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佛经中作状语的"甚大"

“甚大”作状语最早出现于东汉译经,魏晋南北朝和唐代译经续有沿用,用例甚多。与这种状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甚大”作状语在中土文献中极为少见,我们只在《太平经》、《太平广记》、《祖堂集》、《敦煌变文》等几部文献当中发现了几个例子。所以,“甚大”作状语能在中土文献中出现,是佛经语言现象“直接移植”的结果,而其不能真正融入汉语,则是因为与汉语的语法规则有抵触。     

从时点时段的表达看东汉译经的性质

东汉译经时点时段的表达形式有四种:一是采用中土已有的表达方式;二是大量运用中土文献中尚为少见的表达形式,或改造中土文献类似用法;三是译经以新的形式表达全新的概念;四是有的用法仅见于东汉译经。考察表明,东汉译经时点时段的表达与中土已有的表达方式关系密切,但形式趋于新颖;译经中一些陌生的时点时段表达形式值得我们关注。东汉译经不妨看做外来僧人学习汉语的一个早期阶段,带有浓厚的中间语色彩。     

对“颇……不”疑问句的历史考察——兼论《撰集百缘经》的翻译年代

"颇……不"疑问句最早出现在东汉昙果共康孟祥《中本起经》卷下,后来的中土文献也有使用。"颇"在这一句式中作语气副词,缓和疑问语气,这是中古汉语所特有的语言现象。"颇……不"作为一种语法现象,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系统性,根据这一句式在《撰集百缘经》中的使用情况来考察这本译经的翻译年代,可以初步得出它的成书年代不会晚至公元六世纪。     

汉法存现句对比研究

汉语与法语的存现句有共性,均可描述场景,表示存在、出现、消失、变化。文章主要是探讨差异。汉语的存现句的前段是表处所与时间的名词,在句首多作主语,少数作状语;这些词语在法语中只作状语,放到句首句尾均可,在“il y a”结构中只能放在句尾。处所与时间名词同时出现时,汉语中必有一个是主语,另一个是状语;法语中两个全是状语。汉语存现句的时间名词对动词没有影响,法语的时间状语对动词有时态影响。     

汉译佛经语体的形成

从佛教的语言观念与译经的特殊形式两个方面,对汉译佛经中白话与文言因素并存的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汉译佛经中出现大量白话,既有佛教传统语言现的原因,更受制于早期主译僧人的汉语水平,汉译佛经中的文言因素.则来源于担任笔受及润文的中土文人.     

助词"般"在比况结构中的相关格式

在现代汉语中,带有"般"字的比况结构一般是"XY"式,"SXY"式较少;"般"字结构只能作定语和状语,作定语时,通常带"的",作状语时,通常不带"的";受其修饰的中心语和"X"一般要求是双音节的词语.     

“连续”词性辨析

"连续"是现代汉语中的一个常用词,<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将其词性标注为动词.通过对"连续"一词出现的句法环境进行考察,发现"连续"经常做状语,已丧失了动词典型的语法功能--在句中单独作谓语,却保留了动词可以作定语、受"不"修饰的非典型语法功能.经过分析,认为它是语法化的一个中间体,其词性应该为副词兼区别词.     

名词作状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现代汉语中,名词一般不用作状语。但在古汉语中,名词作状语是常见的现象,而且有多方面的修饰作用。但在运用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名词作状语与名词作主语及名词作状语的词组与主谓词组的区别: 古汉语中,名词状语和动词、形容词结合在一起,容易和主谓词组混淆,要注意分辨。分辨一个名词在句中作主语还是作状语有两种方法:①如果动词、形容词前面的那个名词是谓语陈述的对象,那么这个名词就是主语;反之如果不是陈述的对象,那么这个名     

从词汇角度看《大比丘三千威仪》的翻译年代

《大比丘三千威仪》,旧题“后汉安世高译”,一些学者也把它当作东汉语料来使用,颇值得商榷。从词汇角度考察,《大比丘三千威仪》中“阿闭梨”、“布萨”、“捷椎”、“檀越”、“维那”等佛经译名以及“橙”、“抖擞”、“猛利”、“某甲”、“爬”、“绳床”、“食堂”、“下”、“执作”等普通词语最早见于两晋时译经,未见于东汉三国可靠译经,而部分普通词语亦始见于晋代（或者更晚）中土文献,可见该经中明显存在着具有两晋时代特色的词汇,因而这部经书不可能是东汉译经,其翻译年代不会早于西晋甚至是东晋。     

旁称代词“别人”的产生和发展

汉语旁称代词"别人"在南北朝译经中已见用例,隋唐时期,用例逐渐增多.到元明清时期,"别人"已在口语中取代了"他人"的位置."别人"成为旁称代词系统主要成员后,汉语旁称代词系统出现了由"别人、他人、人家、旁人"构成的新格局.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现代汉语中.     

