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朔地区胡化与汉化的两种趋向

学者每每谈论河朔地区,皆称胡化。《新唐书》作者说:“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新唐书·史孝章传》)近人倡导这一观点而且影响最大的是陈寅恪先生。他认为,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都与河朔地区的胡化有关,并直接了当地说:“当日河北社会全是胡化,非复东汉、魏晋、北朝之旧”。(《唐代政治史论述稿》第27页)这一观点,至今尚少人讨论。我认为,这种观     

论民俗的变迁与革新--从中、西节日比较看民俗革新

民俗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民族文化的象征,也是人们精神文化的灵魂.随着西方民俗文化的传入,中国传统民俗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变迁.本文则从中西民俗的差异与对比、中国民俗的变迁与革新等角度对"俗随时变"等论题进行深入地反思.     

南昌地区民俗的变异与传承

南昌地区民俗,在几千年的衍变过程中,承吴头楚尾之风,返本乡本土之俗,既饱含儒家学说、朱程理学之底蕴,又在南昌地区大气变化、人际关系、社会衔接中得到实际生活的补充,逐渐形成了既与其它地区民俗相辅相成,又有独特新意的本地区乡俗。     

试析金末元初汉人世侯的人格特质--以张柔、张弘范父子作为个案

张柔父子是生活于蒙元时期值得注意的历史人物.他们与真定史氏等并为河朔地区的大世侯.从人格特质入手探讨此类人物,可以使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待和评价事于蒙元政权中的汉人世侯群体,亦可对"民族气节"做出历史性思考.     

地域空间与政治博弈：中晚唐河朔政区变迁刍议

在整个藩镇时代，河朔政区有数次较大的调整，每次都依托不同的历史语境展开。后世学者由于对当时这些具体的历史语境缺少充分的领会，往往把唐廷在河朔的诸多失利，归咎于皇帝与廷臣在政区调整上的失策。实际上，唐廷对河朔政区的调整有着一以贯之的内在理念——确保中央利益最大化。从这一角度纵览河朔政区的数次调整方案，大多是唐廷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为此，唐廷采取了维持诸方“有利的均衡”、让河朔强藩互不相邻、对河朔防御型藩镇采用“节度州与单支郡二元结构”、将河朔地区节度使与刺史文臣化等一系列手段。长庆年间以后，当唐廷不再试图彻底改变河朔藩镇父子相袭的局面，改行“放弃河北，控制其余”的政策，唐廷与河朔之间博弈的关节之处才得到彻底解决，双方由敌对关系转变为共生关系，河朔政区就此趋于稳定。     

陇东农耕节俗文化的当代价值——以腊八节为例

节俗文化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随着传统节日的形成和发展而形成的民族文化。中国的节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陇东的节日风俗,大都产生于古老的农耕时期,保留了丰富多彩的民俗事象,文化蕴含十分深厚。其中的农耕节俗文化尤其能代表该地区的文化特色。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今天,发掘农耕节俗文化的内涵及当代价值,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以陇东腊八节俗为例,通过对其历史渊源、农耕节俗文化内涵的探讨,在挖掘其与先周历史文化联系的基础上,探究陇东农耕节俗文化的当代价值,以期为建设和谐新农村提供有益的借鉴。     

论棹歌的形成和发展及其特点

棹歌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棹歌起源于民间歌谣,属于徒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棹歌才有棹歌之名。尔后,棹歌诗题前又加了额头,呈现类似山水诗的趋向。宋代以后的棹歌,逐渐如风土诗。棹歌的产生与发展始终与水乡,尤其是与江南水乡联系在一起;它起初是偏于俗的,在后来发展过程中,一度偏于雅,但没有脱离俗,后来又偏于俗;它受楚辞,吴歌影响较多。     

