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村宅基地退出的互动关系研究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目标。农民工市民化与进城农民工退出农村宅基地之间关系密切。从互动机理来看,农村宅基地退出可以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必要的资本支持,农民工市民化则对宅基地退出提出了现实需求;从互动机制来看,新型城镇化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与宅基地退出的最大动力,而促进农业人口转移为市民和实现农村土地高效利用是重要的运行机制。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引导农民工退出宅基地具有可行性。为了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与宅基地退出互动,应加强"房地一体"的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建立农村宅基地价格评估和管理制度,构建新型城乡空间体系,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实施保障机制。     

推进“三个同步转变”的新型城镇化——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突破口

近10年来迅速推进的城镇化,日益暴露出了"失地农民无工作"、"进城民工无归宿"和"城乡四元结构固化"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农民作为城镇化过程中的主体,其地域、职业和身份的三个同步转变理应成为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内涵的核心体现。"三个同步转变"的新型城镇化,不仅将从物质、精神层面同步助推农民市民化进程,还将通过待遇均质化、资源要素顺畅流动以及集约高效发展破解城乡四元结构固化等难题。推进"三个同步转变"的新型城镇化,从中国国情出发,宜选取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突破口,农民工市民化的着力点应围绕提高个人消费能力和保证公共服务均等化两个方向展开,注重各类政策间的有效协同。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解决,顺应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意愿,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论文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揭示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从城镇化水平滞后、制度障碍、居住问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社会参与程度五个方面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问题,最后从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制度创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定居、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创造社会氛围五个方面,提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     

农村城镇化、农民居住集中化与农民非农化——居村农民市民化路径探析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加快农民工和城市郊区农民的市民化步伐,更需要着力推进居村农民市民化,因为它能短时间、低成本地转移更多农村人口.农村城镇化、农民居住集中化与农民非农化既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强大动力源,又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承受载体.中国农民市民化应该优先发展城镇化,并辅之必要的集中化和非农化.居村农民市民化是农村城镇化、集中区社区化和职业非农化"三化一体"的系统工程,其中农村城镇和农民集中区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空间载体,从事非农产业、强化社区建设和健全市场体系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重要的经济社会内容.国家政策唯有使"三化"融为一体,才能更好、更快地促进居村农民市民化.     

两代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比较分析——以上海1446份调查样本为例

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城镇化推进的必然环节,而城镇就业满意度是影响市民化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上海1446份调查样本,应用统计性描述方法分析了新老两代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总体较高,就影响因素看,满意度较高的是"工作环境"和"业余生活",较低的是"居住环境"和"收入水平";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显著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其中,新老两代农民工工作环境满意度没有显著差异,但居住环境、收入水平、业余生活等方面的满意度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考虑两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及诉求差异,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并促进其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路径——《河北省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一书评介

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工在为城市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面临着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的尴尬处境.城市农民工如何实现自身的转型,真正由农民转变成市民,不仅关系到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也是关系加快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共河北省委党校科社教研部刘丽等人撰写的力作<河北省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河北省城市农民工的现状调查为切入点,层层剖析了城市农民工市民化过程面临的种种制约性因素,并进而提出了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路径.     

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再认识与城镇化转型——基于新增城镇人口的来源结构角度

目前我国城镇化研究多关注城镇化水平量的层面,而忽视了结构层面。从新增城镇化人口的来源结构角度对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再认识,有助于清楚地把握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的实质,发现存在的真实问题。通过分析我国近年来新增城镇人口的来源结构,发现扣除城镇自然增长人口和农村转移人口之后,由城镇地域扩大所带来的城镇人口增长对城镇化水平提升的贡献占据很大比重,而进城农民工所占比例较低,且持续下降。未来推进城镇化水平的持续快速提升,应通过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购买住房,提高其举家迁移的比例,使农民工留守家属进城代替通过"撤村并居"扩大城市面积,成为城镇化水平提高的主要贡献力量。对此,应推动城镇化由集中型向分散型转变,引导农民工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降低居住市民化成本,实现大城市农民工市民化与中小城市房地产去库存的有效结合。     

构建新时代农民工市民化质量指标体系研究

进入新时代后,高质量推进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首要任务,也是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具体行动和现实检验。研究构建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农民工市民化质量多维观测体系,为客观衡量农民工市民化质量和水平,系统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短板不足提供一个评价依据和价值导向。将处理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转”与“化”、“量”与“质”、“乡”与“城”、“城”与“镇”、“走”与“回”等方面关系作为寻求提高农民工市民化质量的可行路径,对于丰富新型城镇化理论体系,改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农民工市民化的促进措施研究

受二元社会制度制约,我国的市民化是不完全的,农民工职业转换与身份转换不同步,进得来城市但融不进城市。表现为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同市不同权,收入低,市民化能力弱,绝大多数只能居住在城中村、棚户区,居住条件十分恶劣。顺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必须构建"半市民化"进程中伴生的不良现象的预防机制,统筹城乡社会发展,加快社会制度改革,赋予农民工市民权,逐步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     

