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律师公会改组浅议

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破坏践踏了中国司法主权的独立完整，但也把新的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带入古老的中国，如律师、律师团体和律师制度。1912年，留日法科毕业生成立了上海最早的律师团体“中华民国律师总会”，但不久便宣告重组。同年12月上海律师公会成立，依法采用会长制。1927年，上海律师公会改组采用委员制。改组后的上海律师公会贯彻新的管理理念，采用新的管理模式，有效整合了上海律师群体，公会自身也得以发展壮大。上海律师公会的改组体现了中国法律在司法领域实现由权利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型，是先进的司法制度同落后的社会形态逐渐融合的过渡。     

从会长负责到委员主持:1927年上海律师公会改组述论

民初确立的以会长制为中心的律师公会制度,初步实现了律师职业自治.随着律师职业的发展和律师公会规模的扩大,会长制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1927年,国民党为了加强对上海地区社会的控制,要求上海律师公会进行改组.国民党对上海律师公会的强势介入反映了国民党对律师职业进行控制的强烈欲望,但同时也在客观上为上海律师公会进行改革创造了条件和契机.委员制在上海律师公会的确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律师职业自治进入一个新阶段,反映了中国律师职业自治模式发展的新方向.     

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再探

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其有效实施对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当性、促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从2014年全国值班律师制度的试点开始,到2018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总结司法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将值班律师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一项基础制度予以确认,由此拉开了值班律师制度在全国范围普遍推广的改革序幕。原试点地区结合当地社会需求分别开展不同程度的实践探索,积累了有益经验,学界亦对值班律师内涵和价值、值班律师的职能定位及工作机制等问题展开了诸多讨论。值班律师制度写入刑事诉讼法具有"一锤定音"的效果,但法律尚未界定的内容和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还需要持续深入的研究,而这有助于法律援助制度的长远发展和司法改革的有效推进。     

论如何完善政府律师制度

政府律师制度是现代律师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政府律师制度差别较大.当代中国政府律师制度与司法、国家行政管理等制度之间存在矛盾冲突,因此在中国建立政府律师制度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建立符合当代中国国情的政府律师制度应坚持适度发展、面向基层、严格规范和多种模式并存的原则,同时遵循符合国情特点的基本途径.     

中西律师制度的历史沿革与法哲学思考

中西律师制度有着不同的历史发展脉络,西方律师制度已经逐渐完善,中国的律师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误解与排斥。中西地理环境与生产发展水平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律师需求环境;迥然有别的宗教和伦理观念,塑造了不同的民族性格,形成了不同的纠纷解决模式,也形成了人们对律师制度认知的不同心理。     

中国律师制度现代化路径述论

中国律师制度是近代法律移植的结果。回顾该历程,总结其经验教训,有助于推动律师制度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充分发挥功用,促进中国律师制度的优化及现代化,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当代社会主题。     

论律师的执业素质

自1979年国家颁布《律师暂行条例》恢复律师制度以来，国家司法行政部门狠抓了律师队伍建设工作，除对律师体制进行重大的改革外，还强化了律师执业素质教育和管理，并在总结律师工作经验和肯定律师体制改革的基础上，于1996年5月15日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律师法》。尽管国家司法行政部门做了各种努力提高律师执业素质，但目前我国律师执业素质仍然不高，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影响律师执业素质提高的消极因素是多方面的。第一，我国律师资格授予制度不甚严格和完备，从而影响了律师队伍整体素质的形成。我国自1979年恢复律师制度，为了适…     

中国律师的地位：现状、反思与前瞻

中国律师阶层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程度低 ;律师与行政、司法系统的同行在制度框架内享有的权利不平衡 ;律师的社会形象不佳 ,受尊重程度较低。这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负面影响、涵盖律师制度的司法权在国家政治架构中的地位长期偏低、律师制度设计上的漏洞等因素密切相关     

律师体制改革的思考

中国的律师,一向是颇有争议的行业。几千年人治的结果和长期左倾思想的干扰,不断冲击着律师及其体制的基础。虽然十年来,国家宪法和法律已明确地把律师制度视为国家民主与法制建设中一项重要制度,但律师的性质、地位、作用等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旧有观念仍然束缚着律师和律师工作的发展,律师事业历经坎坷,步履艰辛。     

中国律师如何融入WTO的法律服务

本文以入世为背景,论述了中国律师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未来服务方式的新变化有:跨国服务、连锁经营、律师与其它专业人员协同服务、合资经营及资本经营等,中国律师的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应增加公司化有限责任合伙所,建立律师责任保险制度。     

中国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的嬗变及启示

一套运行良好的律师辩护制度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构成了保护公民权利机制中重要的一环,而辨护律师自身的权利保障则是该制度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从历史的视角看,中国律师辩护制度建设历经曲折,中国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也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经验与教训并存.对其发展路径进行考察与梳理可以看出,律师制度的建立、发展与国家、社会的民主制度密切相关,与国家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市民社会的发展成熟程度密切相关,与国家的开放程度、国际意识密切相关.律师自身权利的保障与完善在国家法治生活中有着重要作用.     

