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诗话》的记事

诗话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古代文论著作。其体制为分条排列,每条或载一评,或采一诗(或数诗),或记一事,大多随意而话,属于“以资闲谈”的随笔性质。袁枚以《随园诗话》(下简称《诗话》,引文只注卷目)闻名于世。《诗话》内容以论诗与采诗为主,但亦有属于“记盛德,录异事”(许(岂页)《彦周诗话》)的记事内容。本文就尚无人论及的《诗话》记事内容作粗浅探讨,以引起人们的重视。《诗话》所记事多数诗坛创作活动或某首具体     

也是源头活水

清·袁枚《随园诗话》中说:少陵云:多师是我师。非止可师之人而师也。村童牧竖,一言一笑,皆言之师,善取之皆成佳句。随园担粪者,十月中,在梅树上喜报云     

清代中叶诗话选评

<正> 郭绍虞先生曾指出:“诗话之作,至清代而登峰造极。清人诗话约有三、四百种,不特数量远较前代繁富,而评述之精当亦超越前人。”(《清诗话续编·序》)诚然,清代是中国古典诗话发展的黄金时代。其数量据蔡镇楚《中国历代诗话书目》初步统计,实际上至少达五、六百部之多,堪称为储藏量极丰的文化宝库。近几年来学界对清诗话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象王夫之《姜斋诗话》、叶燮《原诗》、袁枚《随园诗话》、刘熙载《艺概·诗概》等著名诗     

《随园诗话》与乾嘉性灵诗潮——兼论诗话与诗说体例的区别

本文从袁枚《随园诗话》的长篇形式与乾隆盛世全社会作诗的对应关系,袁枚"性灵"诗观的非理论形态,袁枚早达早退的生活方式与乾嘉诗学、考据学各成专门之学的因果关系,中国女性被其"整体"地推上诗坛等几个方面,对《随园诗话》这一部人尽皆知的名著之实质,重新进行了诠释,而诗话与诗说二体的区别,也在乾隆盛世诗学的繁荣中为人所更易见。     

重新面对袁枚

考证《红楼梦》作者的家世，袁枚的《随园诗话》曾经备受红学家的重视。胡适当年撰《红楼梦考证》，论定“著者”问题时所根据的“第一条”资料，就是《随园诗话》卷二中那段几乎所有红学家都耳熟能详的话：康熙间，曹练亭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     

宋诗作者考辨二则

一．《刘讽都官致仕》诗作者考前人所著诗话甚多，内有不少名诗佳句，历代广为传诵，至今流传不息．但若论起诗作者来，却时有歧误，不可尽信，用时更需细加辨析。《刘讽都官致仕》诗即为一例。《刘讽都官致仕》诗已佚。宋无名氏《古今诗话》中有其诗句，并说作者是谢景山（名伯初），其文曰：（宋仁宗）嘉中，刘讽和官致仕，夫妇徙居赖山。谢景山有诗送云：“移家尚恐青山浅，隐几唯知白日长。”朱公绰诗云：“谏草焚来应见史，橐金散尽只留书”[1]宋阮阅《诗话总龟》中也有此则诗话：嘉林中，刘江都官，冈州人，方年六十三致仕，夫妇徙居…     

袁枚的生活、思想与创作

在清乾隆时代,袁枚(1716—1798)是一位“一编早定千秋业,片语能生四海春”(《随园诗话》补遗卷八,席佩兰见赠诗,下简称《诗话》)、享有五十年盛名的文坛领袖人物。可惜的是,长期以来,有的研究者特别注意他生平的某些表象,认为:袁枚是一位风流才子,优游林泉,“过了五十多年的清狂自在的享乐生活”。其生活、思想、创作,流于“庸俗、浮滑”。(参见米治国等《元明清诗文选》第118页、《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五卷《袁枚》)有的则更具体指出:“根本缺点在于缺乏社会现实内容”,“只是一种运用自如的消遣,一种剔透玲珑的‘盛世’点缀”(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四册)。因此,应该进一步对袁枚作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拟从其人生道路、生活爱好、理论开拓与诗文创新等方面,提出初步探索的意见,欢迎批评,指正。     

“池塘生春草”非谢灵运梦惠连所得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谢灵运《登池上楼》诗中的名句,对此,前人交口赞许,称引甚多。一段“梦中授诗”的佳话,更是将这两句诗的创作过程渲染得神乎其神。钟嵘《诗品》卷中引《谢氏家录》云: 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句。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     

诗话美学

纵论历代诗学,有一点非常突出,即一以贯之的人本主义传统。第一部诗论专著——六朝钟嵘《诗品》发展孔子“兴观群怨”说,奠定了“诗唯性情”的理论。唐代释皎然《诗式》,从精神境界谈艺术构思:“须至难、至险,始见佳句”。同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以风格立品,是自觉美学追求的开始。宋代欧阳修作《六一诗话》,探讨诗作如何“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开拓了审美深层次。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喻诗,注重诗人的修养,要求主题隐蔽“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后世研究陶、李、杜、韩、苏诸大家,更提出诗的人格精神。清末民初王国维综合神韵说、性灵说,创立“意境论”,把“真景物、真性情”作为有无意境的标识。     

