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诗学角度看严复的翻译

现代翻译操控理论认为翻译是译者在一定权利人或机构设立的意识形态体系内完成本人诗学追求的过程。通过阐述社会诗学因素与严复＂信、达、雅＂的关系,表明社会诗学因素对严复翻译的影响。     

译者的诗学态度与跨文化翻译中 诗学的赋值

译入语诗学规范、原语诗学文化地位以及译者的诗学态度会影响文学译者的翻译实践。余国藩对《西游记》中诗词的翻译,其在韵律、句构以及修辞层面的转换策略极具诗学赋值。对诗学态度与韵文翻译策略的关联进行解读,可以揭示译者在诗学重构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存在及重要作用,为中国文学译介中的诗学问题处理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看译者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以鲁迅早期译介域外科学小说的个案研究为例

翻译适应选择论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学说引入翻译理论研究,凸显了译者的主体性——译者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指导下,以鲁迅早期译介域外科学小说为个案研究对象,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选择、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并依此择译合适的文本、实现＂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转换＂,以提高＂最佳翻译＂的＂整合适应选择度＂。     

从意识形态的操控看李提摩太的《百年一觉》

传统翻译学注重翻译标准的确立并恪守＂忠实＂的翻译标准,却忽略了文本之外的因素。安德烈.勒菲弗尔曾指出翻译是意识形态操控下的改写,这个观点恰好为《百年一觉》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通过译者李提摩太对译本的选择和采用的翻译策略可以看出《百年一觉》是意识形态操控下的产物,这也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论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操控——以林纾的《黑奴吁天录》为例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认为翻译是译者的操控行为。翻译受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意识形态是最主要的因素。根据勒菲弗尔的理论,以林纾的《黑奴吁天录》为例,分析在文学翻译中,无论是译本的选择还是翻译策略的采用,译者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     

诗学因素对严复翻译的影响

现代翻译操控理论认为翻译是译者在一定权利人或机构设立的意识形态体系内完成本人诗学追求的过程。诗学是关于诗作和诗歌及其技巧研究的理论。严复有关翻译的标准如“达”、“雅”正体现了诗学因素对严复的影响。     

勒菲弗尔操控理论视角下的电影片名翻译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强,中国与他国,尤其是英语国家的交流日益加强,电影作为其中一种交流形式逐渐走向国际。电影片名作为电影的载体起着传递信息的作用。然而在电影片名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也好译者背后的赞助商也好作为社会中的人,不可避免地对其进行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操控,即主导意识的操控与主流诗学的操控,佐证了勒菲弗尔操控理论对指导片名翻译的重要作用。     

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对儿童文学翻译的操控——以《绿野仙踪》的两种汉译为例

操控论指出翻译不是单纯的语言活动,还受到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因素操控。意识形态指用于规范人们行为的模式、惯例、信仰所形成的框架体系,操控译者对儿童文学源文本的选择和译者的语言特点。赞助人指促进或阻碍文学的阅读、书写或重写的因素。儿童是儿童文学的重要赞助人,要求译者从儿童读者的角度出发,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使译作符合儿童的阅读需求。     

从归化到异化—鲁迅翻译观转变中的主体性研究

译者作为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审美和创作主体,其创作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受到各种影响的重写过程,其中译者的意识形态、主流社会的诗学以及赞助因素对译者主体起到最主要的制约作用,从而决定了其翻译策略的形成。鲁迅翻译观从归化到异化的转变与其意识形态的改变,以及所处社会的诗学因素和赞助因素都是密不可分的。     

译者惯习与翻译规范视角下的鲁迅翻译实践

针对五四时期鲁迅先生的翻译实践活动,从译者惯习和翻译规范的视角开展研究。译者惯习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译者惯习与翻译规范相互影响,不可分割。译者惯习能够促进翻译规范的形成,反过来又能塑造译者惯习。鲁迅先生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其翻译实践活动既体现出译者惯习有体现出翻译规范。     

翻译中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翻译适应选择论视域下鲁迅早期科学译著的选材与翻译策略

翻译适应选择论从生态社会学的视角诠释翻译现象,凸显了翻译活动的社会性和译者的主体性。根据翻译适应选择论,翻译是译者在受制于多元的翻译生态环境的同时选择、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的社会活动。译者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依据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择当译之本",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以实现目的语的多维度"适应性选择转换"。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指导下,考究了鲁迅早期译介域外科学著述的社会活动,指出鲁迅翻译科学小说的取材适应了中国"科学救国"的翻译社会环境,翻译策略的取向实现了汉语世界的多维度"适应性选择转换"。     