东汉支谶译经新词研究

汉译佛经在近年来颇受汉语词汇研究者的重视,尤其是佛经文献中出现的新词,它们对同时期中土文献的词汇系统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对汉语史以及辞书的编纂都具有重大意义.《汉语大词典》是目前中国最权威的大型辞书,但它对东汉时期的佛经语料关注较少.以支谶佛经为中心,探讨《汉语大词典》（下文简称《大词典》）中未收录的新词,以期进一步完善东汉时期的词汇系统.     

《世说新语》的语言特色——《世说新语》与《史记》名词作状语比较

文章对《史记》、《世说新语》中的普通名词状语进行了比较 ,认为名词作状语由《史记》到《世说新语》有明显变化 ,复音成分作状语的总数增加了 ,名词作状语的总数也增加了。同样是表比喻 ,《史记》中名词作状语表比喻的句子比例大于“如”、“若”比喻句 ,《世说新语》情形相反。《史记》中 ,方位名词可以直接作状语 ;《世说新语》中 ,不仅方位名词可以直接作状语 ,而且方位词短语作状语大量出现 ,体现出近代汉语口语化的特色     

"同学"的产生和发展

本文从"同学"一语在世俗、道教和佛教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探讨了"同学"之称的源流演变.指出现代汉语中的"同学"之称为中土文献所固有,并非来自佛教文献.但它能够古今承传历久不衰,宗教文献(尤其佛教文献)中"同学"称谓用法的流行,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延续和催化作用.     

汉魏六朝译经文体研究的语言学意义

文体是语言的自我生成。译经作为混合汉语,其文体既与汉语典籍有一定的联系,也有与其完全不同的传统或谱系。以译经特有的组合单元"品"为基点,从同经异译的角度出发,分区比勘南、北译经具体用语用词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与文体结构之间的交叉影响,可以见出,文体能为失译语料的考证,提供文字、词汇、语法、语音等无法提供的佐证。从文体的视域研究译经,与以译经为材料考察文体相结合,可在文体结构分析、译经语料研究与语言学的整体研究之间,找到有效的连接,为译经语言研究以及文体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试论汉译佛典四言格文体的形成及影响

从东汉至南北朝,汉译佛典四言格文体经历了一个逐渐定型的过程,其形成是时代骈体风尚、四言雅正观念、四言语音优势、译经者语言文化素养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特殊的文体结构一经形成便无形地制约着译经者的遣词造句,在表义明确的前提下.译经者往往采取增删字数等手段对文句进行调控,译经中不少表达形式的生成与这种调控密切相关.同时,为满足四言"二二"节奏对双音形式的需求,译经者还采取多种方式延长或简缩词语形式,以凑足四言.不可否认,由于译经者的这些努力,语言中形成了大量的双音新词语,客观上对汉语的双音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鸠摩罗什五部译经复音词词义若干问题研究

从对鸠摩罗什五部译经复音词词义的考察与比较研究可知,汉译佛经虽然是翻译文献,但其中使用的词汇仍以汉语本土词汇为根本,不论是为旧词增添新义,还是创造、使用新词,都以汉语原有的语言要素为基础。因此,作为汉语词汇发展过程的重要一环,译经词汇具有极其宝贵的研究价值。     

《元曲选》中方位短语及其功能(下)

《元曲选》中 ,方位短语前不加介词可直接充当句子的状语、补语。方位短语直接充当状语是近代汉语中较为常见的语法现象 ,现代汉语当中虽不普遍 ,但仍有少量用例。充当补语时 ,方位短语多数表处所 ,且动词一般是非行走义类。方位短语直接作补语是《元曲选》中也是近代汉语中不常见的现象 ,在现代汉语中仍有遗留     

汉语视点体的派生现象探讨

汉语视点体的下位概念有未完整体、进行体、完整体、完成体.主要视点体标记有"着"、"正"、"正在"、"在"、"了"、"过"、"来着"、"来"、"来了"等.对双语语料库中抽取的汉英视点体对应语句的分析表明了汉语视点体的类型有时会发生变化,存在着派生现象.如:带有进行体标记"在"的句子不一定都是进行体,有时会是未完整体、完成体或完成进行体.这种派生现象的成因是汉语句子中存在着时间状语,这些具有词汇意义的时间状语对具有语法意义的"视点体标记+动词"产生了冲击作用,使汉语句子的视点体意义发生了变异,成为其他类型的视点体.     

语法视角下的俄汉翻译移位研究

以俄汉语语法语序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双语对比的研究方法.首先,考察俄汉语在语法常位方面的差异与翻译移位;其次,借助语义指向分析法,研讨俄译汉时语法语序的移位转换.通过译例分析,指出俄汉语语法常位异少同多,以定语和状语的移位传译最为典型.俄语定语、状语及全句说明语时常出现语义指向"错位",汉译时通常移位达意.     

古汉语中名词作状语例解

高中语文课本第二册“附录”中《文言词的一些用法》对名词作状语作了如下说明:“状语是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前面,对动词或形容词起修饰限制作用的。现代汉语中,名词一般不用作状语。但在古汉语中,名词作状语是常见的现象,而且有多方面的修饰作用。”这段文字告诉我们三个问题:一是说明状语的位置和作用,指出状语是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前面的”;二是说明在现代汉语中“名词一般不用作状语”;三是说明在古汉语中“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