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书收“■”指误

“■”是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的字,古今辞书收录“■”是一个误会。     

红山文化“■(■)”形符号与北方民族“ ”形崇拜

“ 、■”形是具有世界性的原始符号。在古代的印度、希腊、波斯及阿尔泰语系民族中,普遍存在“ 、■”形崇拜。它除了宗教以外在世界的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中具有不同的象征含义和不同的式样和变体。在红山文化区域,先后发现“ 、■”形的考古实例和各种变体。“ 、■”形崇拜在北方民族中十分盛行,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原始信仰符号,其基本内涵是原始宇宙观——宇宙数字。     

合肥方言单音动词考释(1)

就合肥方言单音动词的词形、词义及语音进行研讨。考释研讨的单音动词共50条,其中“烧”、“擐”、“鬻”、“■”、“■”、“欶”等牵涉到词典等在注音、释义及词形认定上的一些问题;“农”、“趮”、“■”、“■”、“■”、“■”、“■”、“懑”、“淖”、“■”、“劷”、“豧”、“■”等牵涉到古词、古义在合肥方言的留存。     

唐代墓志讹混俗字考释

唐代墓志仍有不少讹混俗字待考。选取25例加以考释,认为“■”当是“因”字俗讹,“■”当是“周”字俗讹,“■”当是“旦”字俗讹,“■”当是“晷”字俗讹,“■”当是“折”字俗讹,“■”当是“郵”字俗讹,“■”当是“贊”字俗讹,“■”当是“雨”字俗讹,“■”当是“丹”字俗讹,“■”当是“逝”字俗讹,“■”当是“蠖”字俗讹,“■”当是“纏”字俗讹,“■”当是“予”字俗讹,“■”当是“峩”字俗讹,“■”当是“痛”字俗讹,“■”当是“砆”字俗讹,“■”当是“澂”字俗讹,“■”当是“群”字俗讹,“■”当是“挹”字俗讹,“■”当是“勝”字俗讹,“■”当是“八”字俗讹,“■”当是“鵷”字俗讹,“■”当是“顧”字俗讹,“■”当是“青”字俗讹,“■”当是“庶”字俗讹。     

西夏文“■■”(b■2bjij1)考源

西夏文“■■”(b■²bjij¹)又写作“■■”(b■²bjij¹),常见于佛经文献,与汉文本“粪扫(衣)”“补衲(衣)”等对译。从字形和字音两方面进行考察,依据出土的西夏文献材料,推测该词在西夏文造字时与“■■”(b■²bjij¹)同源,意为“蜣螂”。蜣螂以粪便为食,有喜于粪土中推却屎丸的习性,后来,人们用该词专门记录佛经中的“粪扫(衣)”“粪(衣)”,成为佛经专用词。“粪扫衣”又称“衲衣”“百衲衣”,为世俗人当做垃圾舍弃的衣服,泛指僧尼所穿之僧衣。又因僧尼的衣服多补缀缝衲而成,因此西夏文献中的“■■”(b■²bjij¹)又衍生出动词“补衲”、名词“补丁”和形容词“破旧的”等义项。     

模态对当关系三题

(■)模态方阵中的“P”和“■”各代表什么判断?现代逻辑确定,“必然■”,“可能p”,“必然■”,“可能■”四种模态判断之间,具有可以表示为一个逻辑方阵的如下一些对当关系:     

闽南方言情态结构“会/■(得)通”的语义演变

“■（得）通”“会（得）通”首先出现的都是三音节。“■得通”诞生于明刊戏文,“会得通”始见于清末。两者都是出于语用的需要,分别由情态动词“■得”“会得”和情态动词“通”组合而成,组合后都凝成一个整体,在日据时期得到大发展。“■通”和“会通”分别是“■得通”和“会得通”的省略,都始见于日据时期。“■通”和“会通”出现后,它们的语义演变几乎和“■得通”“会得通”的语义演变是一致的,都是多方向进行的。“会（得）通”的语义有3个演变方向,“■（得）通”的语义有2个演变方向。不过,三音节和两音节的语义演变大同中有小异。这是它们内部发展不平衡和内部相互竞争的结果。“会（得）通”的语义演变符合人类语言情态义的演变共性。“■（得）通”的语义演变既体现人类语言情态义的演变共性,也体现出闽南方言情态义演变的类型特征和罕见的特征。到了现代闽南方言,“■（得）通”“会（得）通”在与其他同义结构竞争中处于劣势,且呈现出不同程度被其他同义结构取代的趋势。     

南北方言中的“■”

文章比较了“”字在晋语和部分南方方言中的实例。从“■”字的引申用法可以看出 ,北方的晋语多往抽象的比喻义发展 ,而南方方言则多向实体义和抽象的时空义发展。     

卜辞“受■年”新解

在殷墟甲骨卜辞中,人们不难发现有“受■年”的词例。其中间一字还有■、■、     

甲骨文中薏苡种属的判定

通过植物形态学与文献资料的相互印证,认定甲骨文“■”乃隶书苡,为薏苡野生种的文字形式,它与甲骨文“■”即共同组成薏苡属的两个物种,并用“■”即■以字归类之。这是世界上首次关于栽培种和相应的野生种并进而提出生物属的文字记录。     

