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选民登记中的选举权保障问题探析——以太原市迎泽区郝庄镇人大代表选举流动人口选民登记为对象

一、太原市流动人口选民登记的现状和问题(一)现状太原市迎泽区郝庄镇位于太原东部,上接东山高速公路,下接太原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因交通便捷,现已成为太原市、乃至山西省最大的服装、鞋帽、小商品批发市场,辖区内有太原市民营经济开发区。目前,全镇辖29个行政村,3个社区居委会,有户籍人口46229人,流动人口约64000人。在2011年县乡人大代表选举中,共登记选民39216人,其中户籍人口为     

完善选举制度推进民主进程--直接选举中对代表候选人介绍方式的改革

选举制度是民主政治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也是民主的保证。人大代表的选举是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主要途径与方式。本文针对现行选举法在介绍代表候选人方式上存在的欠缺 ,提出了改革的意见 ,以促进选举制度的完善 ,切实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     

危机管理和后选举治理的成功范例——对重庆市开县麻柳乡"八步工作法"制度创新的分析

我国目前正处在转轨时期,新旧体制观念的冲突随时酝酿着危机,如何在化解社会危机的过程中有效进行制度创新,是摆在各级地方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在对重庆市开县麻柳乡"八步工作法"进行认真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八步工作法"是麻柳乡党委政府因应严重的社会危机而进行的一项工作制度创新,是基层民主政治的生动体现,为在和平建设时期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和政府如何依靠人民、让人民当家作主探索了一条可操作的路子,也可为其它地方的乡村治理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城市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对H市的一项问卷调查分析

社区居民自主参与社区事务的程度是衡量社区建设成就的一个指标,也是影响到社区建设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调查表明城市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总体上较弱;居民与社区的利益关联和情感认同是制约其参与意愿的两大因素;在社会一体化进程不可避免地弱化居民与地域性的社区的利益关联和情感认同的背景下,我们要更多地关注那些"脱域的共同体".     

农村社区中的信任状况研究——基于对凉州区建设村问卷调查的分析

信任是社会秩序的粘合剂,立足于我国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以某一农村社区为研究场域,以实地调查研究资料为内容,通过对建设村实地调查资料的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农村社区中的信任状况不容乐观：特殊信任衰退,普遍信任下滑,制度信任模糊。在此基础上,基于问卷调查的结果,分别从经济、社会、制度、文化以及个体等五个纬度展开分析,结果发现,农村社区中,村民的谋利心理和行为、村民社会流动性的加快、制度供给与执行不力以及农村社区传统文化的消解等诸多因素,是导致农村社区信任下滑的重要因素。     

从道德危机的范围、程度看道德重建--对广东省"三个文明协调发展"问卷调查的分析

不良社会环境下的“道德不作为”和“陌生人社会”里的道德失范,表明道德危机存在着程度不等、范围不一的区别。导致“程度不等”和“范围不一”的原因是社会环境的差异。因此,道德建设的基点是社会基础的重建和社会环境的改善。     

农民合作社禀赋对其“农超对接”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的影响分析——基于江西的抽样调查

农民合作社禀赋是影响其农超对接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的重要因素。基于江西省224份合作社的调研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合作社禀赋对其农超对接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的影响。分析表明:社员文化程度越高,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意愿越强烈,参与程度也越高;随着合作社注册资金的增加,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的意愿和参与程度都会显著提升;拥有一村一品特色农产品的合作社参与农超对接意愿和参与程度更高;合作社的供货规模会促进其农超对接的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合作社的市场开拓能力,会降低其农超对接的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     

重大公共政策过程中的社会参与:有序性和有效性——基于公共政策学视角的理论分析和制度建构

实现重大公共政策社会参与的有序性和有效性,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文基于公共政策行动性思考逻辑,从重大公共政策社会参与的本体研究出发,在国内外主要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基础上,着重于完善重大公共政策社会参与机制的政策制度建构。在社会参与客体方面,提出自主决策型、改良式自主决策性型、民主协商决策型和公共决策型4个不同政策问题层次,实现阶梯化有序的社会参与;在社会参与主体方面,根据参与主体组织程度、参与动机、建议质量等不同特征构建社会民意分类机制,使参与过程和决策过程有效衔接;在社会参与渠道方面,设立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社区工作室,实现从基层到决策层社情民意机制全覆盖,同时完善公共部门微博的民意收集功能、政策测试功能和解释引导功能。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院调解--对我国法院调解重兴现象的法理分析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在经历过由热到冷的变化之后,即将迎来一个重兴的历史时期。这次法院调解的重兴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与历史必然性。同时,法院调解的重兴需要优化重构,而再构的法院调解制度应当注意处理好继承与创新、批判与吸收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院调解制度。本文将这次重兴放置于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观照,从而认为这次法院调解的重兴应以当事人主义为中心进行定位。文章认为,这次法院调解的重兴是我国调解的传统、全球司法改革的潮流、调解自身的比较优势与“大调解”格局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法院调解的重兴与再构中,要正确、理性地看待本土资源与域外经验,切不可持机械主义与拿来主义的态度,从而进一步论证,法院调解的重兴与法制现代化建设并行不悖,重兴的法院调解制度必将对法制现代化建设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并成为法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与制度变迁——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主体作用和局限的分析

国家作为制度变迁的主体之一 ,其功能是由组成国家横向权力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以及组成国家纵向权力的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承担的 ,这些机构在制度变迁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特点。同时 ,作为相对于个人和社会团体的制度变迁主体 ,国家具有一些明显的优势和作用 ,但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和弱点。     

我国当代农民素质的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来自对湖北三个行政村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

农民素质是农民已有知识、能力和观念等综合性指标体系.农民素质的提升在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问题,是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包括农民的文化、科技以及现代意识在内的三大素质的结构、特点与主要影响因素后认为,没有农民素质的整体提升,就没有农村社会乃至全国的全面小康.在建设全面小康过程中,一定要始终坚持抓好农民素质的提高.     

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理论分析和模式选择--兼论中国在东亚汇率协调机制中的作为

20世纪90年代末期，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波及全球暴露了东亚各经济体在货币(包括汇率)领域各自为政、缺乏区域协调所带来的弊端。东亚各经济体普遍希望加强区域内的货币合作和建立东亚汇率协调机制。钉住货币篮制度是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的现实可行方案。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的实现必须经历三个阶段。中国参与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的成本——收益分析表明中国应积极参与东亚汇率协调机制，为建立亚洲单一货币作出应有的贡献。     

互联网使用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的实证分析

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对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影响日益引起关注,有必要基于CSS2013调查数据,分析互联网的普遍使用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意见表达参与中,互联网使用者会更积极参与向政府部门表达意见,其中城市网民是在线政治参与的积极分子;维权抗争参与中,低教育程度网民更容易受到互联网信息的影响,易被互联网信息操控和鼓动而更积极参与到维权抗争行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