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问责制度化的路径选择

中共中央的<暂行规定>走出了构建官员问责制重要的第一步,符合塑造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举.但是还有一些方面需要认真思考,这包括问责常态化、异体多元问责机制的构建、问责官员复出等问题.     

论我国网络问责中官员权利的保障

保障官员在网络问责中的权利是促进网络问责发展的必要条件。由于法理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在我国网络问责的现实中比较严重地存在着对官员权利的侵害。要充分保障我国网络问责中官员的权利,就必须明确界定公民网络问责的权利边界,并将网络问责内容和官员承担的责任相联系,同时还要加强被问责官员的权利救济。     

官员问责制在我国的兴起、问题与对策

以2003年“非典”事件为开端的官员问责制在我国的初步建立,表明“可问责政府”的理念已在中国的行政改革中得到推行。本文在回顾我国近年官员问责制兴起概况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问题,认为要优化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应在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主体和问责程序等方面加以规范。     

网络问责与我国问责制的发展完善

网络问责已成为当前我国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一大亮点。网络问责拓宽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渠道,强化了官员问责中的异体问责功能,渐进地推动着我国问责制的发展进程。网络问责建立了新型的问责方式,实现了公民问责模式的转换;降低了官员的犯错可能,增强了官员和公众的责任意识,对推动我国问责制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引导和规范网络问责,进一步推动我国问责制的发展完善,主要对策包括:培养问责主体的社会意识;建立网络问责的激励机制;加大问责信息的公开和审查;发挥同体问责的保障作用;加强被问责官员的权利救济。     

“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研究

"问责官员"的悄然复出对我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官员问责制构成了极大威胁,使其权威性受到挑战和破坏.尽快完善我国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已经成为当前的紧要任务.在现有官员问责法律框架内,涉及官员复出的内容所占比例偏少,也较为原则,操作性欠缺.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建设应纳入法治化轨道.     

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2003年以来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已经得到极大的发展，但是仍然存在重行政问责，轻法律问责；重事故问责，轻日常问责；重应对问责，轻预防问责；重形式问责，轻结果问责等问题。强化领导者执政为民的责任意识，强化管理绩效评估活动，明确领导者职责等是完善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必然选择。     

使回应运转起来:线上互动中的多维问责与有效回应——以H村"互助问答"平台运作为分析对象

回应民众诉求是基层官员的内在责任.要求官员履行回应责任的主体有两个:上级行政主体与基层民众.这两个主体既是对官员回应行为进行问责的主体,也是官员有效回应行为的外部驱动力.通过对H村"互助问答"平台运作的跟踪观察和分析发现,信息技术的普及和使用使民众诉求表达和村干部回应有了一个透明而开放的载体.这激活了对干部回应行为进行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的条件,而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在实际运作中又分别发展出多种形式且彼此有机关联的问责方式,并形成问责合力,驱动了有效回应行为.这种回应机制在本质上是"多维问责式回应",多维问责是有效回应的驱动力.基层官员基于多维度的问责压力而选择采取有效的回应行动.问责的多维性决定回应的有效性.问责的多维性越强,问责的压力越大,回应的有效性也越高.高强度的行政问责和高强度的民众问责下更容易驱动官员的有效回应行为.在实际政治运作中,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的强度并不总是在一个水平线上,其表现强度的差异性生成不同强度的问责压力,从而组合生成不同路径的"多维问责式回应"行为以及不同程度的有效回应.     

强化或是扭曲：绩效问责对官员创新行为激励影响的实验研究

持续的改革创新是地方政府应对复杂多变环境的重要战略和手段,政府创新在宏观层面是制度结构的设计问题,在微观层面则是官员创新行为的激励问题。然而,在实践中始终存在官员创新需求与官员创新行为阻滞之间的矛盾,上级政府试图通过问责来强化官员创新行为的绩效结果,以解决官员不作为问题,而事实结果往往由于绩效问责改变官员个体创新意愿而导致创新行为更不易发生。基于官员创新意愿测量,采用实验法研究绩效问责、官员创新意愿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公务员个体创新意愿具有结构性特征;(2)高创新意愿和低创新意愿对于绩效问责反应的敏感度存在差异;(3)官员创新意愿转化为创新行为的过程中存在制度性阻滞。     

清代雍正朝问责处分官员之重心初探

雍正朝对官员在职期间的违制违纪行为都要予以问责、处分。其时,官员违制违纪的范围和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举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而其中对官员在治政中行政失误的追查,成为清代问责官员的重心所在,是政府诸多问责内容中的主流。当时行政失误主要有,印务失误、文书失误与司法失误。这些失误直接关系到中央政令的传布、地方司法的威信。所以,朝廷在此方面的问责与处分是既周密又有力度的。     