魏晋玄学及之前的哲学家关于有无关系论述中的整体统一论思想

在存在论的意义上．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有”和“无”曾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有形”、“有名”，“无形”、“无名”；另一种是“实有”、“存在”，“虚无”、“不存在”。在《老予》中“有”或“无”到底在哪种意义上成立并不很清晰，但其基本倾向是“有形”、“无形”。之后的《庄子》一书明确用“无形”、“无名”来解读“无”。早期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何晏和王弼将“无”虚无化，以“无”释“道”，主张“责无”、“贱有”。之后的裴领、郭象等人提出“无不生有”。再后来，北宋张载、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等人则从气一元论的学说出发，将有或无都看作是气的不同状态。无论在怎样的意义上对“有”或“无”进行阐释，中国古代的哲人们都试图要说明世界的统一性、整体性和系统性。其区别仅仅在于是“无”统一于“有”，还是“有”统一于“无”。     

论《论语》中“仁”的多层统一

<论语>中的"仁"可分为多层,认为<论语>"仁"具有层次性的一些学者将<论语>中的"仁"分为"全德之名"和"德目之一"两个层次,此观点有不完善之处.结合孔子思想实际与<论语>具体材料的文意训释,<论语>中的"仁"可分为"理想之仁"与"现实之仁"两大层次,并且"现实之仁"内部还可分出多层.<论语>的"仁"是一个多层的统一体,这些层次间相互关联,共同统一于"爱人".     

浅谈朱熹的"理一分殊"

理一分珠是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这一人类思维中的基本问题的一种理解方式.从三个方面揭示了这种理解方式的特点其一,从形式关系上把握一般与特殊;其二,从内容关系上把握一般与特殊;其三,从价值论上把握一般与特殊.文章特别指出,在价值论上,佛道联结一般与特殊的方式是"否定的统一",而儒家联结二者的方式则是"肯定的统一",承认"肯定的统一"是儒家对一般与特殊关系的理解方式的根本特点.     

哲学虚静论与中古文学虚静理论

"虚静"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和思想,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对其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形成中国古代哲学中独特的"虚静"理论.儒家对"虚静"的阐述只注重一般的哲学层面,而道家则从一般宇宙观的角度阐述"虚静",认为"虚静"是认识客观事物的基本的哲学方法.中古文学的虚静理论就是在这一哲学层面上引入了哲学上的"虚静"理论,把"虚静"看做是文学创作的方法论.陆机的"虚静"理论与具体的文学创作过程相联系,并用形象的描述,阐述了文学"虚静"的特点和实际运用的情形.刘勰则从理论的高度,将"虚静"与艺术构思紧密联系起来,构成了他完整、系统的文学虚静理论.     

论方苞的"义法"说

在方苞的"义法"说中,"义"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物和道理,"法"则是"义"的存在形式."义"有两层意义,即存在于主体的"义"和存在于作品的"义".就前者而言,"义"决定"法";就后者而言,"法"决定"义"."雅洁"从语言风格方面对"义法"作了补充."义法"说凸显了形式的重要作用,深化了传统"文道"关系问题的讨论.     

“优歌”“秧干”辨

广灵秧歌,又有＂优歌＂、＂秧干＂等异称,但文献中并不见其作为＂秧歌＂的记载。笔者在详尽辨析之后认为,＂优歌＂非＂秧歌,＂＂优歌＂很可能是一个泛称;＂秧干＂是＂秧歌＂一词的读音在广灵方言中发生音变所致。此外,舞台题壁中的＂洋歌＂、＂洋干＂、＂洋哥＂等称呼,除方言原因外,亦与书写者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书写随意,不求文字的准确性有关。     

神似译作——倾“力”打造

根据格式塔学派关于"结构同形"的观点,本文认为,引入"力"的概念能为"以形传神"的讨论铺平道路,即文学翻译要做到"神似",就必须充分考量原文的"神"力,"意"力和"形"力,并力争使三者融合.     

以“民众经济”取代“非公经济”

当前人们对"非公经济"这个概念的质疑越来越多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问题,而是关系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的战略和政策的问题.对经济组织最有意义的划分不是"公有"还是"非公有","国家所有"和"民众所有"的界限在市场经济中的界定才是十分必要的.希望国家在称谓上以"民众经济"取代"非公经济",并在相关政策上体现"民众经济"的理念.一个"众"字充分体现了"民众经济"的社会主义特征.     

论"道"的数学表述与现实存在形式

"道"作为"无"与"有"的辩证统一,其数学表述形式是"零",现实存在形式为"场".     

从中国传统美学看中国翻译理论的“向心”文化特征

在以“物”向“心”倾斜、“天”向“人”倾斜的中国“心学”文化哲学影响下 ,中国传统美学所崇尚的“内重外轻”、“贵神贱形”、“心融万有”、“无我之境”等思维取向模式 ,带有浓重的“向心”文化色彩。中国翻译理论受传统美学影响 ,并从传统审美文化精神中汲取养分 ,吸收了其由表及里、由实及虚的思想 ,强调审美主体的自我人格欣赏 ,提出了相应的“三似”论、“神似”论、“离形得似”、“心神交融”、“感应”、“意境”、“妙悟”、“化境”说等翻译观 ,不可避免地具有传统美学的“重心”特色和“向心”文化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