从《呼啸山庄》的两个译本看译者主体性对原文的改写

本文试图运用译者主体性理论对《呼啸山庄》的两个译本——杨苡和方平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揭示译者在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中,通过对作品的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译本序跋等方面,实现对原文的改写。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文本内的翻译实践、文本外序跋的撰写,不仅受到译入语的意识形态,诗学系统的制约与影响,同时受到译者主体性的操纵,这也是对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的修正与补充。     

翻译：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看鲁迅译介革命文学作品的选材与翻译策略

翻译不是单纯的语言活动,而是与其周围各种因素密切相关的一种自然生态活动。翻译适应选择论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径。该理论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和选择＂翻译生态环境＂适应程度的结果。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指导下,鲁迅译介域外革命文学作品的取材及翻译策略的取向适应了当时相应的＂翻译生态环境＂。     

鸳鸯蝴蝶派的“工厂式翻译”

鸳鸯蝴蝶派因其在近代文学研究中的边缘位置,使得该派翻译活动一直未能进入翻译研究的视野。运用约翰.弥尔顿＂工厂式翻译＂理论,通过分析该派译者的译本选择、产生、传播及影响等环节,认为该派的翻译活动属于典型的＂工厂式翻译＂模式,其翻译模式的形成与译者的诗学观念、译语读者的阅读需求以及翻译的商业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林译《黑奴吁天录》诗学化改写研究

翻译文化学派的勒菲弗尔在其《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中提出翻译就是改写,改写受到诗学和意识形态的操控。从诗学化改写角度探讨林纾在翻译《黑奴吁天录》中如何置换了原文的诗学风格,成功吸引了深爱桐城诗学风格的封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眼球,使《黑奴吁天录》一出版就引起了巨大的共鸣,挖掘该译本在翻译实践方面所包涵的价值以及对后世译书的启示。     

文学翻译中受控于非文本因素的策略性误译探索——基于改写理论

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突破了传统翻译理论的束缚,将翻译纳入系统的、动态的功能研究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以改写理论为指导,分别从意识形态、诗学形态、读者期待、赞助人要求和译者动机5个方面探讨分析非文本因素对文学翻译过程的无形操控,及由此导致的译者的策略性误译。     

忠实的抵抗——吕叔湘翻译诗学研究

吕叔湘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但目前学界对其翻译贡献鲜有系统研究。以巴恩斯通诗学为理论框架,从译者文本视角在译文忠实、读者接受、译者自主、译者发声四个维度剖析吕叔湘文学翻译实践。研究发现,面对源语的拷问与挑战,吕叔湘守持忠实,心怀读者,凸显自主,在忠实与抵抗的咬合处酝酿译者创造,谱演诗学变奏,形塑了忠实的抵抗之翻译诗学。阐发吕叔湘的翻译诗学可为中国翻译研究提供启示与借鉴,助力中国特色译学体系建设。     

从巴赫金对话理论看鲁迅文学翻译之“硬译”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为人们认识翻译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翻译过程牵涉到译者、文本和读者,本质上就是一个多重的对话体。本文试从作者与读者、读者与文本主人公、文本主人公意识与社会意识以及译本与读者的对话角度来审视鲁迅文学翻译之＂硬译＂现象。     

文学翻译的诗学建构:从归化趋于异化

文学翻译作为整个文学活动中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与具有反逻辑诗性功能的诗学建构路径常常相互交融、相互渗透,是一个被放置在宏观社会历史语境中、凸显译者创造性和主体性的意义再生产过程。再加上诗学建构维度下的文学翻译策略又一度受到西方翻译理论的启发和指导,并对21世纪中国文学翻译界的归化译法、异化译法进行了重新思考。具体地说来,这对文学翻译研究的外部因素和实践方法而言,的确具有独特的理论支撑作用和文本规范意义。     

翻译诗学对小说翻译的操纵——以《David Copperfield》两译本为例

"翻译诗学"这一抽象观念是译本比较的一个重要角度。而Lefevere翻译改写理论中的翻译诗学角度能够分析不同译本产生原因及其译者的翻译风格异同。分析并比较《大卫.科波菲尔》两个中文译本有助于阐明社会主流诗学对译本的影响和译者个人诗学操纵下产生的译本之间文本的差异。从描述性的分析结果来看,在不同主流诗学影响下,不同译者采取各自的翻译策略与方法译文使译文语言风格,注释表达,情节与人物刻画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从而使更加理解在不同时代存在不同译文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