行政问责制的主体及其保障机制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一种现代行政制度安排,是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变革。行政问责制的有效运作,有赖于扭转"官员问责"的强力纠偏,从"官员问责"走向"问责官员",实现从"同体问责"向"异体问责"的转变,使民众成为行政问责的本源主体。同时,还必须强化人大的权力监督,发挥人民政协与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健全司法机关监督,加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和民众的知情权,等等,以此来保障行政问责制的程序化、制度化和法治化。     

公共责任与官员问责制

源于西方政治的问责制(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如今在中国已成为现实,正在推行.为了理解官员问责制的内涵,对于英文"accountability"初始涵义,以及"责任"、"公共责任"等相关概念的考察就成为必要.本文在分析了这些概念之后认为,公开、民主、公平和效率是当前我国的官员问责制所追求的目标;而官员问责制的基本内涵有:政府官员应对其已履行的责任向人民汇报说明;对没能履行的责任要接受民众的问责;来自政府系统内部的问责;来自法律法规的问责及来自自身的问责.显然,把握问责制的这些内涵,对于我国官员问责制的成功推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责任政府理念下的行政问责法治建设探讨

行政问责法治化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对推进行政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存在着行政责任不够清晰、法律法规尚不完善、行政伦理建设不足、配套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对此,我国必须进一步明确政府官员的行政责任、加快完善行政问责法律体系、大力加强政府官员行政伦理建设和行政问责配套法律制度建设,以使我们的政府真正成为具有强大公信力和执行力、令人民满意的责任政府。     

宋代县级官员问责制

宋代以法律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及所属各部门官员的法定职权和责任,对违法失职行为进行监督和责任追究;其基层县级官员问责建立了问责主体明确、问责内容详细具体,问责方法多样的机制,且依据责任大小、轻重划分为:以限制人身自由的编管、羁管等;以剥夺或黜降官职和爵位的除名、勒停等;以经济处罚为主的罚俸、赎铜(罚金)等责任形式,这样就形成了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事后升迁或黜降的制度体系。     

烟草行业问责制的实施困境与制度构建

中国烟草行业问责制从制度制定到问责实施都取得了重大成效,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应从实行全方位问责、界定问责主体、明确问责客体、规范问责事由、构建科学合理的问责程序、建立健全问责客体承担责任的方式体系、健全问责制的配套制度体系等方面构建烟草行业的问责制度。     

我国官员财产申报问责体系制度设计

当前我国官员财产申报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虚假申报或无效申报,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责任追究机制缺失,问责主体不明,问责程序虚无,惩处力度不够,这些已经成为影响财产申报制度有效实施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借鉴国外财产申报制度成熟国家的丰富经验基础上,建立起我国的财产申报问责体系是重要而紧迫的.     

问责机制中的信息公开

在我国,问责机制还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理念、规章建制还是操作层面上,都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和空间。问责从决定启动到最终决定的作出要经过诸多步骤,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步骤的信息都有公开的必要和可能。问责程序的启动应当伴随着信息公开,问责主体应当以主动公开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其作出启动问责的决定。问责过程应当是有限公开,对于问责的发展过程及阶段应当公开,但是对具体的内容不应当公开。问责决定(结果)应当全面公开。被问责官员复出要公开的是其问责的事情的处理结果及其将要出任职务的情况。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构与完善

2008年,由于不断发生伤害公共利益的事件,从三鹿奶粉事件到山西襄汾尾矿库溃坝,再到深圳龙岗区大火和登封市煤与瓦斯爆炸事故,一大批官员被追究责任不作为或不恰当作为,从中央到地方,高到部级,低到县处级;或引咎辞职,或遭免职;涉及到几十名官员,出现了一个问责高峰,2008年也因此被称作"行政问责年"。本文通过论述行政问责制的概念内涵和制度的建构,针对我国行政问责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公民问责的行动模式及其要素分析

公民问责是公民发起的直接指控或主张追究政府及其官员责任的社会活动,分为公民问政和公民究责两个相对独立的行动范畴.根据公民与政府之间互动关系的性质,形式多样的公民问责实践主要可以分为信任合作型、问政追理型、评议考核型、究责诉讼型等行动模式.不同的问责模式反映了公民与政府之间不同的关系类型,并在参与者范围、参与深度、问责的对象和内容、激励方式、制度化水平和问责效果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     

香港特区政府的问责制改革

香港特区政府于2002年7月开始实行主要官员问责制改革。这项旨在适应社会和市民对政府的问责性要求和提高政府能力的改革措施的推行,构建了一种在非责任政府体制下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问责制”实施两年来,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改革的路向是正确的。它在香港政治发展的历史上首次彰明,政府及其主要官员要以民意为依归,要向民意负责。     

官员道歉、问责及其制度安排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官员道歉越来越多地进入公众的视野.道歉本质上应该具有真诚、主动、非功利性特征,是问责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前官员道歉存在的种种异化趋势表明,我国迫切需要对道歉从制度上作出科学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