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良法善治：逻辑关系、科学内涵和路径选择

良法善治的逻辑起点和根本动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和伟大实践,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内在机理,集中体现在制度、价值和能力三方面。良法善治包括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其中法治有权威是良法善治的前提,良法与善治之间的同质、同步是其核心要求,具体衡量要素是其判断标准。面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任务,必须加快良法善治建设,即坚持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领导,构建良法之治的法治体系,完善德法共治的国家治理,发挥规划的统筹推动作用。     

法治及其两种精神——兼论法治系统工程中自然法学与实证分析法学的统一

法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由两部分构成法律的创制、法律的实施,前者为后者提供前提和依据,后者使前者得以体现和有效贯彻.也正是把法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在这项系统工程中考察自然法学与实证分析法学,二者其实是可以统一的,那就是为这项系统工程分工而合作.具体而言,用前者创制良法(相对良法而非绝对良法),用后者运行良法(当然也吸取了前者合理且可贵的因素).二者所宣扬的"公正、平等、正义"等终极理念和"法律(实在法)至上"之信仰正是法治的两种精神.     

论法治精神的逻辑内涵和外延

狭义而言,法治精神仅指追求法治的价值取向,以及实现法治或良法善治的理想、信仰和思想原则.法治精神可以分为字面意思的法治精神和除此之外的人们赋予其上的法治精神,此外再没有其它法治精神,逻辑起点可以由此开始.这两类法治精神又可以称为顾名思义的最基本的法治精神和追求良法善治的法治精神.最基本的法治精神包含法律至上精神和人民意志至上精神.追求良法善治的法治精神包括民主自由和尊重保障人权精神、公平正义精神、公正司法精神、监督制约公权力精神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精神还包括科学、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与法治的有机统一等.     

关于依法治国的两点思考

要将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必须做好二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创制良法，二是实施良法。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人民立场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指导全面依法治国的科学理论,人民性是它的底色和独特优势。习近平法治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民性、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中国国情的人民性以及习近平实践经历的人民性。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由人民评判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人民立场的内涵所在。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人民立场要坚持党的领导,保持党的廉洁和清醒;要推进良法善治,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要加强队伍建设,牢记为民初心和使命。     

论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移植异化——以粤港两个案例的比较为视角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良法善治是必然选择。法律移植是良法的渊源之一。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法律移植是新兴国家实现法治现代化的捷径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的立法实践表明,我国环境法制度主要是从西方国家移植而来。以粤、港、澳建设中两个涉及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案例为实证比较范本,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借鉴吸纳过程中异化的个案,可以看出良法的制定并不仅仅是纯技术层面的移植那么简单。法律移植过程中,因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文化冲突,移植制定新法的过程可能就是法律异化的过程,而发生了基因变异的移植法必然实效性骤减。     

在规范与行为之间——当代中国法治研究的三种路径评说

法治社会的实现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目标.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包含"良法"和"良法被普遍遵从"两重含义,相应的,法治研究有规范、规范与行为的互动、行为三条路径.当前,在法治框架下对个体行为逻辑进行研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康德的“法则”到马克思的“联合体”:良法与善治——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哲学思考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依法治国,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良法",通向共产主义"善治"的重要举措。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共产主义是良法向善治的飞跃。良法是以人性的自由意志为基础的,惩恶扬善是良法的目标,也是与恶法区分的标准。康德的"法则"和马克思的"联合体"概念阐释了良法与善治的内在人性结构。良法最终要达到善治,善治即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联合体","联合体"是人性善的复归。     

宣示法治:文本、立场与实践

法治作为一种全球性意识形态,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能找寻到的最优的治国理政方式。选择法治,就意味着主张规则之治、法律主治、良法之治,并认可法治是善治的价值符号。中国在迈向法治的道路上,经历了分歧、确认、追仿、彷徨等不同阶段,法治建设的徘徊反复归因于法治主义立场的摇摆模糊。法治评估是法治实践的最新形态,简约而坚定的法治主义立场是法治理论与实践有效对接的桥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的实现,任重而道远,关键在于法治理论的践行。     