农民工的“城市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河南省“百村调查”的数据分析

通过河南省"百村调查"数据,能够分析农民工的城镇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数据分析表明,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打工地点等因素对农民工的城镇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年轻的、文化程度高的、收入高的、在省内打工的农民工更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城市梦"。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应充分尊重农民工的进城意愿,分类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重点关注青年农民工群体,促进该群体融入城市;完善产业集聚区配套设施,促进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就近城镇化。     

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有效机制构建

受城乡二元社会制度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市民化进程包括农民的城市进入和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两个阶段。目前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已经解除,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还受到种种因素制约,很多农民工因而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必须创新城乡统筹发展机制,将农民工市民化纳入社会整体发展框架;创新就业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进入;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融入;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农村退出。     

论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公正

随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加快.如何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公正,已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而紧迫的历史性课题.公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的理想诉求.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公正,必须从社会系统建构着手,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目标公正"、"社会过程公正"、"制度供给公正"和"政府作为公正".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强烈愿望,也是应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有效策略。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法与深度访谈法,对西安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在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尚未实现"半市民化";市民化的不同维度之间存在不均衡发展。其中,文化心理层面的市民化水平最高,经济生活层面的市民化水平接近总体平均水平,社会交往与政治参与层面的市民化水平则相对偏低;个人、制度、文化、社会网络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培训经历、文化程度、性别、父母在当地的经济状况等个人背景因素较其他因素的影响力更强。     

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制度保障、障碍及政策优化

正一、新型城镇化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宏观背景(一)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导向2013年,若干重大会议均围绕着新型城镇化展开论述。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重大会议如此密集地讨论市民化议题是绝无仅有的。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报告,指出"要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坚持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把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放在突出位置","要以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点,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1]。同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     

从农民到农民工:经济发展战略下的制度变迁分析

中国的农民市民化进程呈现出"农民→农民工→市民"独特路径,进城务工的农民先成为"农民工",不能享有市民的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转为市民则面临重重困境,农民工、农民工市民化等问题由此产生。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农民工是出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需要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与二元户籍制度密切相关。文章对农民工的制度变迁进行研究,阐述农民工制度的形成背景、博弈过程、路径依赖特征以及制度构成,并对农民工制度的效应与影响进行分析。     

市民化视角下的农民工就业质量问题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推进城镇化的一项重要任务,高质量就业是农民工立足城市并最终成为市民的关键。当前,农民工总体就业质量不高,就业歧视、收入水平低、就业不稳定、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严重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大力促进农民工就业、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大农民工培训和权益保护力度等,是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进而推动其市民化的有效途径。     

缩差、并轨与融合:G市农民工市民化路径探索

农民工市民化重点解决的是农民工与城市户籍居民享有同城同待遇问题,即城市给农民工提供就业、教育、医疗、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和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其实质是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有序性,关键在于"缩差""并轨"与"融合"的相互关联,建构农民工市民化的融合模式,目的在于提升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使命感。     

从城乡一体化看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问题越来越成为我国城市化的一个难题,"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我国农民工问题的一项很必要也很及时的举措.其实,"农民工市民化"其根本在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对立,农民工产生的根源在于"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隔离,因而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推进城乡一体化,以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     

农民工市民化的代际实现——基于农户兼业、农民工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比较的视角

若以年龄为标准.目前农民工群体可以粗略分为中老年农民工和青少年农民工两个亚群体.在市民化的进程中,两者表现出了明显的代际差异:中老年农民工倾向于兼业型就业与回流,呈现出"去城市化",进而"去市民化"的倾向,而青少年农民工则大多采取"完全离农型"的劳动力转移方式,非农就业和"市民化"特征突出.农民工的市民化应该是个代际实现的过程,农民工市民化的主体是青少年农民工.但是,由于现实的种种约束,当前的青少年农民工只能被称作"准市民",青少年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实现将是一个较长时期和多维度的渐进过程.     

城镇农民工就业的非组织化及其市民化约束

按照我国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0%左右,同时,实现1亿人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稳步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需要提高进城农民就业的质量,实现进城农民的市民化。而就业是市民化之本,基于就业转型的农民工市民化才是城镇化题中之意,农民市民化的关键是实现农民的稳定就业。当前,我国进城农民存在着大量的就业形式分散性、就业收益非规模化、劳动权益保护非组织化和劳动关系不稳定性等非组织化特点的灵活就业。灵活就业是农民工被动选择的结果,非组织化就业对农民工收入、人力资本投资、职业安全防护和城市社会融合形成约束,以致农民工被社会政策和组织文化边缘化。建议加强灵活就业者权益法律保障,构建财政转移支付双挂钩和社会组织协调工作机制,推进进城农民工职业管理和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