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意识：危害及对策

“官本位”意识是传统行政文化之中的糟粕。“官本位”意识与官僚主义、集权、人治、宗法观念紧密相连，对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具有极大的危害。必须充分认识“官本位”意识产生的根源及其原因，采取措施，逐步去除残存在人们特别是行政官员头脑之中的此种意识，这是推进我国行政管理现代化之中的一项重大任务。     

“官本位”的论理思考

学术界有人提出,我国历来践履的是社会本位主义,它阻滞了社会的发展,作为对此的反对,他们提出了个人本位主义。这虽不无道理,但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我国几千年来走的是一条“官本位”的道路,我们党领导人民对“官本位”制度进行了冲击,建立了新中国。但是,迄今,在我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上仍存在着“官本位”的印痕,在人们意识的底层,“官本位”观念仍占支配地位,在此,任何羞涩和掩饰都是苍白无力的。物质文明和精     

“群”与“己”:边界及其规则——对“群己权界”的当代哲学反思

在思想史和社会史上,关于“群”、“己”关系问题,占统治地位的是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以普遍的、共通的形而上学“人性”为基础,能实现“个人之善”与“公共之善”的“本质统一”。事实上,这种观念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僭妄,“个人之善”与“公共之善”之间并不存在这种“本质统一”关系,二者有着各自相对独立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形而上学同一性基础之上。对于“个体生命”来说,“自由”地“创造”其“价值”构成了其自主的“游戏规则”;对于社会公共生活来说,“相互承认与团结”则构成了其独立的“游戏规则”。以“边界意识”取代“形而上学意识”来重新认识“群己权界”,这是人与社会实现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     

新的历史条件下消除“官本位”意识影响的若干思考

“官本位”作为一种腐朽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 ,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领域都有明显的表现 ,同时带来了诸多恶果。它的存在既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也有其复杂的现实环境。因此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要彻底消除“官本位”意识 ,就必须从加强思想教育 ,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加快经济建设步伐 ,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从政治文化视角探讨“民本位”与“官本位”思想

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以"官本位"政治文化思想为主要特征的。金观涛先生在《在历史表象的背后》一书中全面刻画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制度环环紧扣所形成的超级稳定的、保守的封建制度。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本位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社会成员在政治活动中产生并通过后天学习和社会传递形成的反映客观政治过程的观念意识,是客观政治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     

论中国古代“官本位”政治文化的基本成因

“官本位”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产生与存在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是官僚制的存在与发达。与做官相伴随的是财富、荣耀和特权。这三点是“官本位”政治文化持续存在的主要原因。历代王朝的重农抑商政策和知识阶层报国报民的价值观是形成“官本位”政治文化的两个次要原因。在今天的中国政治中,我们可以通过铲除产生“官本位”的充分条件来根除它,至少是限制它。本文认为,建设廉价政府、废除官员特权、鼓励人生的多元发展等可以作为基本的思路。     

“天人合一”与宗教意识

解读“天人合一”要放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进行 ,而不能望文生义。“天人合一”不是近代哲学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而是古代观念中人与神的关系 ,是一种宗教意识。它在历史上经历了三种理论形态 ,即殷周“天命”观念、汉代“天人感应”观念以及宋明“天理”观念。     

唯物主义何以言“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前世”“今生”与“再生”

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所表达的是一种“历史性”意识,其意义在于为人类生活设定一种价值理想。它首先是由希伯来文明在与希腊文明碰撞中形成的基督教带给西方世界的,黑格尔虽然把这种神学观念转变为一种辩证理性概念,但却同基督教神学一样,以无限的存在者绝对精神为辩证运动主体,因而这种“否定之否定”便必定在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绝对的历史目的论。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则是将运动主体从抽象的无限的存在者转变为现实的因而是有限的对象性活动的人,因而,唯物主义的“否定之否定”便只能是一种基于有限的“实践目的论”对于价值理想的设定。     

“双本位”在历史共存中的悖论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观念中"民本位"与体制运行中的"官本位"共存,既然是"双本位"又共存于一体—即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必然会形成悖论。通过对"民本位"实质的分析,可以发现"民本位"与"官本位"均统一于封建专制政体中的"君本位"。如何打破"官本位",走出历史共存中的悖论,结论是让权力真正回归—人民当家作主,同时,对官僚制的权力进行严格的限制与规范,建立真正的服务型政府,彻底实行观念与体制的双重超越。     

论作为历史思想的《尚书》“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亦是一种历史思想。它最早渊源于《尚书》,与“殷鉴”思想、“先王”观念紧密相连,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尚书》历史功用思想,予后世以深远影响。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文化解读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民法思想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探究先秦儒家经典文献发现,先秦儒家思想中已经开始重视个体的权利观。中国古代的“人”、“己”观念在很早就已形成,“人”、“己”观念的出现推动了个体观的形成,正因为有了个体观念,在民事法律活动中,就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意识。先秦时期“人”、“己”关系较为和谐的统一于儒家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中。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规则体现了对人的尊严、平等、自由等人格利益的尊重,而这些思想原则蕴育了中国古代民事权利的基本元素。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仁”和“义、利”思想也是先秦时期民事法律关系实践的基本准则。     