汉代画像石所反映的民俗

王清建、王玉金在《南都学坛》2 0 0 1年第 1期撰文指出 ,河南南阳是我国出土汉代画像石的主要地区之一。南阳汉代画像石内容丰富 ,题材广泛 ,其中有很多反映汉代民俗的画像 ,为研究汉代民俗提供了形象而直观的实物资料。但南阳汉画像石中的民俗 ,至今尚无人专题论及。为此 ,作者对南阳汉画像石所反映的民俗进行了分析归纳 ,指出汉代画像反映了以下民俗 :第一 ,汉代礼俗 ,包括拥慧和拜谒。第二 ,汉代节俗 ,汉代有门户画神荼、郁垒的节俗。第三 ,汉代宴饮习俗 ,汉代人在宴请宾客时有以舞乐杂技款待风俗。第四 ,汉代的葬俗 ,画像石反映了汉代…     

昭武九姓与安史之乱关系辨证

<正> 安史之乱是唐朝历史的一个转捩点,关于这场战乱的起因,学术界有种种不同的分析,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则特别强调与河朔胡化的关系。①陈先生认为安史之徒乃自成一系统最善战之民族,这一善战民族的组织成份有高丽、突厥、回纥、奚、契丹等,其中尤有不少中亚昭武九姓种人。从当时各少数民族的地理分布来看,高丽、突厥、回纥、奚、契丹部族邻近河朔地区,其被安史吸收自然是可能的,而远在数千里之外中亚的昭武九姓为何能辗转移入河朔?其性质如何?陈先生虽有分析,尚有未谛之处。另外,记载安史之乱的文献中“羯胡”、“柘羯”、“杂种胡”诸名词与昭武九姓种人的关系如何?②河朔地区是否全然胡化的地区?也是一些值得再作研究的问题。     

论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民俗问题”

“民俗问题”,主要是指基于民俗因素或反映为民俗形态的 ,社会群体或社会者组织的行为偏差或失范而引发或积聚而成的 ,有碍人的基本生存和生存中所必要的正常秩序并受到社会关注的矛盾以及与之相关的失调现象与异常事件。基于对“社会问题”的认识 ,强调“民俗问题”以及相关的民俗因素是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容忽视的社会要素。进而提出 ,“移风易俗”始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主体内容、基本主题和“关键词语”,“民俗问题”是精神文明建设所面对的主要社会问题 ,“辨风正俗”是解决好“民俗问题”的首要举措 ,是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应予重视的一个重要环节。建议在全国城乡各企事业单位和社区 ,适时开展以“辨风正俗”为主题的精神文明建设教育活动     

鄱湖地区民俗的蜕变与进化

鄱湖地区历史上地理位置属"吴头楚尾",是江南的富庶地区.千百年来,共同的生产劳动、共同的生活习性、共同的经济基础,维系了一个典型的江南生活环境.优裕的生活境遇和文化氛围,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大体一致的民俗文化圈.这些民俗来自民间,受千百年传统文化的薰陶,既约定俗成,又符合儒家理学的行为规范;既有修身治家的成份,又有社会交往的行为规则,做人道理.几乎涵盖了鄱湖地区子民世世代代,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而这些乡风乡俗经千百年现实生活的检验,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扩充,完成一次次蜕变,成就自己本身的进化,使民俗融于现实生活中,成为民众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鄱湖地区民俗的特点,主要概括有以下几点:一、敦厚淳朴;二、崇尚礼仪;三、陶冶学风;四、弘扬德行.正因为这些特点的形成与存在,使鄱湖地区民众的民俗观又圈定在一种精神寄托与现实需求的矛盾集合体内,既互相排斥又互相照应,因此,它的整个的变革过程就是一种发展和文明的象征.进入科学大众化的时代,历史定位于今天,鄱湖地区的民俗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蜕变时期.陈旧的俗习已远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于是,分化、淘汰、进化、创新,这便成了鄱湖地区民俗的一个生存链.探讨整个生存链形成进程,实际上就是探讨鄱湖地区民俗的进化过程.     

民国社会小说《广陵潮》的民俗学意义

民国初年通俗小说<广陵潮>中充满了对民俗民风的细腻描摹和叙述,由此折射出一定社会民俗背景下人的观念、情感和心路历程,进而使读者感知历史的况味和生活的本质,因而其具备鲜明的民俗学意义.同时,小说中的民俗描写和民俗叙事,丰富了小说作为文学作品的审美内涵和意义承载,人物性格在浓郁的民俗氛围中得以立体和丰满,民俗亦成为民国时期通俗社会小说的内在基因延续着中国小说的"俗"的传统.     

