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斯大林的"三分法"思想

列宁虽然曾经反对和贬低过“三分法” ,但他后来改变了态度 ,并大量地运用了“三分法”。斯大林虽然没有公开、直接、明确地提出“三分法” ,但也在一些论著中运用了“三分法”。这是列宁主义理论大厦中的珍宝 ,值得我们去挖掘、继承和运用。     

回应中国哲学"合法性"质疑的三个问难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在中国哲学现代化和世界化过程中产生的,它以批判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极端形式提出来,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民族化的诉求.集中体现为三个问难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史学科具不具备合法性;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具不具有合法性.     

走出"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误区

"哲学就是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界的一大教条,它是中国的哲学工作者误读和曲解黑格尔哲学的产物.黑格尔从来没有讲过"哲学就是哲学史";中国哲学界所以鼓吹"哲学就是哲学史"无非是想借助于哲学史这样一个哲学与史学的交叉领域把自己陌生的哲学研究消解在自己熟悉的历史研究之中;"哲学就是哲学史"是告别黑格尔哲学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纲领;中国哲学必须告别历史,面向世界,走向未来.     

"我思故我在"及其争议

笛卡儿是以正确运用理性的哲学方法论的鉴定为前提来开始哲学探索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就是严格按照这一方法论的要求建立起来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奠定了笛卡儿从思维中推导出外部世界的确定知识的基础,是笛卡儿哲学体系的奠基石.但"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在哲学史上引发了众多的争议,这些争议表明哲学问题的解答决定于哲学的方法论.对于相同的哲学问题,不同的哲学方法论会导致极不相同的哲学答案.所以哲学的批判和创新首先是哲学方法论的批判和创新.     

走出"神学叙事"建构"历史科学"--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科学化要求及其历史性限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反思表明,其研究现状尚未从根本上超出前科学形态;当前的迫切任务是颠覆原有的"神学叙事"范式,构建"科学历史"的范式,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科学化即由"前科学"向"科学"的飞跃.但是,"历史科学"的一般性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特殊本质,又要求我们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科学化的过程中不能重蹈西方科学主义的覆辙,而必须在"本文(马克思哲学)"与"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与"叙事(意识形态)"、"逻辑(内史)"与"历史(外史)"、"同一(建构)"与"差异(解构)"之间既保持必要的张力,又坚持具体历史的统一,以期超越科学主义与历史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在成为"科学的"历史的同时成为真正"历史的"科学.     

近代"中国哲学"发源

用解一字即作一部文化史的观念检计,"哲学"不仅是"phnosophy"的译名,其发明者西周以之为东洋学问的对应物.而将"哲学"与东洋连接在一起,始作俑者是东京大学,起重要作用的则是加藤弘之和井上哲次郎.后者在前者授意下撰写的<东洋哲学史>,用西洋philosophy系统条理中国古代思想,将"哲学"由他者的学问即西学,变成东洋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演变为普遍性的学问.这与此前中村正直、岛田重礼主讲"支那哲学"仍旧依照中国脉络截然不同,背后实有掌控东亚话语权的立意.中国新进人士如王国维等接受哲学,已经将普遍性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这样的比附后来演变为用西洋系统条理中国思想的天经地义,也引起有识之士的反省.不过,"东洋哲学"与"支那哲学"给东亚尤其是中国提供了重估固有文化的机缘.就此而论,"中国哲学"包括:第一,用哲学概念重装古代思想(一般所谓中国哲学史);第二,"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发生及其来华后的发展演化;第三,借鉴philosophy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的思维.寻求"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脉络,应该严格分别一二两项.至于前景如何,后一方面的成效至关重要.     

典范与方法:侯外庐与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在20世纪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侯外庐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对于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史"而言,侯外庐所建立的典范与方法曾经长期发生重要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将探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这样一个脉络之中来考察侯外庐是否合适?换言之,对于"中国哲学史"来说,关于侯外庐的讨论是切题的还是不相干的?第二,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来说,侯外庐所建立和提倡的典范与方法是什么?第三,侯外庐所建立的典范与方法是如何流行的?那种典范与方法是否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建立之后的结果?抑或对于侯外庐自己来说,这种典范与方法可以视为一种学术发展的结果?第四,对于当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及最近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讨论,侯外庐所建立的典范与方法是否还有其相关性和意义?     

关于《邓小平文选》中的“三分法”运用

我在重读《邓小平文选》第一至三卷之后,发现邓小平同志不仅运用了“二分法”,而且运用了“三分法”,还运用“多分法”,其中“三分法”的运用更为普遍、科学和深刻。现在,对于他的“三分法”运用作一番阐述、分析和论证。     

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中"看"的解构

海德格尔对"看"有着特别的兴趣.这种兴趣首先是他在现象学中引出和培养起来的.在西方哲学史上对看的重视最终却指向了一种特别的看的样式--对理智的直观这种理论的凝视.笛卡尔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将"我思"之直观作为一切确定性的基础.在他之后,看的关系成了表象和被表象的关系.海德格尔在基础存在论中指出了人生存的原初的"看"的样式,从而说明,哲学史上占统领地位的直观这种看的样式,实际上是原初的看的衍生样式.但是这种衍生的看以数学的平均样式成为科学和技术的基础.科技时代对物的片面的看的方式导致"座架"的形成.在座架中,世界变成一个图像,人作为表象的主体获得对世界的完全的统治.但是座架对人的存在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如何摆脱这个危险,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思考的问题.     

中共三代领导核心思维方法的发展

中央三代领导核心的思维方法是一脉相承的 ,但侧重点不同。毛泽东强调的是“两分法” ,也有“三分法”思想 ;邓小平则把“两分法”和“三分法”并重使用 ;江泽民大量使用的是“三分法” ,也运用了“两分法”、“多分法”。“两分法”、“三分法”、“多分法”同属于唯物辩证法。可见 ,把“两分法”绝对化是不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