论章学诚以《随园诗话》为中心的袁枚批评

章学诚对袁枚《随园诗话》有专论文章,态度激烈,语言犀利,研究专家多斥章学诚为卫道。本文对章批《随园诗话》进行了简略的考察,认为章学诚以《随园诗话》为中心的对袁枚的批评可谓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既不是所谓简单的"卫道"也不是空言无依,网人入罪,而是袁枚在《随园诗话》及其著作和个人行为的具体揭示,也是章学诚文学观念的具体展现和"文不空言"的有为之言。     

处常子《续本事诗》辑考

处常子《续本事诗》是五代时期吴国出现的一部诗话体小说,为续补唐代孟启的《本事诗》而作。《续本事诗》全书已亡,但通过辑出的17条佚文,可以一窥该书的面貌。相对《本事诗》来说,《续本事诗》更加依赖于从较早书籍选取诗话材料。从《本事诗》到《续本事诗》,再到《续广本事诗》和《唐宋分门名贤诗话》、《诗话总龟》,唐五代的诗话体小说完成了向宋代诗话丛编的转变。     

中诗西诗,诗是余家事：余光中诗话初探

余光中诗文双璧,其“文”包括抒情、记游诸种散文和文学评论。其文学评论文集已出版者有《分水岭上》、《从徐霞客到梵谷》等五书,其中有很多诗论诗评的专篇。诗为余家事,余光中在其抒情、叙事、记游、说艺的散文中,其谈诗艺、谈诗人、谈诗事的零散片段,或一笔带过,或三言两语,或字数上千,则大可摘录编辑成册,名为《余光中诗话》。本文以2005年出版的余氏散文集《青铜一梦》为对象,抽取其谈诗的话语,加以分析论述,是为《余光中诗话初》。这些诗话——如谓徐志摩读错济慈的诗,如自言喜爱披头四、不亲现代诗,又说易安是藕神、痖弦似火山,又认为苏格兰五镑钞票上诗人彭斯的半身像及其诗句是他“英诗班上最美丽的教材”——是他论诗评诗专篇的延伸、补充和变奏,和他的诗论诗评专篇一样辞理俱胜,且比其专篇更有个性、更有趣味、更与诗歌之外的其它文艺相涉。这些诗话,是他生活中“游于艺”时所观所赏所联想的纪录,笔下常有感性知性兼具的烘托点染,其一则则书写无异于一篇篇诗学小品,本身即具有修辞谋篇的观赏价值。中国自宋代以来有大量的诗话,《余光中诗话》延续了中国诗话的传统;他更以其广阔的视野、以其写景抒情叙事说理兼擅的彩笔,为这个传统加添了内容和姿色。由于他的诗话兼及中诗西诗,以后研究与他相类的中国现代诗话的学者,就也得兼顾中诗西诗了。     

乌台诗案纵横谈(续)

《乌台诗案》一名《乌台诗话》(见《眉山诗案广证》卷 2 ) ,却有悖于“论诗及事”或“论诗及辞”的“诗话”传统。但换一种眼光来看 ,诗案中有时涉及作诗本事 ,有时供出诗作或某些诗句的用意 ,则“论诗及事”、“及辞”还是时或有之 ,只不过作者多半迫于外力言不由衷罢了。因此 ,《乌台诗案》实在是一种“变形”的诗话。关于诗案供状迫于外力言不由衷 ,前文已有所触及 ,这里再举几个例子 ,以见其荒唐可笑。《和李清臣韵》云 :“羞为毛遂囊中颖 ,未许朱云地下游。”前句姑置不论 ,后句用了一个典故 :“朱云 ,汉成帝时乞斩张禹 ,汉成帝欲诛之 …     

顾校本《随园诗话》标点失误举要

清代性灵派主将袁枚近60万言的《随园诗话》,无论以篇幅之巨大,还是以内容之丰富来看,都是中国古典诗话之不可多得的佳构。自顾学颉先生整理校点的《随园诗话》(以下简称“顾校本”)1960年初版、1982年再版之后,已发行46500册,广泛流传,其嘉惠士林,功莫大焉。笔者近年来研究《随园诗话》而有所得,颇受益于顾校本。但任何古籍的校点都不可能尽善尽美,顾校本亦不例外。《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63期曾刊有王果等同志《顾校(随园诗话)标点质疑》一文,指出顾校本标点失误42处,是正确的。只是顾校本之失误远不止此。限于简幅,不能尽举,本文仅就其书名号、引号与断句三方面失误之要者,再例举数十条,以求正于校点者与读者。(附带说明:引文中原有的人名、地名号,为便于排版均删去。) 一、书名号漏标1.郑夹(氵癸)笑韩昌黎《琴操》诸曲为兔园册子,薄之太过。(卷二40) 按:“兔园册”为书名,即《兔园册府》。据王应麟《困学纪闻》系唐杜嗣先著。为收集古今事迹、典故之类书,三十卷,全书已佚。袁枚认为郑氏讥笑韩愈《琴操十首》如同堆砌典故之类书,未免贬低得太     

