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观念与创作实践的背离——上海租界文化语境下的蒋光慈

1927年后,涌向上海的作家不只为谋求生计,也为顺应时代而谋求创作话语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蒋光慈尽管掀起过"革命+恋爱"的小说热潮,却被视为"小资产阶级作家",其作品也被当作"技术粗糙"、"浪漫虚无主义"的宣传品.实际上,蒋光慈一边极力提倡"革命文学",一边又因当时租界的商业化,文坛激烈论争的影响而努力改变着自己的创作风格,在不经意间背离了自己的革命文学观.     

论茅盾与革命文学派围绕小资产阶级问题的论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茅盾从政治激流中悄然隐退,然而他并未放弃对大革命失败的反思。在其后创作的小说及论文中,小资产阶级问题成为茅盾关注的核心主题之一。在茅盾看来,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实践及革命文学的创作都是不得不依恃的重要力量,他们并非如革命文学家所认为的纯然为寄生阶级,而具有自身的主体性。茅盾的上述认识导致他与革命文学派作家产生了激烈论争。在论争中,茅盾开始调整自己的立场,其对小资产阶级主体意识的强调逐渐被有意识地遮掩和修正,并接受了革命文学派作家对其提出的在作品中表现历史必然性的要求。茅盾的转变为其日后加入“左联”并成为领导人之一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金瓶梅》与《红楼梦》的死亡叙述之比较

死亡叙述,是《金瓶梅》与《红楼梦》文本叙述中的主体内容之一。由于两部作品在死亡场景描写、死亡意象设置,以及死亡的叙述功能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对死亡的叙述中,《金瓶梅》传达出的是"善恶有报"的道德劝戒,而《红楼梦》在体现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倾向的同时,也把我们引向了对生存的悲剧性的体验。     

《金瓶梅》与《红楼梦》的死亡叙述之比较

死亡叙述,是<金瓶梅>与<红楼梦>文本叙述中的主体内容之一.由于两部作品在死亡场景描写、死亡意象设置,以及死亡的叙述功能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对死亡的叙述中,<金瓶梅>传达出的是"善恶有报"的道德劝戒,而<红楼梦>在体现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倾向的同时,也把我们引向了对生存的悲剧性的体验.     

左翼文坛的一株新葩－－略论丁玲“左联”时期的小说创作

丁玲“左联”时期的小说创作 ,是其作品由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进步文学 ,进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的转折阶段 ,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通过对丁玲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研究 ,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思想、艺术转变的轨迹 ,并能由此透视出 30年代的左翼青年作家们小说创作的某些基本特征     

“红”与“黑”的辩证法——“文革”时期对《红岩》的“协商式阅读”

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时期,曾经是最红的小说<红岩>同样产生了巨大的争议和质疑.并在形形色色的"文革"小报上遭到否定性的"判决".这种遭遇典型地表现了革命文学写作中的全部困难所在--革命文学的"合法性"是和作者团队以及作品中描写的正面人物的"合法性"捆绑在一起的.首先,革命文学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靠作者的红色身份和作者的现身说法,但是,随着革命的"发展",这些作者很难保证持续保持原有的身份.一旦这些作者的政治身份发生问题.他们创造的文学作品必然连带遭到否定.革命文学写作的困难还在于,革命的对象是不断变化的.在解放后,过去国共两党之间的党派斗争,很快就转换成了党内不同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对于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来说,把革命过程中的复杂性写出来,对权力机构来说就失去了写作的意义.因此,对文学中的革命历史就要进行某些装饰性的描写,但政治斗争或者说革命斗争的对象是不断变化的,对革命的装饰随时有可能转变成为对某人的装饰,这就有为桌人翻案的嫌疑,不管是作品中的人物原型,还是环绕在作品周围的写作团队,只要所涉及到的某个人物有了问题,作品就会受到牵连.因此,对革命文学的作者来说,谁都没有办法保证一部作品能够永远"政治上正确",即使是像<红岩>这样"最红的小说",也是一样.     

革命文艺与小资产阶级──茅盾与创造社、太阳社论争的焦点

１９２８年，创造社、太阳社与茅盾就“革命文学”有关问题展开论争，其焦点集中在革命文艺与小资产阶级及其文学的关系上，茅盾认为革命文艺不应该排斥小资产阶级，并充分肯定了小资产阶级文学的进步作用。     

“革命文学”之为何及其路径——茅盾与太阳社、创造社论争的核心

大革命的失败催发了茅盾革命文学观念的嬗变,他与太阳社、创造社原本既已存在的“革命文学”观念分歧进一步外显和扩大,由此导致他对革命文学倡导者观点的质疑和批驳,也终而引发太、创二社化“友”为“敌”对他展开猛烈的围攻.论争双方在“革命文学”之为何及其路径的论辩过程中并非仅仅围绕小资产阶级文艺/无产阶级文艺这一个话题展开,不容忽视的还有茅盾《幻灭》等小说中人物的出路问题,以及是立足于腥风血雨的黑暗现实回过头来反思革命还是以乌托邦的未来想象激发人们继续革命,要不要揭示革命阵营内部的阴暗面等等一系列关键问题,而这一切又共同指向要不要写真实以及什么样的“真实”等革命文学创作中面临的实际问题.     

