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对接与中外契合——近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与努力

近代和谐社会思想与实践开启了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近代化过程,实现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和谐文化的对接和契合,在中国和谐社会思想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近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与努力,就是近代国人对中国传统和谐文化进行近代诠释的过程,而如何处理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始终是最为重要的一个主题.     

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

全球化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它不是在某个单一社会层面上发生的过程,而是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个层面上统一发生的过程.中国当代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可能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也有可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丧失自我.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自己的独立、自主性,"自主型"发展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有互补性,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会产生新的有益于人类进步的世界文化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必将对人类文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略论中国传统的近代境遇与当代定位

近代以降 ,中国传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在长达百余年的历史中 ,中国传统经历了从物质、制度、精神文化层面的逐步退却 ,几近断裂 ;反传统因应社会变革成为时代主流。改革开放后 ,传统开始复兴。在稳定发展的当代中国传统理应获得重新定位。即 ,在当代中国并存的传统文化、马列主义文化、西方文化中 ,马克思主义文化是灵魂 ,西方文化是工具 ,中国传统文化是根本     

论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整合

近代中国文化是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制约下传统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发生的近代性转换过程中形成的。因此,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整合是近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是以通商、遣使、求学、传教、游历、翻译等形式进行的,它表现为一种非和平背景下的和平方式。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中西文化交流经历了由冲突到整合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     

中国的文化问题与我党对文化使命的认定

曾经辉煌 2 0 0 0年的中国传统文化 ,在近代由于西方列强的侵入而处境尴尬。为解决中国的文化问题 ,从鸦片战争开始 ,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 ,引发了三次文化融合。因此 ,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正反两方面的对比认识中 ,认清了自己的文化使命     

比较文化视阈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梳理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奠基者的作用。在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视阈下对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进行理论梳理,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近代中国中西方文化之比较为其现实背景,学习和汲取西方先进文化为其思维起点,批判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为其思考核心,融合和创新中西方文化为其理论趋势。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本土运动与近代行程:1840-1901

本土运动是指一个主位文化因客位文化的冲击而引起的重整反应。具有高度整合性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近代遭遇了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并由此展开了顽强抵抗和回应性调整,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近代行程表现为本土运动的历史行程。1840—1901年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土运动的历史逻辑表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近代遭遇的危机是空前和全面的整体性危机,非本土运动所能自救,最终不得不进行全面的革故鼎新,以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替代之。     

对日常生活文化底蕴的探索——评《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化透视》

对现代化的思考和实践是一个历久而弥新的课题.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这一点已毋庸置疑,但要实现怎样的现代化以及如何评判现代化,却仍是一条充满荆棘的探索之路.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从学习西方开始的.在中国近代,这一学习过程经历了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三个阶段,其中文化启蒙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至为深远,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也接续了这一思路.     

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化递嬗:基于文化构成角度的解读

从文化的构成来看,文化是个整体,主要是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构成.一般情况,文化的各构成要素彼此之间和谐统一的,可是当其中的某些因素被改变时,原本稳定的文化整体就开始出现了失衡.由于变迁的速度不同,物质文化首先作出反应,随着物质文化的变化,制度文化也随之作出调整.虽然精神文化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但是当文化形式改变和动摇了原有文化模式的根本精神或价值现念时,新的文化模式才得以产生.回顾近代中国发展的历程,实质上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较量,是近代中国文化不断递进和演变的过程,近代中国文化就是在不断递进和演变中获得了连续发展的契机.     

中西文化传统的存在论差异与沟通

中西方文化两大传统的差异应当从存在论层面给予阐释。西方文化传统的一神论、超验传统、自我意识、知识论、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普遍主义,本质性地根源于其存在论及其解释系统。中国文化传统的存在论是不同于西方的样式,或可称之为整体性的、生成性的和人伦化的存在论结构,是融道、天、地、人等多样性的元素于一体而成就的自然主义。存在论的差异也展开了中西方文化两种不同的超越方式:对象性的超越和非对象性的超越。开展中西文化的交流应该正视两大文化传统的存在论差异,一方面要重视中国存在论传统,开掘其当代意义,另一方面要克服对存在论的本质主义化,并发掘堪与西方存在论传统相提并论的西方生成论传统,从中寻求两大文化传统的交汇。     

论“文化重构”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文化重构”的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中西方文化的相互融合.在这一不同“文化场”的转移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层面的实用理性、实践层面知识分子的治平使命、理想层面的“大同”构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唯物史观以及社会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契合点,从而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之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进而根据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构”,最终使之成为一种被中国人广泛接受的民族新文化.     

