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江兆民及其《续一年有半》

中江兆民是日本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续一年有半》是其唯物主义理论的代表作,本文试就中江兆民及其《续一年有半》略作介绍和分析。一中江兆民,原名笃介,号兆民,1847年11月1日①生于日本高知县土佐藩一个下级士族的家庭。幼年在藩校学习汉学,十七岁开始学习兰学和英文。庆应元年(1865年),作为土佐藩的留学生去长崎学习。庆应8年(1867),到江户开始学习法兰西学。明治4年(1871),由于大久保利通的帮助,作为司法省的留学生去法国留学,主要学习哲     

西周哲学的性质及在日本哲学史上的地位

西周(1829～1897;文政二～明治三十)是第一个将面方哲学系统地介绍到日本的人,被称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日本近代文化的建设者”,“明治初年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西周出生于石见国(今岛根县)津和野,祖上世代为藩主的侍医。幼年受到严格的正统儒学训练。18岁时接触到获生徂徕的《论语征》,“于是乎始知诸家不全非,程朱不可全信然也”。逐渐倾向徂徕学。25岁脱藩,此后开始学习荷兰语及英语,并入“蕃书调所”研究洋学。1862年受幕府派遣,与津日真道一起留学荷兰,在莱顿大学学习社会科学。1865年回国,任“开成所”教授、幕府的“直参”、沼津兵学校校长等职。明治维新以后,从1870年开始先后在明治政府兵部省、文部省任职,晚年任元老院     

和刻本《听讼汇案》考

日本江户时代后期学者津阪孝绰仿南宋桂万荣《棠阴比事》书例,自汉籍中辑录汉魏以来剖析疑狱之事,汇为《听讼汇案》三卷行世。其书最早当于嘉庆十一年编就,最晚当刊刻于道光十一年,主要有稽古精舍本、津藩有造馆本、昌平坂学问所本等三种版本传世。这三种版本除封面页及全书最末一页所题内容有异外,版式特征及内容文字完全一样。中国藏本主要为稽古精舍本和津藩有造馆本。笔者以宁夏大学图书馆所藏津藩有造馆本为例,就其编纂主旨、基本内容、刊刻体例、版本流传、版本特征、编纂质量及其文献价值等问题作初步探究。     

儒家思想对日本私立汉学教育的影响——以江户时代藤田幽谷的青蓝舍为例

藤田幽谷(1774-1826)的青蓝舍是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后期水户藩的一所著名汉学塾。该塾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培养忠孝一体的君子为目标，教育课程以《孝经》为中心，同时教授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国语》《左传》等课程，并且鼓励诗歌教育及文武兼修，但排斥老庄之学以及侧重评述的书籍。青蓝舍教育尊重学生个性，因材施教，提倡博采众长，不拘泥于一家之言。青蓝舍培养了众多后期水户学的中坚力量，并为幕末的维新运动提供了积极动力，是日本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所汉学塾，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对日本教育的深刻影响。     

《诗经》在日本江户时代"中国教科书"身份的探讨

《诗经》域外流传十分广泛,在日本影响尤大.对于身在域外的《诗经》,其身份是汉籍、是儒家经典,这毋庸置疑.但考察日本江户时代的《诗经》,我们发现它在唐通事和藩校教育中,都曾被当作教科书使用,在语学、儒学及文学等方面成为日本学习中国文化的范本.《诗经》所涉内容与中国、中国文化的多方面相关联,因此,《诗经》拥有着"中国教科书"的身份.在"教科书"视角下考察以《诗经》为代表的域外经典汉籍,更有助于我们思考并清晰地认识中华文化流播海外并参与构建异文化的过程.     

日本江户町人文化与《诗经》研究

江户时代由町人(生活于城堡附近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兴起的主流文化思潮对日本《诗经》学有重大影响.江户前期的《诗》学独尊“朱传”,理论创新的源动力严重乏力.町人文化崛起之后,情势大变,新见迭出.以人情《诗》学为契机,不仅涌现出大量新《诗》著、新观点、新派别,而且促成了日本《诗》学自觉时代的全面到来,开辟出一个崭新的《诗》学时代.     