“小资产阶级”研究述评及其“话语”研究的当下意义

文学领域中对＂小资产阶级＂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小资产阶级＂文学形象的研究;二是对＂小资产阶级文艺＂的研究;三是对＂小资产阶级话语＂的研究。以中国知网为主要检索平台,从研究的内容和数量上看,文学形象研究占据主流;从研究态度上看,可以发现,无论是对作品中＂小资产阶级＂人物形象的态度还是对＂小资产阶级＂文艺的态度都有一个由贬斥到褒扬的转变,对＂小资产阶级＂话语的研究虽相对薄弱,但也有逐渐推进之势。由此,对＂小资产阶级＂相关命题的关注与研究可以成为理解现代文学、文化发展动力问题的一个切入点。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析沈从文的"乡下人"情结

纵观沈从文的一生及其作品,都有一种执拗的"乡下人"情结,从地域、民族、个人等角度看,这个"乡下人"情结都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它是作家的一种自我定位,体现了作家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和价值倾向,并对作家的叙述方式、创作主题乃至创作倾向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化学视野中的“七十年代后”小说

70年代人是一个矛盾的共同体,他们努力挣脱传统的约束,追求自由的欲望化的生活,但同时他们又感到了身体下坠、灵魂撕裂、纯真丧失的痛苦.实际上是他们作为一个亚文化群体积极自觉地进行社会文化接受、改建和创造等主体性行为的结果.因此,70年代后的"另类写作"尽管令人瞠目结舌,但却有着推进中国当代文化创新的进步意义.     

从文体学的角度分析《伊芙琳》

乔伊斯的短篇小说《伊芙琳》在文体上独具特色,并较好地服务于作品所表现的主旨,体现了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     

从《叛徒和英雄的主题》探析“博尔赫斯风格”

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创作 ,从内容到形式都改变了人们以往对小说的定势认识 ,形成了独特的“博尔赫斯风格”。本文以侦探小说《叛徒和英雄的主题》为缺口 ,从“想象与侦探小说”、“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迷宫手法与迷宫主题”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宋"式"考论--兼论唐式之性质

宋代前期,式沿用唐式的内容和形式.神宗元丰以后,宋式在性质、编纂体例、修订模式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在性质上,由令的细则性规定变成为法定公文程式.宋式的变化,是宋代对编敕、格等法律形式的性质、功能进行调整的结果.宋式的变化使得宋令的内容更加整齐划一,令、式分工更加明确,两者关系更加协调、合理.     

从"白话诗"到"新诗"

本文讨论五四诗歌革新运动中从"白话诗"到"新诗"的演变过程。认为在"白话诗"时期,是在"大传统"和"小传统"中寻求突破,致力于"工具"的改革和形式的解放;到了"新诗"时期才改变自己的写作背景和思想艺术资源,在内容、诗体、修辞上全面接受西方的影响。     

从《诗与生活》看霍夫曼斯塔尔的早期诗学

胡戈·封·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1874一1929)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奥地利的著名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他不仅是一位多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和理论家。他生前写有一百多篇杂文(论文、书评、报导、演讲、序和跋)和十多篇“虚构的对话和书     

"这"、"那"类的隐性回指

"这"、"那"指代词本身没有固定的含义,它们的意义随所指对象的变化而变化."这"、"那"隐性回指最主要的特征在于指示代词的所指不是明显地出现,而是隐含(implicit)在语句的隐性所指对象中,是一种语义上的衔接.回指项替换先行项以后,意义也会随之改变,这给语言的理解造成一定的困难.本文通过对一百万字语言资料的考察,主要探讨"这"、"那"类包括型、联想型和总括型三类隐性回指的所指规律或倾向性规律.     

农科博士生《植物分子生物学进展》课程教学方法的探讨

农科博士生《植物分子生物学进展》是一门旨在植物分子生物学领域提高博士生独立科研能力和开阔博士生科研视野的一门课程,本文从教学内容、考核方法、教学形式等三方面内容对该课程的教学方法进行了阐述和探讨。     

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的两种现实主义趋向

本文通过对贾平凹的《秦腔》和余华的《兄弟》这两部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的具体分析来探讨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创作趋向,在这两部有标志性的作品中,《秦腔》可以称做是一种模拟社会、模拟自然、模拟生活本来面目“法自然的现实主义”;《兄弟》是以夸张和怪诞的手法创作的怪诞的现实主义。这两种审美风格的出现呈现出:新世纪小说重新回到现实社会,重新关注我们当代生活的一些关键问题,关注我们当代生活的精神状态的趋向。同时,也提示我们对文学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需要重新认识。     

真情抒发与大胆创新的完美结合--读余国松散文集《半醒人语》

余国松先生的散文集《半醒人语》在思想内容上表现了传统文人特有的审美情趣和“痴迷”的人生态度;对现实丑恶以嘻笑怒骂、装傻充愣的“狂态”表现其痛心疾首之情。美学风格上的“恢诡谲怪”,文体上“散文小说化”较成功的尝试,语言风格上的文白交错相糅等,是这部散文集的艺术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