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贞观政要》看唐太宗的重民思想

一 唐人吴兢所撰《贞观政要》,是一部研究唐初历史十分有价值的政论性文献。全书共十卷,四十篇。它记载了贞观年间(公元六二七——六四九)唐太宗李世民及其臣僚们,如魏征、房玄龄,王珪、杜如晦、褚遂良、孔颖达、虞世南、温彦博、岑文本、马周、戴胄、姚思廉、杜淹等四十余人关于“治国安邦”方面的言论,其中有唐太宗和左右大臣的政论,有大臣们的奏疏和有关重大的政治措施等等。可以说《贞观政要》内容     

开拓者的硕果——读叶光大、李万寿、黄涤明、袁华忠的《贞观政要译注》

唐人吴兢所撰《贞观政要》,是一部研究唐初历史十分有价值的、政论性的历史文献。全书共十卷,四十篇。它分类记载了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唐太宗李世民同其臣僚们,如魏征、房玄龄、王珪、杜如晦、褚遂良、孔颖达、虞世南、温彦博、岑文本、马周、戴胄、姚思廉、杜淹等四十余人关于“治国安邦”方面的言论,其中有唐太宗和左右大臣的政论,有大臣们的奏疏和有关重大的政治措施等等。可以说《贞观政要》内容丰富,涉及到的人和事甚多,不仅有史料价值,并且也有现实借鉴意义。     

《兰亭序帖》祖本面目初探

《兰亭序》写成于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墨迹长期秘而不出.唐太宗在贞观十三年(639年)购求二王书翰,"四方妙迹,靡不毕至"(张怀瓘《二王等书录》),唯独未见《兰亭序》,"营于寤寐",乃有遣萧翼向收藏者辩才老僧赚取之说(何延之《兰亭记》).大约在贞观十四、五年间获得了这一稀世之珍.唐太宗将《兰亭序》帖收入府内以后,曾命弘文馆榻书人冯承素、汤普彻等人临写若     

《贞观政要》的行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行政思想是行政实践的指导依据和理论源泉,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并接受历史的长期检验,中国作为历史文明古国,积淀了大量的政治和行政思想。为了挖掘中国古代行政思想和行政智慧,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以历史典籍《贞观政要》为蓝本,采用文本分析法、历史文献疏理法、比较论证法等研究方法,由浅入深剖析《贞观政要》深层文本中的治国理政思想和行政智慧,总结和比较贞观年间采用的具体行政措施和方法,考证《贞观政要》所记载的行政实践的历史进程和行政效能,从而解读和分析《贞观政要》所蕴含的行政思想、行政智慧和当代意蕴。研究发现,《贞观政要》蕴含着丰富的行政思想和中国智慧,如施行仁政、以民为本、按需设官、任用得人、行政追责、有效行政、权力监督与制衡等思想。结果表明:《贞观政要》的行政思想不仅适应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提高了行政效能,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甚至一度出现读书人不愿从政做官的社会现象;而且这些行政思想在历史时期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适用性,对于今天的行政改革仍不乏启迪意义;从而为修正传统的“学而优则仕”思想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证,同时也为今天的行政改革提供参考依据和经验法则。     

“使人如器”——唐史札记

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对曰:“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太宗曰:“前代明工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 (《贞观政要》卷三《择官第七》)唐太宗强调的“使人如器”思想,     

浅评《贞观政要》中的“居安思危”思想

<正> “居安思危”是《贞观政要》一书的指导思想。作者吴兢所处的时代,正是唐朝的“开元盛世”的年代。然而,就在这“盛世”的背面,却出现了新的社会危机:唐玄宗从开元中期以后开始怠于政事,失去了励精图治的作风,地方上土地兼并剧烈,均田制、府兵制度被破坏,人口流亡增多,地方藩镇兴起,统治机构臃肿,吏治败坏,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吴兢曾向玄宗提出八点建议,但却遭到贬逐。(《新唐书·吴兢传》)因此,从吴兢所处的时代与经历来看,以“居安思危”作为该书的指导思想,这有很强的针对性。吴兢在《贞观政要·序言》里说他编此书的目的是“义在惩劝”,“克遵前轨”。也就是要唐朝统治者身居“盛世”而不忘创业的艰难,不要忘记励精图治的作风,以便使李唐的统治永久继续下去。所以,《贞观政要》一书虽然记录的都是唐太宗     

都是乳名惹的祸

<正>贞观年间,长安坊间流传着手抄本的《秘记》,书中预言说:"唐(朝)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此后又接连出现了几次异常天象,太史官卜卦竟然是"女主昌(盏)",恰恰与谶语相吻合,唐太宗知道后异常忧虑。     

沙湖学术信息

彭忠德在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０日《光明日报·理论版》发表《有国有家者之座右铭———〈贞观政要〉》一文指出：今人读《贞观政要》，一方面通过研究吴兢“义在惩劝”的写作目的，“可以触到开元、天宝之际的历史脉搏”，还可以领悟到时代对史学的要求及其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有意识地从传统史学中发掘有益于现实生活的内容，可以焕发史学的活力。该书围绕统治者和民众关系而论述的为君、为官之道，似应为今天关注的重点。唐太宗及魏征等人将正确处理君民关系当作头等大事。如何为君？第一是重视民众：首先要认识到国以民为本。其次要看到民…     

《康熙政要》论倡廉反腐

《康熙政要》仿《贞观政要》而作,记录了康熙诸多言行事迹,反映了其治国思想与实践活动,并且突出体现了康熙在治国实践当中的倡廉反腐的言行、举措、事迹。其中的精华部分值得当今借鉴。     

评《贞观盛世·唐太宗·李世民》

评《贞观盛世·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政治家之一,他所开创的“贞观之治”,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辉煌的一页。对唐太宗及其贞观之治的研究,一直受到史学界的重视,有大量的论文及专著问世。学术界新近又增加了一部新著：《贞观盛世·唐太宗·李...     