公民意识与法治国家的构建

本文研究了公民意识的法治内涵,揭示了公民意识的法治意义及其价值——公民意识是法治国家理论的思想基础,公民参与形成“善治”,公民参与的宪政价值。     

论未来世代权利的法哲学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当代人的行为引起了资源消耗、核废料、环境污染以及基因改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后代人的利益,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一种超越时间纬度的未来世代权利因此出现,其核心是“当代人有责任使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和利益受到充分的保护”。现在,对于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的未来世代权利如何保护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哲学问题。人类共同体理论能够为未来世代权利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     

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综论--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内容分析

我国社会学自恢复学科建制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范、不够本土化等问题,这就阻碍了学科内的沟通,影响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力。通过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社会学研究整体层面的一些优势和不足。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道德哲学基础

少数人作为道德王国的成员,其尊严也应得到尊重。伦理精神与少数人权利保护存在于统一的社会秩序之中,我们要在善恶因果律中把握少数人权利保护,在价值合理性中彰显少数人权利保护,在生态整合中体现少数人权利保护。在道德哲学层次,少数人的权利保护已不再仅仅是道德规范的实现,也涉及到伦理精神的实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作者的生平事迹、著作等论述中存在着某些疏误乖违。本文依据地方志、别集序跋、小传等相关的文献资料,对《提要》所论及的作者,如陈轼、彭师度、姚菱、储掌文、汤斯祚等,从他们的科第、仕历,到作品的著录、版本、卷数、存佚等,均一一作了订正和考辨。     

论马克思主义真理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真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在从相对走向绝对的过程中发展 ,在同错误的斗争中发展 ,在对真理颗粒的整合中发展     

文化的哲学生存论解读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岐义纷呈的概念。文化研究的前提性、基础性工作是从哲学生存论上对文化进行解读。在生存论的视域中 ,人类文化是在特定的生存境遇中产生的 ,它直接源自于人在应对自然环境的活动中“显”生“隐”死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取向 ;文化标志着人与自然和自身既“逆”又“顺”的双重关系 ,有着“显”与“隐”的结构和功能 ,具有本体和功用双重属性。所以人类文化也具有自我矛盾的性质。人经由文化的创造而提升于动物之上 ,形成具有内在张力的有意义的生存方式 ,但同时也导致人类内部高下 ,贵贱的区分。要卓有成效地研究并解答当代的人类文化问题 ,首先要做好这一哲学的解读工作。     

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新理念

城市的发展不能长期依靠“负债经营” ,要逐步实现“以城养城”。经营城市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理念的创新 ,我们不但要善于建设、管理城市 ,而且要善于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主要是指提高城市经济竞争力和城市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根本条件取决于城市的软、硬环境 ,更重要的是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降低交易成本 ,建设法治经济和信誉社会。     

“日常生活美学”批判与“超越性美学”重建

当代中国美学发生了日常生活美学与超越性美学的对立。日常生活美学肯定大众文化,主张审美回归日常生活,建立以感性快乐为本质的新的美学原则;而超越性美学则主张审美超越日常生活,应该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批判。现代性分裂为世俗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世俗现代性沦为感性异化,而审美属于反思现代性,是对世俗现代性的批判。因此,要吸收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重建超越性美学。对大众文化,应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肯定其合理性,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丰富、美化了人们生活;另一方面,警惕感性异化,坚持审美的超越性,开展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建设精英文化。     

自我技艺学与美学化的自由实践——福柯生存美学思想举隅

福柯的美学主义涉及到人自身及其生活领域中的一切"美学态度"。此一美学无疑就是一种把人自身及其生活视作艺术品来看待并实践的"精神性"的、实践的美学。其植根于人自身的自由生存实践,或"自我技艺学"之实践之中,因而亦可称之为"自我技艺学化的美学",就是"‘自身的文化’的生存美学"。     

中国共产党执政价值观探析

执政价值观是执政主体对执政活动的一般价值的政治伦理判断,其内容主要包括对执政活动的价值目标、价值标准和价值模式等的认识或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执政基础的合法性、执政活动的有效性和执政行为的规范性是评判党的执政价值的三个最为重要的量度。“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