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康年铅印林译《茶花女》考论

1899年2月19日，汪康年获知林译《茶花女》在福州镌板的消息，在高凤谦的帮助下，他以40元现金和价值约60元的书报获得了林译《茶花女》的印售权及原书板，并于同年5月4日或稍后获得该板校本，只用了不到22天，汪康年就开始以昌言报馆的名义和网络销售铅印的《茶花女》。林译《茶花女》大规模快速传播自汪康年铅印始。铅印本《茶花女》的风行和得到的赞誉使林纾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为他最终成为晚清小说界之泰斗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汪康年铅印林译《茶花女》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晚清翻译文学的进程。     

小仲马与《茶花女》

《茶花女》(1847)是法国十九世纪浪漫派作家小仲马(1824——1895)的小说,以后他又改编成话剧。小仲马是大仲马的私生子,从小受社会歧视、侮辱,因而他的作品都针对社会问题,揭露时弊。他思想敏锐,观察问题深刻,二十八岁写出《茶花女》,一举成名。《茶花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出身穷苦家庭,因为找不到生活出路,被迫沦为妓女并染上了肺     

从女权主义视角解读《茶花女》

《茶花女》是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小仲马的代表作,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妓女玛格丽特的形象。她对真挚的爱情充满了热切的渴望和追求,她不甘心被命运摆布,而最终却又难逃厄运,以悲剧结束了短暂的一生。从女权主义视角解读《茶花女》,讲述了一位女性从对男权主义的顺从,到女性意识的觉醒,奋力抗争男权意识,到最终迷失女权意识的过程。本文阐述了《茶花女》的创作背景,同时,从女权主义视角对小说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研究。     

《巴黎茶花女遗事》的中华效应

《茶花女》是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的名著，光绪二十五年（1899），由著名翻译家林纾将其翻译成中国文言小说，以《 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书名在中国刊行，轰动一时。本文介绍《茶花女》中译本的出版过程，以及所产生的社会效应等内容，从海外文学的译介流传所引发社会反响以及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史的角度，论述晚清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命运。     

谈《雪国》驹子与《茶花女》玛格丽特人物形象比较

《雪国》中的驹子和《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是命运相似的文学形象,但是在不同国度、时代、文化及社会中又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本文通过对两者的比较,来挖掘出这两个人物形象的悲剧色彩及高尚情操。     

翻译中意义空白的认知和填补——以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例

传统翻译研究以文本阅读为主要内容,强调对原文和译文的充分理解。西方"翻译研究学派"的文化取向研究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但缺乏个案研究、没有数据和材料也难有立足。文章以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例,探讨意义空白在原文和译文中的填补策略、语言认知和分析、理解及填补机制等问题。     

《大白鲸》深层意义之双层解读

通过文本结构和解构文本两个层面来解读麦尔维尔小说《大白鲸》的深层意义可以发现,它不仅描述了一个英雄船长悲壮的复仇悲剧,更包含了对社会深刻的精神世界探秘、探讨精神出路、探索人文元素和向社会提出质疑的开放而多元的文本意义。     

《桃花扇》和《茶花女》审美追求的异同

中国十七世纪末期出现的《桃花扇》和法国十九世纪中期出现的《茶花女》,都是以描写妓女歌颂其人格美而著称的剧作.作品有着深刻的社会性,在戏剧史和中外文坛上都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桃花扇》写成后,不径而走,“王公荐绅,莫不借抄,时有纸贵之势”,不仅代表着昆曲艺术的最高峰,而且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悲剧创作的最高成就。《茶花女》自问世以来,巳成为世界各国著名剧院的传统剧目,并对中国文学界产生过极大影响,它是在中国上演最早的西方戏剧。早在1907年春柳社就把它编成剧本,先在日本随后在广东演出,成了中国话剧艺术的先导,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作     

试论《围城》中的解构主义特征

《围城》是一部具有鲜明解构主义特征的文本。这种解构性不仅体现在对传统等“宏大叙事”的消解上,更以其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的破毁以及互文和嬉戏,从而使得文本本身形成一巨大开放、充满张力的知识话语空间。     

林译《歇洛克奇案开场》研究

林译《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名家名作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而其翻译的侦探小说一向被忽视。本研究意在突破林译研究的薄弱环节,探讨林译《歇洛克奇案开场》的独特价值,重新审定林译本的忠实问题和翻译目的问题,同时指出其叙事理论价值,并总结其翻译成功的经验,为林译研究拓展新的视野。     

探析《简爱》《呼啸山庄》《蝴蝶梦》的神秘性

《简爱》、《呼啸山庄》、《蝴蝶梦》这三个不同文本所共同展现出的神秘的气氛、恐怖的阴影有助于故事情节的展开与深入,凸现出扣人心弦的艺术特征,对文本本身的可读性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主要从文本的叙述视角、哥特式的写作模式、三位作家的生活经历三个方面来分析神秘性形成的原因。     