图书贸易与文化传播：江户时期中国法引入日本的路径及影响

汉籍传往域外,以文章和文字将中华文明的思想传播向世界各地。近代之前,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曾经积极导入中国汉籍,努力向中国学习,其中包括中国的历代法律。法律,是国家政治理念的体现,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保障。明朝的法律是当时东亚各国中最先进的法体系,朝鲜王朝、越南黎朝、日本江户幕府都在制定本国的法律中有目的地导入了明朝法律的内容。在日本的江户时期,幕府统治者对以明律为代表的中国法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通过以长崎港主要渠道的海上贸易从中国引入律典和律学等图书。在将军德川吉宗等人的推动下,江户时期的日本研习中国法蔚然成风。在深入研习中国法特别是明律的基础上,幕府制订了以《公事方御定书》为代表的法典,并推进了日本的司法变革。故而,江户时期的日本无论在立法、司法还是在法制思想等方面,都存在着学习、效仿中国法的痕迹。中国法对江户时期日本法制的影响,亦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一环。     

日本冬至考——兼论中国古代天命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传统岁时节日冬至很早便从中国传入日本,成书于892年的《类聚国史》的岁时部分,已经为冬至设了专条。但从日本古代的《内里式》、《仪式》到日本南北朝时期的《建武年中行事》都没有收入冬至。从平安后期到江户时代,除了有关19年才有一次的“朔旦冬至”,在日本朝廷的年中岁时中,已经见不到冬至节的踪影。即或“朔旦冬至”是否应当进入年中岁时序列,也成为讨论的问题。冬至一度成为日本岁时节日的重要部分,但为什么会被从日本朝廷的年中行事中排除出去?掩藏在这一历史事实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古代的冬至节对日本影响渐趋衰弱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古代天命思想对日本影响过程中有哪些规律性问题,这都值得探讨。     

江户时代后期日本人对汉诗的认识——以津阪东阳《夜航诗话》为线索

津阪东阳的《夜航诗话》是一部学术氛围很浓的作品,反映了江戸时代后期的日本人对于中国古典诗创作的认识。津阪东阳基于对同时代日本汉诗文创作的强烈不满而写作《夜航诗话》。他推崇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唐诗,针对当时诗坛所存在的对汉诗文(尤其是宋诗)一味模仿的流弊,旗帜鲜明地反对盲目接受汉文学。与此同时,津阪东阳主张初学者从绝句开始学习直到律诗是正确的习诗方法,并且强调律诗和绝句是不分民族、国籍的世界文学形式,如果能够遵守作诗的规则,律诗创作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没有任何区别。     

论日本田能村竹田的《填词图谱》及其词作

日本江户时代的词学家田能村竹田著有《填词图谱》和三部词集,在日本填词史上被尊称为"词学大宗师"。依据《田能村竹田全集》评述其词学成就,可以窥日本词学之一斑。通过考察《填词图谱》的编纂缘起、材料来源,分析竹田词作并对其词学批评进行再检讨,由此揭示中日词学的相互影响,展示《填词图谱》在东亚词学史上的重要学术地位。     

试论日本江户时代市民社会的基本框架及其在现代化中的历史作用

市民社会是研究日本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条件。日本的市民社会是从江户中后期随着日本城市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而成长起来。本文阐述了日本市民社会的基本框架,并且从武士和町人的双重主体结构以及“藩的逻辑”与“资本的逻辑”,探讨日本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互动关系,揭示日本江户时代市民社会在现代化中的历史作用。     

日本江户后期《诗经》研究对毛郑《诗》学的接受——以《小雅·伐木》篇为例

日本《诗经》研究在江户时期(1603—1868)成果丰硕,具有鲜明的阶段特征,前期朱子学独尊,中期汉、宋兼采,到后期《诗经》汉学复兴,从宏观诗旨到具体字词阐释皆转向遵从毛郑。江户后期时值中国朴学大兴,在考据为治学主流的风气下,日本学者阐释具体问题时,并不盲从清代考据学成果,选择遵从《诗序》、毛郑,扬弃之间体现了江户后期《诗经》研究对毛郑所主张的《诗》教的系统接受。     

《白鹿洞书院揭示》与江户儒学

日本的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 年)是一个儒学日本化的全盛时期,也是一个教育勃兴的时期。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通过多种途径传到了日本。藤树书院是日本最早的书院,其学规几乎全盘照录揭示。以山崎斋著《白鹿洞书院揭示集注》及《白鹿洞书院集注序》为契机,儒学者开启研究和传播《白鹿洞书院揭示》的潮流,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考察当时的儒学者们如何理解与接受这篇学规,不仅有助于了解它给江户时代学校教育带来的深刻影响,同时也给研究同时期日本接受与发展朱子学等儒家思想提供了依据。     

