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企业结构差异与CO_2排放强度实证研究——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

文章根据1999～2009年间28个省市的能源消费数据,估算了28个省市11年间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在此基础上引入广义矩估计法,对碳排放强度与工业企业结构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外商、港澳台投资企业对碳排放强度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而私营企业同碳排放强度的变动关系不明确。另外,文章认为: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结构和重工业对碳排放强度有显著影响,且都与碳排放强度呈同方向变动;而轻工业、企业规模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同碳排放强度反方向变动。     

城镇化进程与区域能源强度——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城镇化在不同学科中的不同涵义和诠释反映了其具有多层面性的特征。论文运用1996-2011年中国大陆地区28个省市区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城镇化的三个层面对区域能源强度的影响和作用。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地域城镇化对我国能源强度具有不同影响,对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而技术进步作为控制变量之一,则对我国整体及四大区域能源强度降低均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     

产业转移制度变迁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中部地区面板数据的分析

目前新一轮国际产业向中国大陆转移与东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已愈演愈烈。明确产业转移的核心效应,把握新一轮产业转移规律,是各级市场主体根据自身特点制定科学政策的依据。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运用中部地区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影响变截距的AR模型对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制度变迁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其基本结论为:产业转移对承接地市场体系的优化、对外开放程度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产权制度的变迁、政府效率的提升具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     

我国中部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1978～2004年江西省的计量经济模型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我国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农民实际人均纯收入、小学毕业生升学率、城镇失业率、第一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和城镇化率等5个变量。实证分析结果揭示了要大力促进中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有效转移,就必须增加农民实际收入,重视农村教育,加快工业化进程,推进农村产业非农化,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性障碍,构建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     

中部六省基尼系数的估算研究

本文提出利用中国的《统计年鉴》发布的收入分配分组数据估计基尼系数的方法,并对中国中部六省的基尼系数进行了估算。计算结果表明,中部六省农村与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都不大,但城乡加总的基尼系数都很大,这说明决定各省乃至整个中部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关键因素是城乡收入差距。目前正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中部地区正面临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但目前该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已经有了较高的起点,因此该问题的动向应引起有关决策部门的关注。     

中国寿险需求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保险需求对保险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研究结果表明加权可支配收入、人均储蓄存款与寿险需求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金融市场规模与寿险需求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教育水平与寿险需求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健。分地区来看,平均可支配收入对中部影响大,而对东部和西部影响相对较小;人均储蓄存款对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影响程度较为接近;金融市场规模的抑制作用差异较大,东部最强,中部次之,而西部并不显著。     

地区经济增长与碳强度差异的收敛性及其机理: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地区平衡发展的真正内涵除了指地区经济增长差距上的缩小外,也应该体现为生态环境质量差异的缩小。运用分布滞后调整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中国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碳强度差异和经济增长差异的关系发现,两大地区人均收入差异存在绝对收敛,但与此同时,碳强度差异呈现发散趋势,地区间碳强度差异的收敛性与经济增长差异的收敛性并不同步;人均资本、城镇化、市场化及产业结构对碳强度的地区差异有较大解释力,而能源结构、技术水平则解释力不大。探究碳强度差异随经济增长差异变化的机理发现,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降低将引发碳强度差异扩大,而人均资本、城镇化、市场化、产业结构等决定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亦可以明显地影响碳强度差异。以上结论对中国走节能环保型区域平衡发展道路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制造业高级化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研究——来自制造业强省的经验证据

产业转型升级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基于传统产业升级理论提出“制造业高级化”概念,从制造业结构优度和价值链高度两个维度构建制造业高级化指数,并对制造业强省的制造业高级化指数进行测度.以制造业强省的数据为样本,引入制造业高级化指数变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定量分析制造业高级化对区域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制造业高级化具有显著的节能降耗效应,制造业高级化是促进区域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     

我国能源强度变化因素分析——以广东作为案例

本文探讨了能源强度变化的因素分析方法,并对广东能源强度变化进行了案例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广东作为单位GDP能耗全国最低的省份,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动力来自第二产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其中工业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是总体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产业结构变化对能源强度作用不大,行业结构的变化对能源强度下降发挥了一定作用。由此,继续调整优化工业行业结构,支持重点行业的节能技术进步,进一步提高产业能源利用效率,是未来实现单位产值能耗持续降低的关键。     

制造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中部地区相关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8—2011年中部地区制造业30个行业的EG指数和碳排放强度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制造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资源密集型产业集聚程度的增加会导致碳排放强度增加;高新技术比较集中的产业集聚程度的增加降低了碳排放强度。因此,中部地区应该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有效促进节能减排。     

新疆能源强度变动的影响因素探析

本文采用Refined Laspeyres指数分解模型，对1985～2005年新疆能源强度进行分解，寻求新疆能源强度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实证结果显示，工业部门内部能源强度改进是新疆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的主因，而产业结构变动并未对其产生积极的影响。此外，工业部门能源强度的改进主导了新疆能源利用效率改进的强度效应。重工业行业内部能源强度的改进扭转了其比重上升对能源利用效率的不利影响，使得新疆工业部门能源利用效率提升。     

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因素贡献的定量研究

生产要素包括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包括人力资本和科技进步。本研究构建了生产函数模型,其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对生产要素投入依赖较重,全要素生产率依赖较轻,走的是一条相对粗放型的增长道路。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让人力资本和科技进步引领中部崛起新跨越:把中部劳动力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加快科技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使新兴战略性产业成为主导;提高市场化程度,为中部地区经济内生增长创造良好环境。     

能源效率的地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长江流域七省二市为实证

能源效率的状况及不同因素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引起了理论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本文整理计算了长江流域七省二市1997-2007年的数据,比较分析了各省市能源效率的状况和特点,发现长江流域能源效率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和东高西低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利用面板数据计量分析了不同因素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作用,结果显示:技术进步、能源价格、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是影响能源效串的重要因素,其中,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作用最大.     

基于能源强度视角看碳强度目标的实现

2010年全球能源消费增长5.6%,达到1973年以来的最大涨幅,由化石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出现快速上升,达到306亿吨的历史高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如何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降低碳排放强度,解决能源短缺问题以及环境问题,是一个重大挑战。笔者认为,基于中国当前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特征,降低能源强度,提高能源效率,是当前中国发展低碳经济行之有效的首选手段。     

浙江经济低碳化发展研究——基于能源强度视角

在低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能源强度的角度,对浙江省1990年至2010年经济低碳化的发展特征进行分析.通过时间序列模型,结合能源强度的年度数据,预测浙江低碳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最后运用因素分析法,对浙江省能源强度的变化进行分析,得出推动浙江省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产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因此继续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提高产业能源利用效率,是保证浙江经济未来低碳化发展的关键.     

博弈论视角下的区域政府间合作分析——以中部六省为例

利益问题是区域合作的核心问题,利益博弈贯穿区域合作的始终。2004年"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由不均衡战略进入全面区域协调发展阶段。但"中部战略"实施6年来,其"各自为政,分散发展"的格局仍在继续,中部经济一体化仍面临重重障碍。为使区域合作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政府之间的合作机制建设尤为必要。为此,区域政府应该打破行政界限和市场分割,消除恶性竞争和地方保护;结合国家政策进行二次制度创新,深化制度化合作,加强内部协调,推动区域务实合作,以达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和产业合理布局的局面,共享区域合作的成果。     

中部地区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贡献率的实证研究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教育已从经济社会的边缘进入核心地带,高等教育逐渐成为科学技术的"孵化器"和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教育和经济相互作用、相互支持,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从教育经济理论的角度探讨了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应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模型对中部六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进行了计算,从而为中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