林纾和严复翻译活动的社会效果之差异

林纾所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和严复所译《天演论》翻译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相差甚远。文本主要从他们最初从事翻译活动的动机,所译作品的类型,译作的服务对象以及林纾的单语性和严复的双语性四个方面来探讨引起译作社会效果差异的原因。     

《1984》与《2010》的比较研究

本文对英国著名政治讽喻作家乔治·奥威尔的长篇小说《1984》与中国最具创造性的作家王小波的中篇小说《2010》进行了比较研究.《1984》作为《2010》的前文本,无疑为《2010》的解读提供了参照;但与此同时,《2010》的出现也丰富了读者对《1984》的理解.文章从反鸟托邦小说、黑色幽默风格和所蕴含的身体政治理论三个方面解读了两部作品的异同,通过多元共生的文本观及文学增值的现象,对比两个文本并弘扬文本所蕴藏的对自由的渴望及对人性的关怀.     

《周易》古文本脞说

文章考证了汉代费直之《易》为古文本的传说,认为郑玄、王弼等汉魏学者传自费直之《易》都明显烙有今古文相间的印记,不是纯粹的古文本《周易》。历史上虽然有很多学者致力于探索古文本的《周易》,但都因确认费直《周易》为古文本,而使真正的古文本《周易》始终滞留在有无之间。近年来随着帛书《周易》、阜阳汉简《周易》的出土,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周易》的面世,为今天复原出一部比较接近古文本的《周易》提供了可能,从而为研究早期《周易》文本的形成提供了详实的文献依据。     

新历史主义视野下的《乔家大院》和《新安家族》

热门剧集《乔家大院》、《新安家族》以其独特的历史视角和叙述方式为新历史主义理论运用到历史剧文本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以新历史主义的视角为切入点,从文本的历史性、历史的文本性、历史叙述的个人化、历史的小写化等多个角度对历史剧题材创作《乔家大院》、《新安家族》进行分析与解读。     

《庄子》校补

《庄子》文本虽经历代整理,但令本《庄子》的部分内容仍有倒脱衍讹等错误现象,参考和吸收前儒时贤于《庄子》之研究成果,井充分关注《庄子》文本自身的内在结构而进一步予以校理,将有益于《庄子》文本的进一步阅读和完善.     

试析《毛诗序》与《诗经》的一致性

《诗经》一直被视为一部人民性、文艺性的文本 ,其社会人伦性、历史性没有得到充分认识。《毛诗序》对此却有充分的揭示。对《毛诗序》的评价不应仅局限于史实考证、字句解释 ,还应看到它与《诗经》文本本身的一致性。     

接受美学视野中的《白鲸》

《白鲸》作为美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因其超前性经历了重新评价和阐释接受过程,同时因其复杂性在接受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接受风貌。从接受美学的观点看,期待视野的历史变迁是《白鲸》的文学价值得以重新认识的前提,而文本的不确定性和空白赋予《白鲸》的开放意义则是该作品与不同时代读者视野融合并产生多重接受的根本原因。     

《通书》文本的历史真相

对于许多儒家经典文本来说,需要在一个恰当的整体性解释体系中,其文本结构的深层义理才能够得以揭示。《通书》、《中庸》就是这样的经典文本。《通书》与《中庸》在编排次序、义理逻辑结构上存在着严密的对应关系,可以认为《通书》文本完全是依照《中庸》而作。宋儒及后世学者通常认为,《通书》是为了解释《太极图说》或《易传》的思想而作,这种观点并没有完全揭示出周敦颐作《通书》的本意。《通书》在义理上兼有《易》和《中庸》的思想,而文本上的直接依据则是《中庸》,不仅是为了诠释《易》之性理大义,也是为了诠释《中庸》的成德之道,即通过严谨的文本结构隐含地表达儒家成德之道的为学境界次第,再现《中庸》的内在义理。周敦颐首先依据"太极图"发明儒家的性道微言大义,贯通《易》及《中庸》义理,作《太极图说》以诠释《中庸》首章"天命之性",重新建立儒学的本体论及生成论基础;进而作《通书》,以严谨的文本结构诠释《中庸》全部文本,重新建立儒家的成德之教。     

小说《陆犯焉识》与电影《归来》之比较

张艺谋的最新力作《归来》改编自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由于小说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从小说文本到电影文本,二者在主题、情节、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命运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在这些差异的背后,传达出了作家和导演不同的艺术诉求。文章通过比较《陆犯焉识》与《归来》,来深入挖掘小说文本与电影文本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电影对小说改编的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