放的历程，其文化主张也经过了从“文化民族主义”到“多元文化主义”到“世界主义”的变化。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华裔美国文学中共同体的建构要素，依然在于族裔性的彰显、混杂的语言策略与杂糅性文化身份观的表达，其最大的特色是中美文化彼此包容、彼此吸纳过程中的和合与共。这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参照和启示意义：我们只有秉持平等、开放的态度，彼此尊重、包容，才能共存共赢，携手缔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浅谈初中生良好行为的培养策略

初中生年龄大多数是12—14岁，这一年龄段的学生的认知水平与行为准则常常处于矛盾之中，也知道要用道德标准去约束自我行为，规范自我行为，但在自我实践中其“知”与其“行”显得十分的不同步。大至有两种情况：一是有的学生只表现在口头上说得响亮，而行为上常常与这些道理相违背，其“知”只是较低水平的     

“诗言志”与中国文学传统——兼对抒情传统论的反思

中国文学传统研究的问题意识并非空洞的存在，而是建基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的一种中国问题意识，由此反观陈世骧等人的抒情传统论，有必要对其作出认真的清理与反思。作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诗言志”对于理解中国文学传统具有起源性的重要意义，就此而言，陈世骧等人上绍孔子，以“诗言志”传统为其学说提供依据，亦可谓沿波讨源。但考察陈世骧等人的抒情传统论，这种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及其抒情界定对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作出个体情感表达及自由表现的解读，此种解读无论是在孔子那里，还是在以其观点为基本规约形成的“诗言志”及其中国文学传统中，作为“正统”之外的某种“异端”，都不能构成相互的理论支持，相反形成了一种来自“正统”与“异端”的质疑与反颠覆关系。这在造成理论阐释的错位与误读的同时，也构成了对其自身理论的瓦解。走出这种理论困境，需要从对西方理论话语的简单套用回到真正的中国问题上来，也就是回到中国文学本身所处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并对之作出我们自己的理论阐释。     

八股新编 文学别调——论游戏八股文的文学意蕴

游戏八股文是指融入八股文的一种或几种文章要素而写成的文学小品,属于俗文学的范畴。游戏八股文从正宗的八股文中衍生出来,但又与母体有着不同的品貌。按照不同的标准,游戏八股文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其独特的文学意蕴主要表现为对文学形象心灵世界的开掘,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世态人情的揶揄和对自我孤愤的倾吐等。重新“发现”游戏八股文有其特殊的意义。     

中国女性文学:面临新世纪的思考

在 2 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 ,总结本世纪女性文学的传统 ,展望下世纪女性文学的前程 ,对于我 ,既是一种责任 ,又成为了一种诱惑。祖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长足发展 ,直接推动着女性事业 ,而对于能直接反映广大妇女时代演变与心路历程的女性文学而言 ,其推进作用 ,则显得更其巨大而突出。新时期女性文学 ,不仅使长期失落了的女性性别特征得到正位、复位 ,姓了“女”字 ;并且沿着健康轨道 ,让“女性自觉”与“人的自觉”整合一体 ,呈现出中国女性大气而智慧的风范。新时期女性文学 ,不仅同世界女性文学相接轨 ,尤其 90年代女性文学以女性的自我探…     

自我的界定与文化形态的互动

“自我”的界定与文化形态是一个双向建构的有机体。在不同的文化形态中,自我的界定是不同的,同样,自我界定也影响着其文化形态。西方文化中的“自我”强调“人”的客观实在性,以及个人所拥有的法权关系;东方文化中的“自我”,则强调了人的关系,凸显着人的关系属性,以及人所处的社会等级位次。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形态也决定了“自我”的本质与界定——对“自我”的界定和设计构成了文化的结果,并反映着一定文化的价值取向的特性。     

移植西方与植根现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诗学研究的两种理论取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化诗学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理论取向：一者以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为宗,以求做到“洋为中用”;一者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学理论发展,致力于中西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整合与会通。后者的基本观念包括语言与文化的双向拓展、审美与人文的深层建构、内部与外部的视角贯通、自我与他者的交往对话等。其具体研究包括文学文本研究、文学文化语境研究、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的“跨学科”研究。     

从中国传统思维看中国叙事文学的滞后性

中国传统思维是一种综合思维 ,具有整体性、重“情”疏“理”等特征。中国叙事文学的滞后性 ,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第一 ,与中国传统抒情文学比较显示其滞后性 ;第二 ,与西方文学比较显示其滞后性。中国传统思维与中国叙事文学的滞后性之间存在某些必然的联系。     

“五四”文学审美形式论

“五四”文学在审美心理上属于那种开放本真、青春感念、情感中心、冲动炽烈、悲观抑郁的文学类型。“五四”文学审美在形式方面的特征和它在审美心理方面的特征是相互呼应的。因为“五四”文学以感性为本位，“意在表现我自己”，“五四”作家在文学形式上也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守成型决定了文学的守成型，而“五四”则相反在审美形式上是颠覆型的，几乎中国旧文学的一切方面都受到了挑战，这一挑战一直深人到文学的总根基处——语言。颠覆中国传统中已有的一切经验，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审美形式的“五四”新时代，是“五四”…     

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十七年文学"

说到“十七年文学”，至今还是有人停留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知识型构之中，仍然以政治/艺术的两极对立的评价模式，简单地否定其所具有的文学史研究价值，因其强烈的政治色彩而将它与“文革文学”一起摒弃在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之外，不承认它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内在连续性。我认为，孤立地从所谓的“文学性”或“审美价值”的单一角度来处理“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显然是意义不大的。因为所谓的“文学性”或“审美价值”本身就是需要质疑的。什么样的“文学性”或“审美价值”？这样一种标准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历史地形成的？即…     

《金瓶梅》价值的货币文化解读

从货币观念的视角审视货币所引起的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不失为文化史和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金瓶梅》中人物的货币观念、消费观念、价值观与审美观已超出了传统的农耕文化体系,《金瓶梅》因而成为一种具有近代货币——文化本质内涵的商业文学,即由以稳定性和道德至上为其精神特征的“发乎情,至乎礼义”、重义轻利的农耕文学,演变为以“寻新求变”和金钱至上为其精神特质的“发乎情,至乎利益,披乎礼义”的重利轻义的商业文学。这种变化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