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新论

海内外学术界历来把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改革统称为王安石变法.但熙宁九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即闲居江宁,元丰新政完全是在神宗主持下推行的,理应视为神宗变法.事实上熙宁新法与元丰新政不仅主持者不同,而且指导思想亦大相径庭.本文深入解析了熙丰年间改革路线逐步变质的内在机制,指出关键在于神宗与王安石的改革的价值取向不同,进而重新检讨了变法失败的深层原因及其经验教训.     

论王安石的“荆公新学”

王安石二十二岁中进士后,担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多年,目睹北宋社会危机深重和人民的贫困生活。在仁宗时期,他曾上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直陈时弊,提出变法主张,但未为仁宗、英宗两朝所重视。神宗就位后,在社会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便两次任命王安石为相,推行新法,进行改革。王安石的变法,旨在抑制兼并、放宽压榨、推动生产、富国强兵,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改革运动。为着进行变法,王安石不仅改组太学和地方学校,     

王安石变法与宋代中枢权力格局的地域之争

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不仅对宋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等领域影响巨大,而且对宋代中枢格局的地域变迁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无论是神宗时期宰辅进退的南北地理格局变化,还是王安石主持变法前主要交游对象的地域选择,以及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而引起的北宋新旧党争中的地域因素,均可看出王安石变法对宋代中枢南北地域格局和南北地域之争的重要影响。由此可知,地域因素是北宋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而这种南北地域观念一直影响着宋代的政治格局。     

略论宋神宗时期西北开发中的文化因素

北宋神宗时期,在王安石变法的推动下,变法派展开了一系列开拓边疆的军事活动,成为变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中王韶开拓熙河,由于提出复河湟、灭西夏的重要主张而受到有着同样愿望的宋神宗和为振兴国势、力行变法的王安石的高度重视。因而,从军事行动的顺利推进到战后熙河地区的开发建设,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宋王朝的大力支持。宋王朝在西北地区不单注重对经济领域的开发,而且注重对蕃部少数民族智力资源的开发及中原封建文化、科技的传播,并成为当时的一个突出特征。     

略谈王安石及其变法

宋代到了仁宗时期,阶级矛盾尖锐,民族危机严重,政府财政空虚,整个形势,犹如大病缠身,“待时而发”,已经到了“不容怠忽玩惕之时”。正如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所指出的那样:“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讠思)(讠思)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在当时士大夫中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就是一次改革的尝试。到了宋神宗时,一方面社会危机更加严重,另一方面神宗也有改革的意图,而王安石又是当时改革中的一位有声望、有魄力、有远见的政治家,于是变法的重任就落在他的身上。     

关于《答司马谏议书》——王安石给司马光回过几封信?

《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用书信形式写的颇具特色的说理散文,它语约义丰,概括了深刻的政治历史内容,体现了时代的精神面貌,闪耀着作者的思想光辉。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实行变法。这一改革措施,限制和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以及与他们有着密切联系的庸懦士大夫的利益,他们群起而攻之。正当新法在激烈斗争中迅速推行的第二年,官绅豪右的代表人物司马光(时任谏议大夫),一方面上表神宗皇帝,攻击王安石,表明他与王安石的关系“犹冰     

抗金志士的诗词中饱含爱国救国激情

宋朝立国后,就存在诸多问题,腐败越来越严重。为消除这种现象,神宗和王安石实行变法。变法虽然是从维持宋王朝的统治出发,但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而受到他们的强烈反对。但对人民群众来说,多少符合他们的要求,因而变法曾经取得不少成就。由于反对更加激烈,神宗改变了主意,     

熙宁年间宋辽河东边界交涉研究——王安石弃地数百里说质疑

北宋神宗熙宁七年至十年(1074至1077),正当王安石变法之际,辽朝(又称契丹),曾为山西北部的边界划分问题向宋朝提出交涉,并迫其割让了部分领土。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就以此为由,制造了一个流毒千年的冤案,诬蔑王安石提出“欲取姑予”、“以予为取”的主张,把数百里北宋领土,割让给了辽朝。自此以后,绝大多数史籍都沿用此说。近年来有些史学工作者已根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王安石有关言论,论证北宋失地之责不在王安石;“欲取姑予”之论并非出于王安石,完全是守旧派邵伯温凭空捏造。但对这次宋辽边界交涉中的某些重要问题还没完全搞清楚。以至最近     