浑名诗小辑(三)

马啄木 《翰府名谈》:治平中,有为吉水令,忘其姓名,治邑严酷。野人马道为《啄木》诗讽之。令见诗,稍缓刑。时人目曰马啄木。按:马道《啄木》诗见《宋诗纪事》卷二十四,曰:“翠翎迎日动,红嘴响烟萝。不顾泥丸及,唯贪得食多。才离枯朽木,又上最高柯。吴楚园林阔,忙忙争奈何?”谢蝴蝶 《豫竟诗话》:谢学士吟《蝴蝶诗》三百首,人呼为谢蝴蝶。其间绝有佳句,如“狂随柳絮有时见,舞入梨花何处寻?”又曰:“江天春晚暖风雨,相逐卖花人过桥。”古诗有“陌上斜飞去,花间倒翅回。”又云“身似何郎贪傅粉,心如韩寿爱偷香”,终不如谢句之意深远。     

论谚语在民俗中的特殊作用(上)

1927年7月27日,鲁迅有信给正在研究民俗的江绍原:今夜偶阅《夷白斋诗话》(明顾元庆著,收在何文焕辑刊之《历代诗话》中),见有一则,颇可为“撒园荽”之旁证,特录奉;——南方谚语有“长老种芝麻,未见得。”余不解其意。偶阅唐诗,始悟斯言其来远矣。诗云:“蓬鬓荆钗世所稀,布裙犹是嫁时衣。胡麻好种无人种,合是归时底不归?”胡麻,即今芝     

《长恨歌》其恨何长——谈历史题材作品的艺术真实

宋代的苏东坡曾经给我们留下了对唐人诗作的几句评语:“郊寒岛瘦,元轻白俗”。认为白居易的诗是俗了的。他说的这个“俗”是什么意思呢?照《沧浪诗话》里的解释是:“作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看来这里说的“俗”还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通俗”的俗,是贬义的。俗意,是从诗的内容上说的,其它恐怕是指形式。但白居易的“俗”,表现在那里呢?苏东坡也没有说明白,倒是后人对此多加引申,认为白居易的诗是浅率俚俗。王世懋在《艺圃撷余》中竟这样说:“生平闭目摇首不道《长     

《雪桥诗话》诗史观研究

《雪桥诗话》是杨钟羲与其表兄宗室盛昱合辑的《八旗文经》的姊妹篇,是研究清史、北京史尤其是研究八旗人物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另外,《雪桥诗话》选录诗人的标准,是“略于名大家,详于山林隐选,尤详于满洲……”,一些不为人所习知而又有一定成就的诗人的吉光片羽,往往在《诗话》中能窥见点滴,这在其它书籍中是颇难找到的,对研究清诗来说是不可多得的稀缺文献。《雪桥诗话》中,保存了大量明、清两代文人的诗作和史料,特别是对研究清诗意义重大。另外,诗话是有清一代的掌故书,有很多文化史故实都能详见于此,有补文化史乘。诗话“因人及诗”,“因诗及事”,欲“为本朝一代诗史”的录诗宗旨,也揭示其诗史观的传统。诗话以人存诗,以诗纪人,以诗纪事,以诗存史,而且尤详于山林隐选,尤详于满洲,是研究清诗、清史极其重要的文献。     

诗律正脉：朝鲜朝中期诗律观——以梁庆遇《霁湖诗话》为中心

梁庆遇《霁湖诗话》是朝鲜朝中期诗话中十分重要的一部作品,在朝鲜文学史尤其是诗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霁湖诗话》以唐风为“千古正脉”,作诗强调“直溯真源”,为朝鲜朝中期诗风由宋转唐提供了诗学理论依据。《霁湖诗话》开朝鲜诗话专门进行诗律批评的先河,体现了朝鲜中期诗话的新特点,代表了朝鲜朝中期诗家追求“诗律正脉”的诗律观。《霁湖诗话》从诗体、平仄、押韵及诗律评点等几个方面展现了梁庆遇的诗律观,在体现崇唐态度的同时,针对当时亟待解决的朝鲜文人作诗因不精音韵而疏于押韵的问题给出了行之有效的作诗之法。尤其是梁庆遇对待“通韵”的严格态度,标志着朝鲜朝中期诗家诗律观的一大进步。《霁湖诗话》的出现标志着朝鲜诗话从关注诗律进入到专论诗律的新阶段,在朝鲜诗话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郑燮与金农、袁枚交谊考辨

《随园诗话》卷九:“兴化郑板桥,作宰山东,与余从未识面,有误传余死者,板桥大哭,以足踏地,余闻而感焉!后二十年,与余相见卢雅雨席间,板桥言,‘天下虽大,人才屈指不过数人’。余故赠诗云:‘闻死误抛千点泪,论才不觉九州宽。’……”《小仓山房诗集》卷十四《投郑板桥明府》:“郑虔三绝闻名久,相见邗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