近代自然科学与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以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为例

甲午以后,随着西学异质文化的大规模传入,崇尚西学、新学之风日盛,中国传统学术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化秩序处于重建的大动荡中.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新知与保存、改造传统之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以刚接受的西方新知、新理、新法整理中国传统旧籍,发明中国旧学之新义,以适应近代学术演进之大势,成为晚清学术演进之必然趋势.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打开了中国近代思想家的视野,使近代学人得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重新认识宇宙、认识自然,客观上促进了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开辟了一条文化秩序重建的道路.章太炎、康有为及粱启超堪为其中之典范.     

近代汉口商业文化的变迁

汉口开埠是近代武汉城市转型的一个关节点。随着西方商品的滚滚而来,西方商业文化也开始植入传统汉口城市的母体中。在此过程中,汉口商业文化经历了从物质、制度到精神的各个层面的变迁。这种变迁总的来说是逐渐采习西方资本主义商业的一揽子营运机制。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高估变的一面而忽视不变的一面,传统的商业文化并未因西方商业文化的植入而一下子淡出。近代汉口商业文化实际处于一种二元过渡形态,传统与现代交融杂糅,总的趋势是走向现代。     

论近代中国的文化传统主义——中国近代文化思潮剖析之一

文化传统主义,或称文化保守主义和国粹主义,是近代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思潮,也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过程中,中国士大夫对西方文化的一种最初的本能反应模式.在文化传统主义者看来,中国文化优于他种文化,近代文化的进化必须以传统为本位,因而它排斥或轻视西方文化,具有一种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在近代中国的不同时期,文化传统主义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对这一文化思潮进行系统的剖析,对在新的条件下借鉴和继承文化传统,建构中国新文化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权思想探源

人权思想的起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非常复杂,究竟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是否孕育着西方人权思想的基本元素?从人权作为“人”和“权利”的内涵来理解,人权思想的诞生和孕育是需要特定文化土壤的,也许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在正义观、抗争精神、个人主义和宗教影响等对人权思想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与西方文化确实存在着本质性或前提性的差别,因此也就没能象西方那样成为近代人权思想的发源地。     

文化概念的语用学分析

文化概念认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对它进行语用分析.这种分析采用语用学视野,以文化的语义分析为基础,从广义语境的三个方面来揭示它的语用意义.在时代语境下,古代文化概念记录了当时的耕种、教育等具有现代性的重要活动,积淀了当时人们乃至原始初民的形式感知过程及文化的本质,从而可以窥见人类文化的变迁.在地域语境中,近代西方文化概念明显批判了资本主义文明,近代中国文化概念对本土文化和资本主义皆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现代文化概念是现代学科语境中的文化定义,以人类学为例,文化概念对相应文化研究的范围、活动和成果起着支配性的作用.     

浅析基督教文化扩张中的文化帝国主义特征

基督教文化是欧美等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以基督教神学的基本观念为核心,并融入了近代资产阶级传统,是惯常所说的“西方文化”中的本质部分。伴随着近代欧美资本主义兴起和殖民扩张,基督教实现了世界性传播,基督教文化也对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大潮涌动,文化全球化也正在成为一种潮流,作为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主导文化——基督教文化,在这一潮流中居于明显的强势地位,并显现出文化帝国主义的特征和色彩。     

文化不适应视域下晚清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

中国在近代与西方两极相逢，遭遇了重重的文化危机，并由此而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态势和走势。晚清时期，中国文化安全危机的形成及其脱困经历有自身的规律及相应的内在机理，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在晚清时期的国家文化安全危机根源于传统文化未能与时俱进地发生现代转换，这使得中国固有文化在先进性、民族性及现代性等方面出现了三重不适应。17世纪以来，中西方文化对比出现了日益扩大的历史性悬殊，在趋势上呈西升东降之势，文化先进性由中国转移到了西方。西方携先进性优势，强势打破了中国大门，从而在民族性层面上使传统文化处在藩篱破碎的破防状态，中国传统文化未能转生出现代性，国家文化危机的克服缺乏可以依赖的现代力量，晚清中国深陷国家文化安全困境，难以自拔。     

浅析近代桐城派的文化观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过程中,桐城派知识分子面临着不同的文化抉择。一方面,他们坚持弘扬传统文化,维护封建统治,力图拯救时弊;另一方面,他们又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探索富国强兵的道路。近代桐城派并没有对传统文化固步自封,而是从经世致用的层面出发,对传统文化进行革新,主张由汉宋会通走向中西会通,对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变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中国近代文化思潮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用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启蒙运动利用中国思想的过程与方式

中国思想参与构建西方现代启蒙经验,不仅影响到启蒙运动中最活跃的阶层与人物、最主要的思潮与论争,而且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层面上的意义,从天启神学到自然神学、从自然哲学到政治哲学再到政治经济学。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启蒙运动利用中国思想的过程与方式。启蒙思想从中国获得灵感,但中国并不是思想的对象,而是思想的方法,启蒙运动不断利用并不断扬弃中国形象,最终完成西方现代性文化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