在经典与政治之间——王安石变法对《周礼》的具体实践

王安石在北宋神宗朝主理国家政治之时,在政治上厉行新法,在经学上力倡新学,两个“新”字当中包含着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多方面内涵。王安石的变法革新与经典诠释之间的联系,不仅通过其对《周礼》的认识和解说得到体现,更与王安石本人的“先王”意识及古典理想主义结合起来。王安石变法与《周礼》一书的真实联系,以及他是如何以《周礼》为依据而进行具体变法的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加以探究的。     

苏轼政治思想管见

长期以来,不少文学史和研究苏轼的文章,都认为苏轼的政治思想经历了从进步到保守再到进步的转变,其根据是:苏轼在宋仁宗时积极主张改革,但到神宗时,却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神宗死后,又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积极“维护某些新法”;并且认为这种“转变”是由于他政治地位的升降.反映了经济地位不稳定的中小地主阶级的立场。这是不符合苏拭的思想和历史实际的,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试论王安石变法时期的仓法

仓法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史学界对王安石的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等经济改革措施的研究已比较精细,但对王安石创立仓法的背景及仓法的内容、作用等问题却罕有专门论述。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希冀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有所补益。     

程昉：一个熙宁改革的样本

程昉是熙宁改革时期一个典型的事务型官僚。他被宋神宗提拔,被王安石知遇,从事工作类型多样,以农田水利为主。程昉参与变法的作为有成功之处,也有诸多问题,饱受反对派的干扰与打击。程昉的经历体现出熙宁变革在地方的推行情况以及改革面临的困境。程昉是神宗熙宁变法的一个经典样本,从中可以略窥北宋王朝改革的样貌。     

王安石变法与台谏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古代的一次重要改革。本文在系统考察王安石与反变法派台谏官的斗争、王安石运用台谏的措施、台谏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等具体问题的基础上，揭示了王安石变法成败与台谏的密切关系，充分肯定了王安石不避矛盾，不恤人言，大胆使台谏为变法服务的做法。     

“元祐更化”是复辟吗?

“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列宁全集》第10卷第152页注2)他在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次年被任命为宰相)后进行变法,对封建国家的财政、经济、军事制度进行了改革,在客观上对社会生产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王安石变法是在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中进行的一次改良活动。它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大地主保守势力的反对,王安石因受打击而两次罢相,宋哲宗继位以后,司马光被起用为宰     

熙宁官制改革论

熙宁官制改革是熙丰变法(王安石变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关系到变法的成败，同时又开启了元丰官制改革的前奏，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而王安石则倡导和主持了这次改革，但他改革的不彻底性及其设想与实践的偏差导致了这次官制改革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王安石和二程的激烈论战

北宋时期,围绕变法问题,王安石(公元1019—1087年)和程颢(公元1032—1085年)、程颐(公元1033—1107年)的激烈论战,是在封建社会走向下坡路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这场论战,集中地反映了当时地主阶级中革新派与顽固派之间两条思想政治路线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列宁指出:“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宋神宗时,王安石     

论法律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作用

一、改革与法律的内在联系 改革,史称“变法”,这不是任意的称谓,而是人们从法律的角度对历史上的改革的科学总结,它生动地表明了改革与法律的内在联系,显示了法在改革中的特殊作用。 考察和分析一下古今中外历次著名改革中“变法”的历史情况,对于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作用是十分有益的。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改革,著名的有秦代的商鞅变法,宋代的王安石变法和清末的戊戌变法。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各国大的改革也为数不少,诸如日本的明治维新、美国三十年代的罗斯福新政、法国一九五八年的戴高乐改革等等。这些改革都是在维特原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由统治阶级     

王韶经营熙河管窥

11世纪中叶王安石的变法为宋王朝打了一针强心剂。王韶作为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实施骨干之一,以他卓越的军事才干开疆辟土、安抚蕃众;以他敏锐的政治见地和军事眼光,兴马政、扩蕃兵、通蕃汉贸易,治理熙河地区,他的经营成效对边疆的稳定和开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试论王安石变法的历史经验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中期的一次政治改革运动,是地主阶级内部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一次大搏斗。这场斗争,前后持续了十六年,对于北宋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今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研究、总结一下这次变法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普及、深入、持久的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是有重要意义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是北宋中期杰出的法家。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他被任     

论王安石变法的人才观

王安石变法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改革。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王安石变法的“理财”观以及对北宋社会经济产生的积极作用,均已为历史所肯定。但是,在人才问题上,王安石推行对太学、对科举、对考课制度的改革,倡导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