论唐太宗的文化建设业绩

唐太宗的政绩,前人论述甚多,而对其文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却少有专述。本文拟从这方面,试加评论。(一) 隋末战乱,古籍散亡极为严重。唐高祖李渊采纳秘书监令狐德棻的建议,用高价购募遗书。与此同时还增置楷书,组织专门人才缮写古籍,其结果是“数年间群书毕备。”(《唐会要》卷三十五)唐太宗在继承父业的基础上,于贞观二年接受魏征的建议,对五经、史记、诸子、诗赋等,重新校定,“数年之间,秘府粲然毕备。”(引文同上) 为了治国急需,唐太宗于贞观初年命魏征、虞世南等人编写《群书治要》,凡五十卷。资料取之于六经、诸子等古籍。贞观五年该书完成,太宗赐诸王各一部,以备攻读。(《唐     

《晋祠之铭并序》碑二题

太原市晋祠的《晋祠之铭并序》碑(习惯称唐碑)系唐太宗李世民亲书,历来被视为珍品,模拓流传,自古至今,其风不衰。清乾隆时挂匾称为“贞观宝翰”,今人又盛称它是仅次于王羲之《兰亭序》帖的行书书法珍品,但此碑究竟何时所撰?书法究竟如何?今试撰文论之。要了解唐碑,还得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及书写经过谈起。唐王朝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年间(627—649年)后期,已是国家强盛,人民富裕,国内统治秩序也基本安定。李世民便把称雄的矛头对准了邻近的国家。唐王朝实力     

论贞观文学观念的文质消长

唐初武德、贞观年间的文学观念有一个明显的质消文长过程.武德与贞观前期,为纠正南朝文风的流弊,文质观念表现为质胜于文的过渡期特点.贞观中期以《隋书》等"五代史"的修成为标志,追求文质兼济.贞观后期,以《晋书》修成为界,诗坛全面走向重文轻质的道路,下启龙朔文场变体.     

唐代经济史札记二题

唐太宗经济思想的出发点是"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所以他重视农业,不失农时;提倡"克俭节用",节流为主,主张"藏粮于民".唐太宗的经济思想使贞观年间社会经济得以发展.唐代钱币的发行对经济发展也产生影响.唐代统治者没有认识钱币对国计民生的巨大影响,对钱币的政策反复较大.中唐之后,对钱币采取宏观调探,从而扩大了钱币的流通范围.     

大明宫初建时日考

为探究大明宫初建时日,结合相关史料,对学术界关于大明宫兴建的具体年代的不同看法进行分析。分析认为：依据史料论证,在贞观年间已经修建的“旧宫”的基础上,龙朔二年再建大明宫,甚至更早;唐太宗本人已在宫内活动,并使用了“旧宫”;大明宫初建时间应当前推到贞观年间,第一位使用大明宫的是唐太宗,而非唐高宗。     

许敬宗奏请《切韵》窄韵“合而用之”考辨

许敬宗奏请《切韵》窄韵“合而用之”,一直被认为是出于科举考试规范用韵的需要。但史料比勘与初唐诗文用韵的统计分析表明：许敬宗对《切韵》的改革,并非为科举制定官韵,而是为宫廷诗歌创作提供用韵依据;其时间也可上推至唐太宗贞观年间,而不是通常认为的高宗、武后时期。     

贞观初年唐太宗宫禁防卫体系构建与道德重建--以唐太宗颁布的惩处隋末叛臣的三道诏书为例

唐太宗即位以后,围绕隋末"江都兵变",先后于贞观二年六月、七月和贞观七年正颁布了三道诏书,大肆渲染对弑杀隋炀帝的谋逆之臣的惩处,并宣扬"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的名分论调.本文指出上述三道诏书的颁布对保证唐太宗布置的宫禁防卫体系的有效性,遏制当时的各种叛乱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亦体现了唐太宗试图加强传统伦理道德重建、树立君主绝对权威的意图.     

以史为鉴与"贞观之治"

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深谙以史为鉴的著名君主之一.由于他在贞观年间采取了设立史馆、大力修史等诸多措施,发展史学,遂使史学功能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挥,也使他成了历史上以史为鉴的光辉典范,不仅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而且也在我国史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贞观党争及承乾被废原因新探

贞观年间，太子承乾的被废，历代史家都认为是承乾咎由自取的结果。但我们发现，承乾的被废，主要是因为贞观年间李唐王朝内部的党争所致。唐太宗对承乾的猜忌是导致贞观党争发生的主要原由；对魏王李泰的宠爱是导致贞观党争发生的主要诱因；晋王李治党争的胜利是导致承乾被废的最终结果。     

唐太宗创制《讌乐》隐颐抉微

在唐朝初年"制礼作乐"成果中,太常乐署的《讌乐》乐部尤为引人瞩目,发人深思。其创制过程持续达20年,内容形式与政治地位历经"三级跳"而达于至高无上。从音乐社会学角度切入,寻绎贞观《讌乐》创制背后潜藏的"政治伦理"隐情,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太常乐舞具有"旧瓶装新酒",为新朝歌功颂德、宣扬天命的政治功能;列在贞观"十部乐"之首的《讌乐》,既是唐太宗为自己歌颂功德的"政治手笔",也是冲淡"玄武门之变"恶劣影响、讳饰"喋血夺嫡"声誉之垢的"形象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