《三国演义》与日本江户文学

《三国演义》于江户时期(公元1603-1867年)输入日本,与这一时期崛起的庶民文化相得益彰,尤其伴随着第一个日译本《通俗三国志》的诞生,《三国演义》在日本被广泛接受的同时,对江户文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不仅涉及小说、戏剧,还波及到绘画领域。另一方面,江户文学在接受《三国演义》的过程中,将一部中国小说通过一步步日本化,演变成日本的小说和戏剧,表现出了强烈的文化过滤特质。     

主持人的话

我们这一期专栏所发表的是井上泰山教授的《日本人与〈三国志演义〉——以江户时代为中心》和沈刚副教授的《鲁迅黑暗意象的发生学解释》。井上教授是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著名专家。他从西班牙获准摄制并经他整理出版(附影印)的《三国演义志传》,原为嘉靖27年叶逢春刊本,也是现存的举世无双的孤本;此书的整理出版和他的有关研究是《三国演义》研究史上划时代的事。本栏发表的他的这篇论文则对中国研究者了解江户时代日本人的接受《三国演义》有很大的帮助,这不仅是比较文学的研究课题,同时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进一步思考和挖掘《三国演…     

《白鹿洞书院揭示》在日本的流传及其影响

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于南宋淳祐元年(1241)作为御颁的学规,成为全国各类学校及书院共同遵行的教育指导方针。它不仅对我国宋末及元、明、清时期的民族教育有过深刻的影响,而且对邻国日本的民族教育也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江户时代,日本所有讲授朱子学的藩校、乡学和书院都奉《白鹿洞书院揭示》为圭臬。     

日本人与《三国志演义》——以江户时代为中心

从17世纪初开始经由长崎而传至日本的小说《三国志演义》,由于在1692年出版了京都湖南文山的翻译本(日译本)《通俗三国志》而非常迅速地广为传播,成为日本人所爱读之书。到江户时代后期,《三国志演义》也为日本的传统艺能提供了题材,"带图本"之外又成为"净瑠璃"、"洒落本"等等各种艺能的节目之一,一般庶民对之深感亲切。在这过程中,《三国志演义》中上场的人物为合于日本人的爱好口味而被改变,逐渐失掉了原来的形态。从各种艺能里对《三国志演义》所采用的种种变化的过程里,可以明白江户时代的日本庶民所要求的文化真谛。     

幕藩体制与日本城市运动的发展

从 16世纪中叶到 19世纪初,日本社会出现了城市运动。日本的城市运动是日本战国后期幕藩体制建立的结果。幕藩体制的建立形成了国家对商业和城市的统制,使城市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展起来,成为社会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重要载体,在幕藩体制中,以集权、分权相结合的石数制为核心的兵农、兵商分离制有力地推动着城市运动的发展,它不仅塑造了日本的封建小农经济,而且塑造着日本的商品经济,使城市运动成为日本江户时代社会历史的重要内容,在明治维新之前成长壮大,日本的现代化也由此展开。     

森有礼高等教育思想述评

一 森有礼(1847—1889)是日本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生于鹿儿岛萨摩藩士之家。幼时喜爱武术,曾专门学习汉学,在十八岁时,受鹿儿岛藩的派遣,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专攻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后又转到美国继续学习。明治维新爆发之后,返回日本,受到新政府的重用,就任官职,多年从事外交工作。一八七五年,作为特命全权大使驻在中国,并与李鸿章谈判两国外交问题。三年之后,回到日本,被任命为外务大辅。一八八○年,又作为全权大使驻在英国,和英国政府谈判条约的修改事宜。一八     

《韩非子校注》考论

日本江户时代著名汉学家依田利用所作《韩非子校注》较少受到中国学界关注。该书朱笔点读,栏外有竹添光鸿墨笔批校,写作时间不早于1815年。竹添光鸿批语特点有八,分别是:明通假、出异文、辨讹脱、指异体、解疑字、通古音、析古字、考名物。《校注》训解特点有二:一是博采众长,从古注中约取精华;二是偏重文字声韵之学,提供较为丰富的异文数据。因该书手稿未刊,前辈学者注释《韩非子》没有依田利用,本文推介或补其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