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代刻石文看秦始皇对法家思想的接受与发展

秦代刻石文共计七篇,它们反映出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后对未来国家发展的规划设计,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接受和继承。主要表现在重视国家法令、重视分职以治吏,以及民俗的法律化和对确定的大一统王朝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解读刻石文我们还发现,秦始皇对法家思想不是一味地继承和接受,而是同时又有所发展:他并不遵行法家着意提倡、主张的君无为臣无所不为的无为而治;他不再坚持法家非常重视的重农抑商经济政策,而是在重农的同时也为工商业提供了适度发展空间;融阴阳家思想要素于法家之中;主张偃兵息武。这些接受和发展表现为我们动态地认识先秦法家、客观地评价秦始皇提供了历史依据。     

秦将军李信考论

从李信家世源流来看,自李同以降,李信祖先渐以将略持家.李信乃陇西李氏杰出人物.今所能考见之李信事迹,均在始皇十七年(前230年)至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的十年统一战争期间.李信在秦统一战争中,破赵,逐得燕太子丹、攻楚、破定燕、代、齐地,骁勇善战,功勋显赫,是秦始皇扫平群雄、统一天下过程中颇为倚重的一员大将.但是,由于伐楚之战在军事史上的经典意义,李信在伐楚中的失败又与秦最为卓越的老将王翦的胜利呈鲜明对比,所以李信在后世论者眼里和笔下,地位并不高.李信伐楚失败的事例成为经常的反面谈资,一代战将的英名竞为此役之败而掩损殆尽.     

绝命之书：韩非使秦及《初见秦》相关问题考证

韩非使秦之年,学术史上有秦始皇十三年(韩王安五年)、秦始皇十四年(韩王安六年)二说,一年之差主因《韩世家》和《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记载不同。由记载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秦火焚书历史事件的阴影,也可以看到战国诸国史官记载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角度。《初见秦》是《韩非子》首篇,《韩非上秦王政书》是第二篇开端,此乃韩非绝命二书。《初见秦》作者多有争议,本文从宏观政治立场与微观文本分析两个层次,考证其作者为韩非。     

秦的文字统一及刻石反映的建元改制成果

秦朝以小篆为标准文字,第一次实现了文字统一。在古汉语文字史上意义重大,在中国文化史上记录下光辉的一页。泰始皇帝在位37年。期间,他五次出巡七次立石。秦刻石文字反映了秦实现统一战争的伟大意义,反映了秦建立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反映了统一法制、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等实行变法革新成就,可使我们知古而鉴今。     

秦始皇刻石铭文书写模式刍议

秦始皇刻石铭文作为秦王朝官方文献,与前代青铜铭文相比,在仪式媒介与施用对象、叙述模式与仪式语言、思想内核与制度建构方面都发生了变革。文本结构上,呈现出神灵与百姓的双重受众模式;文本内核上,建构起以个人为中心的功绩陈述模式;文本思想上,揭示了秦王朝在礼法关系模式上的曲折探求,探索出一条纳礼于法的政治道路。七篇刻石铭文作为秦王朝的官方文献自成范式,重新建构了具有秦朝大一统特色的铭文书写模式。     

《周书》三《训》人性观考论

三《训》人性观在继承儒家性自"命"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人性为"丑",主张性有"好恶",其人性观属于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性恶论。三《训》还认为通过"因"性施教、"因"性分次等方法,可以解决性恶所引发的诸多问题。     

左丘明与《左传》《国语》关系考论

《左传》作者是否为左丘明至今仍有争议 ,争议的主要原因是左丘明生活年代与孔子同时而《左传》却成书在公元前 4 0 3年之后。本文借助一些史料推理分析 ,认为左丘明当是《左传》的始撰写者 ,撰写内容传授给弟子 ,其弟子据自己亲眼所见对预言及某些内容按照左丘明的思维轨迹进行了调整增删 ,最后的定稿人至少活到了公元前 4 0 3年。关于左丘明与《国语》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写作过程的逻辑推理 ,认为编撰《国语》是撰写《左传》的必经步骤 ,但是左丘明编撰之《国语》今已不传了。     

西周《大武》乐章及其演变考论

西周《大武》乐章曾经过武王、成王、康王三代的演变和逐步增益。《大武》所奏六诗均保存于今《诗经.周颂》中。《武》即武王时之《大武》;成王时把武王克商后所作四首颂诗全部配用于《大武》;康王时＂定乐歌＂又增益成王时所作二诗入《大武》,《左传》、《礼记》等所言六成《大武》即定型于此时。《大武》乐章的发展演变,既符合古乐发展演变的实情,亦符合古人用诗的实情和规律。     

《淮南子》书名演变考论

《淮南子》一书的名称历经千年演变,共出现了十多个不同的称呼。在成书之初,淮南王刘安将其定名为《鸿烈》,意欲向世人昭示他的成就。不久,刘向就代表官方将谋逆的淮南王书改称为《淮南》,并分内、中、外篇。内篇即是指代《鸿烈》,故《汉书》又称其为《内书》、《淮南内》。东汉中后期起,该书被尊称为《淮南子》,列入子书。当时的文人著述有时也以《淮南书》、《淮南记》、《刘安子》来指称。魏晋以来,《鸿烈》、《淮南》二名合成《淮南鸿烈》一名,有人又误把高诱的《鸿烈解》归之刘安名下。宋明学者亦不辨原文和注文,又以《淮南鸿烈解》之名代称《淮南子》。     