中国律师如何融人WTO的法律服务

本文以入世为背景,论述了中国律师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未来服务方式的新变化有跨国服务、连锁经营、律师与其它专业人员协同服务、合资经营及资本经营等,中国律师的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应增加公司化有限责任合伙所,建立律师责任保险制度.     

和谐语境下律师制度价值目标之分析

在和谐语境下,律师制度的价值既有现实层面的价值目标,也有理想层面的价值目标。现实层面的律师制度价值是人们对律师制度现实需要的满足,具体体现为权利保障价值和经济效益价值。理想层面的律师制度价值是人们对律师制度价值更高一级的理想追求,即律师应当济弱扶贫、匡扶正义的价值目标,这种理想追求反过来又在指导和影响着律师制度的发展和律师职业的价值取向。     

论新《律师法》的律师免证制度

律师免证制度是证据特权规则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以新《律师法》确认的律师免证制度为基础,就其理论基础,律师免证制度的客体、主体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以期有助于《刑事诉讼法》的改革和证据制度的完善。     

试论香港律师制度的特色

香港律师制度渊源于英国律师制度,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律师界存在着大律师与事务律师两个分支。同时,香港律师又有执业律师、政府律师和公司律师之分,资深大律师与普通大律师之分,公证事务律师与普通事务律师之分。此外,香港律师在法律上是高等法院的“人员”,接受法院的监督,是香港法官的候选人,却又游离于法院管理系统之外。香港律师制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反映了香港社会对法律服务需求的广泛性,同时也说明香港律师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法治与律师职业的使命

当代中国律师制度的发展,反映的是法治在中国的进步。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对律师职业理解上的变化。律师是社会法律工作者的观点是法治社会不同于其他时代对律师职业的定位。这种定位是法治文明的文化本性所要求的。由此,律师职业也就有了自身独特作用,可以说促进司法公正这一诉讼灵魂的生成与充分发育是律师职业的本质所在。但律师的职业使命与律师职业的现实状况又存在着矛盾。社会对律师职业的认同,现行法律对律师职业的支持状况及律师自身素质等直接影响着律师职业使命完成的质量。为此,本文认为律师职业作为社会或民间的法律力量,以维护私权并促进司法的公正为其职业的规定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为律师职业的发展创造各方面的条件,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加强律师工作的法治环境建设和律师自身职业建设。     

两种不同性质的律师制度——兼论我国律师制度的优越性

1980年,我国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简称《律师条例》),以法律的形式宣布新律师制度的诞生。建立和健全我国社会主义律师制度,对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试从律师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上,从两种不同性质的律师制度的比较上,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律师制度的优越性。     

民国时期上海本土律师的法律业务

民国时期的上海本土律师主要通过发布广告,开展交际活动,依靠掮客这三个途径来获得他们的法律业务。尽管当时人们对于律师还有不少偏见,并且在国民党政府统治的政治局势下,律师的活动仍然要受到种种牵制,但在经过改革形成的新的法律制度中,他们的工作仍然构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属性解读与制度完善：律师职业透视

长期以来 ,法学界对律师职业的本质属性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研究甚少 ,因而提出的有关改革建议缺乏理论支撑。本文认为 ,独立性是律师职业的本质属性 ;民主性、社会性和商品性是律师职业的基本特征。正确认识律师职业的本质 ,是完善我国律师制度的基本前提 ,在此基础上 ,文章分析了我国律师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提出了相关改革建议     

1927-1937年上海律师业发展论析

1927-1937年间,上海的律师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业律师的队伍规模、队伍构成、收入水平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促进上海律师业发展的原因有很多,而上海经济的发展、租界法权的逐步收回、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活动、上海“三界鼎立”的格局是主要原因。上海律师业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的现代化进程在“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的突破,说明了上海的现代化进程已全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