诠释学视域中的“以意逆志”

“以意逆志”的解释方式,强调以“己意”来意度、推想和体味作品的意旨,是对解释的主体意识的高扬——它强调了接受者和阐释者在理解和解释活动中主体意识的介入和参与,肯定了接受者和阐释者参与作品意义重构的权力;它把解释活动看成是释义者之“意”与释义对象之“志”通过“逆”的方式相互交融而形成新的意义的过程,这是中国古代朴素、经典的解释学思想。     

评塔斯基的“说谎者”悖论——矛盾的“显”、“隐”与“被证”

本文在澄清“矛盾”、“自涉”、“意义”、“禁止”诸概念基础上 ,评析了塔斯基的“说谎者”悖论 ,指出了皮亚斯观点的“灼见”与“不足” ;刻意分辨了“仅是矛盾”与“矛盾被证” ,指出“强化谎者”悖论之根源在于“复合命题”谬误     

汤显祖以情抗“理”是宋明理学之“理”吗?——达观“接引”汤显祖的一段公案刍议

学界普遍认为汤显祖以情抗理即宋明理学之“理” ,本文认为这是不确切的。汤翁《牡丹亭还魂记题词》是针对达观“情有者理必无 ,理有者情必无”而写的。达观的“理有”、“理无”之“理”即“真心一元论”。汤翁是明确反对“真心一元论”的 ,并非仅仅用“禅家习用的机锋轻轻一点”含糊过去     

“生命存在”的赞美诗──重读“三恋”兼谈王安忆的创作理念

“三恋”是文学评论界对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的简称 ,到现在为止 ,评论家仍多从“性”的角度评论作品性描写的意义和其中女性意识的张扬 ,大部分文学研究者通常也只把它作为一个“性描写”和“女性写作”的版本来引用。但是在世纪交接的今天 ,在性爱描写已经泛滥的时代 ,当我们超越历史的规定性和作者写作的时代背景来重新解读“三恋”,却发现 :其实作者写作的真正意旨和倾向并不止于此 ,有更为真实也更内在的东西流淌在作品之中。在“三恋”中 ,王安忆着力描写的是生命所处的情境和状态 ,我们更多地感受到…     

“譬”、“喻”之辨——从名辩学和因明学的角度

“譬”、“喻”因含义相近常被人们不加区别地使用。从名辩思想和因明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它们在缘起、论证方法、悟他目的等方面有诸多相同之处,但从推理的结构、形式的稳定性等方面来看,二者具有本质的不同：名辩学之“譬”是一种独立的推论形式,而因明学之“喻”只是推论中前提的一部分;形式上名辩学之“譬”相对稳定,因明学之“喻”不同时期有较大差别;方法上名辩学之“譬”大多使用类比、比喻说明问题并且例证详尽,因明学之“喻”与“譬”大致类似但在细节上有所不同。     

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大学生法治观念的“三维”机制

培育大学生法治观念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题中之义。当前,大学生在法治理念、权利意识、大局观念存在的矛盾与问题较为凸显。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育大学生法治观念的“抓手”,与法治观念培育有育人目标、内容属性与方式方法上的内在关联,可以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大学生法治观念的“教育”、“管理”、“载体”三维机制,使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大学生法治观念有效化、常态化和动态化。     

李贽的“大人”之学与“快乐”诗学——兼议李贽诗学的“现代性”特质

与传统学界将李贽诗学归之为“童心”说不同,文章从李贽“大人”之学入手,溯源其心性锤炼历程,梳理出“快乐”诗学的特质。对此特质,分别从主体性与价值两个角度探讨：一是独立不惧的“大人”形象的树立;二是平易自然的“化工”风格。李贽有着自觉地追求自由、独立的主体意识,同时在诗学表达上不尚典,不雕琢,不求载道,这与晚清的“诗界革命”、五四的“新诗革命”皆有贯通之处,具有了“现代性”的特质,故对其诗学价值更应放置在传统与现代文学的“长时段”演变中去发掘。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行动中的如实呈现——孟子哲学中“诚”的意义新探

“诚”是孟子哲学的重要观念,历来都较受关注。以往多解其为道德本体或精神境界,这在深化对孟子思想理解的同时,也容易淡化“诚”的行动意味。“诚”指的是在道德行动中如实呈现的自身德性,孟子通过“诚”观念挺立人的能动性。孟子对“诚”有三个层面的思考。一是天人之际。“诚”首先是对天的活动方式的描述,天的活动实在而无矫饰,此即“诚者,天之道也”;人通过对天道之“诚”的领会和明觉将其转为内在经验,此即“思诚者,人之道也”。二是个体实践。“诚”的实质是道德主体自觉其固有之德性,并通过切实的道德行动将其如实呈现。三是政治领域。“诚”表现为圣王依其道德本心而进行的政治实践。不论是个体实践还是政治领域,“诚”都有“性之”和“身之”两种展开方式。孟子的“诚”观念是对孔子“直”观念和《中庸》“诚”观念的深层发展,是孟子通过对二者的心性论改造而得来的。“诚”观念集中体现着孟子哲学强大的实践力量,是理解孟子哲学与日常生活之关联的一条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