《采蘩》、《采蘋》、《甘棠》创作年代考论——《诗·召南》创作年代考论之一

《采蘩》为写召南贵族夫人采集白蒿以奉祭祀之作,《采蘋》为写将要出嫁的召南贵族少女采集浮萍、水藻后举行婚前教成祭祀仪式之作,二诗皆当作于周平王（前770年~前720年在位）初年;《甘棠》为召伯虎卒后故西周王畿遗民的悼亡怀念之作,当作于周平王元年至十二年（前770年~前759年）＂二王并立＂之时。     

姚永概《清史拟稿》考论

姚永概于1916年被清史馆聘为协修,至1921年共撰写列传稿30余篇.其稿本《清史拟稿》行文虽简,记事较繁,传文总体偏冗长,附传则远远简略于《清史稿》本.史实考订的确切与疏误亦与《清史稿》情况大致相同.对于后人所诟病的国史馆大臣传重汉轻满、重文轻武的情况,姚永概稿本并未染及.后人指责《清史稿》史传有家传谀颂之病,在姚本中亦未见之.姚永概传稿基本未被《清史稿》采用,原因主要是清史馆馆务混乱.     

《何氏语林》成书考论

何良俊编撰《何氏语林》开明清世说体小说之先河。而其为何会在世说体小说中断三百多年后的嘉靖年间横空出世呢?为什么在体例上又比模仿对象《世说新语》多出言志博识两门;既是模仿《世说新语》所著,又为什么书名不与《世说新语》相类似,而与已经失传许久的裴启《语林》重名。另外,其按语、小序有没有借鉴前人?上述问题正是本文要解决的。     

吕大临《诗传》考论

吕大临《诗传》是北宋著名理学家吕大临阐释《诗经》的著作,其观点曾被朱熹、吕祖谦等引用。但后来的学者对其关注极少,鲜有研究。或与此书散佚较早有关。根据现有佚文,对《诗传》一书进入初步研究,分析其阐释特点及对后世影响。     

《弹歌》考论

《弹歌》之“续竹”不可作“属木”,“逐害”不可作“逐肉”,《弹歌》非为黄世歌,《弹歌》只能是后世追记或臆测古代之情况而形成之作品,而且《弹歌》的产生不会早于周代。《弹歌》的主题不是猎歌,而是孝子驱赶禽兽的悲歌。褚斌杰关于《弹歌》的高论特别值得学术界反思,几部中国文学史关于《弹歌》主题的错误论述也值得学术界反思。     

卢瓌《杼情集》考论

《杼情集》应是晚唐时人卢瓌所编纂的一部"唐人诗话"。此书在宋末元初已亡佚,今由《太平广记》、《诗话总龟》前集、《诗人玉屑》、《能改斋漫录》辑得材料35条。分析这些材料可知:《杼情集》既有对诗作的辑录与评论,亦有对诗事的记载;其体例目前已无法探寻,只知其由几十条并无联系的短小文字连缀而成。较之《本事诗》,《杼情集》更接近《六一诗话》,是晚唐时期的一部"类诗话"作品。它不仅记录了诗歌、诗事,为后世提供了研究"诗话"渊源不可或缺的材料,还代表了先宋诗话发展的高峰,成为链接先宋诗话与宋代诗话的纽带。     

契嵩《嘉祐集》《治平集》以及《论原》考论

契嵩曾自编《嘉祐集》《治平集》,然二集编纂时间不详,其内容在陈舜俞、释怀悟描述中则相反.契嵩曾寄王存《答王正仲秘书书》,中涉《嘉祐集》.考王存当时官职、任所,可知《嘉祐集》编成在治平三年以前.又,综合契嵩、惠洪、怀悟关于《嘉祐集》内容之描述,可知陈舜俞之说为误.《论原》为契嵩作品中重要系列,然其名不见于契嵩文章中,而其编纂时间亦不详.今考怀悟相关论说,结合契嵩与韩琦书信,并分析《论原》内容,可知《论原》为契嵩自编、自名,而编成时间在嘉祐七年以后.《论原》为《嘉祐集》之部分,故知二者成集当在嘉祐七年至治平三年之间.     

《水浒传》中酒文化考论

<水浒传>中有关"酒"的描写,我们称之为酒文化.小说中所描写的下酒、按酒、酒质、酒具等酒文化,是宋元时期人们宴饮时习俗礼仪、饮酒器具、酒令娱乐等方面生动体现,是宋元时期人们世俗生活的反映.     

石介《春秋说》佚文考论

石介对《春秋》素有研治,撰有《春秋说》一书。考多种宋元《春秋》著述曾征引＂石氏曰＂,而这些＂石氏曰＂即指石介之说,应该都是出自今已无从获睹的《春秋说》。就诸书所引,综加辑考,得《春秋说》佚文凡八十四条。这些佚文是研究石介其人其学以及宋初《春秋》学发展演变的宝贵材料。从佚文来看,《春秋说》原书体例大概是先条列所要阐释的经文,再次以解说,形同札记。石介与孙复一样皆不专主一家,对三传及诸家注说皆有取有弃。在褒贬问题上,石介贬多褒少,亦与孙复近似。在具体经说上,《春秋说》佚文与孙复说相同和互补者占据绝大多数,足见二人《春秋》学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不过,石介仍然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并非亦步亦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