妈祖祭祀活动中的民俗元素探析

妈祖信仰是起源于宋代福建莆田湄洲屿的一种民间信仰。妈祖的祭祀活动作为妈祖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主要的活动内容之一,受到各地妈祖信众与历代朝廷的重视。本文分为:"妈祖祭祀活动中的官祭与民祭"、"福建地区妈祖民祭活动中的民俗元素"、"其它地区妈祖民祭活动中的若干民俗特色"等三大部分,在简析妈祖信仰中官祭与民祭差异的基础上,重点探究妈祖信仰发源地及其它地区民祭活动中的民俗元素。     

从几种今俗看古俗的流传和影响

民俗,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其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有的极具生命力。本文拟通过对我国中原广大地区几种民俗的历史源渊和流传情况的考察,来探讨古代民俗的流传和影响,以及古俗和今俗的关系。 一 小儿衣物不夜露 小儿衣物不夜露之俗,是一种极为普遍的习俗,我国从北到南广大农村几乎都严格遵守这一习俗,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汉族居住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小孩的衣服、鞋帽、被褥,甚至包括手帕在内,夜里一定要收回,绝对不许露放于室外。虽然从科学和医学的角度     

河北士族对北朝文学的影响

河北是北朝高门士族最集中的地区。河北士族既是北朝汉族官员的主体,也是北朝文学创作的主力,他们的创作活动奠定了北朝文学的基础,也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北朝文学发展的方向,对北朝文学的进步有积极的影响。     

金代河朔词人群体述论

金词的发展具有地域性与群体性两大特征。金词之所以呈现出鲜明的北方文学的特征,主要是由山西、河朔两大词人群体创作活动的结果,其中河朔词人群的创作活动更为久远,是金源词坛唯一贯穿朝代始终的地域性词人群体。从艺术渊源上讲,河朔词人群继承发扬了苏轼高旷清雄的词风,吴激是苏学北行的第一人,其他主要作家亦体现了苏轼作词精神和吴蔡体作词风格。     

客家民俗中的崇文重教观

客家是个形成于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由中原南迁汉族与南方畲族等土著民族融合而成的族群.本文重点阐述了传统客家社会宗族合力创族学、设学田之俗,进而分析了客家人的崇文重教观念在民间信仰、居住建筑及装饰、民间熟语与童谣儿歌及其它民俗方面的表现.     

胙土封邦:河朔故事形成史论

在史乘之中,关于代宗年间就有河朔故事的记载,是史家后见之明的文本建构,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大历八年薛嵩、令狐彰去世,为唐廷与河朔藩镇博弈形成了许多政治规范,然而河朔故事并未形成。迭经建中之乱,唐廷与河朔藩镇在实力对比中逐渐趋于平衡,德宗不再力求敉平河朔藩帅的统治。双方的争衡开始由零和博弈逐渐步入共生关系。执是之故,德宗逐渐开始有地域地承认父死子继,河朔故事正式形成。为了顺利完成世袭权力的交接,河朔藩帅也通过将储帅的职衔由行军司马更易为副大使、提升副大使资望、任命族人为属州刺史等方式加强家族化管理,进而为父子相袭的河朔故事提供了可能。     

论文化地理学视阈中的河朔诗派

河朔诗派是明末清初崛起于燕赵大地的一个诗歌流派,它的形成及诗歌创作与诗论主张包含了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社会文化背景.从文化地理学视阈来看,可以说正是独特的山水风物孕育了河朔诗派的诗歌情怀,浓烈的燕赵情怀确立了河朔诗派的诗歌生命基调,特殊的时空熔铸了河朔诗派愤激而和平的诗学倾向.     

“礼与俗:近现代民间儒学传统与传承”项目启动

"礼与俗:近现代民间儒学传统与传承——以山东百村田野考察为中心"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项目主持者为张士闪教授。项目主体内容分为"学理考察"与"乡土实践"两部分。"学理考察"以对中国儒学发展史的深入研究与再阐释为前提,确立儒家文化传承中的礼俗互动框架,以此梳理中华儒学价值演化的民间民俗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