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之关系新论

学术界对于陈寅恪的学术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这两大学术传统的渊源关系的认识,大体而言,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多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或“陈氏一生治学,以朴学方法为主”的看法;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先是有人尖锐批评上述看法“尤其无根”,认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宋人的长编考异法”,近来又有“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亦可确言也”的论断,强调的重心完全转到宋代史学的影响,而乾嘉朴学的作用似乎被忽略不计了。然而陈寅恪与这两大学术传统的关系的实际情形却非如此简单明快,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陈寅恪著述中既存在着大量可称为“准长编考异法写成”的部分——持“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说者的重要依据,也同样表现出了对于考据的自始至终的重视、擅长和偏爱——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说者的主要依据。因此,我们有必要破除那种简单对立的认识框架,对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的关系作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史料考证对先秦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利用出土文献对先秦史进行考证

先秦史是中国历史的源头,各个时期的学者都比较重视对先秦史的研究,但是时至今日,先秦史的研究仍然还有很多的盲点需要进一步探究,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先秦存世文献的稀缺;二是因年代久远,先秦文献的真伪难辨。加上近代以来学术界形成的＂孤证不立＂的共识,因此,对先秦历史文献的史料考据的任务变得尤为紧迫。随着近百年来大量地下出土文献的发现,利用出土文献来考据先秦史的研究具有非常突出的意义。本文从先秦史研究的现状入手,通过梳理近百年来出土文献的发现对先秦史研究的贡献,进一步揭示出土文献在对先秦史料进行考证方面的重要价值。     

陈寅恪先生的考据方法及其在史学中的运用

我自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他毕生坚持学术著述,直至晚年仍孜孜不倦。他在学术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只简要介绍他论及的考据方法,以及考据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这是根据个人学习体会整理而成,一管之见不足以窥全豹,误解更属难免,尤望研究陈寅恪先生史学思想的专家指正。     

40年广东史学述略

新中国成立次年,我省诞生了社会科学的第一个群众性学术团体——广东历史学会。几十年来,经过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努力,在历史学和广东地方史的研究中,均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从1950年至1965年,在广东史学界,陈寅恪和岑仲勉两位教授对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史的研究,梁方仲教授对明代田赋史的研究,刘节教授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岑仲勉教授对中外史地交通的研究,戴裔煊教授从事澳门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陈序经、朱杰勤、金应熙、钟一     

专精与通识:岑仲勉隋唐史研究的特色

岑仲勉治学领域广泛,成就卓著,而于隋唐史研究用力最勤,创获亦丰。他重视研究有关隋唐两代的重大史事,在"关陇集团"、两税法、牛李党争、府兵制、均田制等问题上均能做到史料翔实、考辨精审,于广征博引中剖析众家之说,然后创辟新解。其《隋唐史》虽为断代之作,但不囿于体例之限,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上均贯穿着通识眼光,反映了岑氏论史的卓识。新中国成立后,岑仲勉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努力使之与隋唐史研究相结合,从而使其学术研究臻于新境。发掘与总结岑仲勉隋唐史研究的成就,不仅有利于考察新历史考证学者治学路径的演变,而且对于继承先哲学术遗产、创新隋唐史学科发展亦大有裨益。     

论陈寅恪对唐代兵制的研究

成书于1979年的《剑桥中国史》第三册隋唐篇（上）之绪论中，道出唐朝“这个复杂的时期”，对无论中国学者、日本学者、西方学者都自有其吸引力；而尤称重陈寅恪对“解释这时期政治及制度史有重大贡献”。本文遂拟就通过探讨陈氏对唐代兵制之研究，见其研究方法及成就。1937年，陈寅恪发表《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此文后收入1946年出版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章），1957年，陈氏发表《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其中论点，颇引起学者不同的讨论：王树椒、杜洽、岑仲勉、谷霁光、贺昌群、章群等诸家均有不同意见。不同意见的讨论，更…     

近代、当代学者的相殊与相通——《元史译文证补校注》读后

由于西学东渐思潮的推引,同时也由于学术自身规律发展使然,中国近代学术在清末出现新的转机。在史学领域,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新的变通:其一是治史范围偏离正史故道,西北史地、边疆史、蒙古史成为一时之热门;其二是治史方法上突破以书证书而有所谓“二重证据法”之出现,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语)。洪钧受当时学术气氛的熏染,将视野投向蒙元史领域,所著《元史译文证补》在治史方法上突破了明代以来研究元史只限于汉文史料的局限,大胆引用波斯、阿拉伯文,尤其是十九世纪以来欧洲学者研究蒙元史的成果,开辟了外文史料与汉文和蒙古文史料互证互补的“证补”之路,不仅使     

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精神义谛

虽然近年来学术界、文化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陈寅恪其人其学,但迄今为止,人们对这位大史学家的了解还有限得很,对他的学术创获、学术贡献和学术精神尚缺乏深在的研究。陈寅恪之学的精神义谛大致可以归纳为九个方面:第一,陈寅恪是最具独立精神、最有现代感和历史感的历史学者。第二,陈寅恪的基本文化态度,是不忘记本来民族之地位。第三,陈寅恪的主要文化理念,是文化高于种族。第四,陈寅恪从根本上说是一位贵族史家。第五,陈寅恪是一位学术奇迹的创造者,他的后三十余年的著述,都是在目盲体衰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第六,由于陈寅恪对为学的材料资源的特殊重视,在观念上扩大了材料的应用范围。第七,陈寅恪创立了独特的解释学,即"古典"和"今典"双重证法的阐释学,认为阐释者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方可达致对古人"了解之同情"。第八,陈寅恪一生的最大著述是《柳如是别传》,其历史书写的旨趣是"借传修史",即通过为一代奇女子立传来撰写明清文化的痛史。第九,陈寅恪的"哀伤"与"记忆",实与百年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变迁以及他的家族的命运遭际有直接关系。     

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

陈寅恪与傅斯年关系密切,且都十分重视史料,以考实为治史方法前提。学术界一般将陈寅恪视作“史料学派”,与傅斯年归为同类。其实,史学有其“史心”,陈寅恪与傅斯年方法相类,而治史精神大相径庭。傅斯年紧随胡适,将胡的“实证”史学精神臻于极致。胡适不赞同“民族主义”史学的提法,某种意义上也影响傅,而陈寅恪昌言民族本位,其终身史学行走,乃胡适、傅斯年史料学派之别途。他走出了史料学派。陈寅恪既是一个热望人格尊严独立的自由者,又是一个强求历史更新再造的传统人,以勇猛的精神一身而兼双任。他不是旧模样的“中体西用”者,而是别具现代性的“新体西用”者。     

史料对中国史学转型的制约

中国史学的一个巨大的特点是它是以雄厚的史料支撑的史学.史料的丰富使得史家注重史实的认知,注重长期的历史的浸润,而理论难以介入.史学的转型潜在地受到了史料的制约.史料派从内在理路上继承了考据范式而进一步完成了历史观念与问题意识的更新,为解决当时建设中国古史而不具备的史料问题走上考据之途.史观学派在对理论与史料都缺乏理解的情况下研究中国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亦未完成重新认识中国的任务.     

王国维、陈寅恪史学考据比较论

继承乾嘉学派无征不信的学风，借鉴西方科学的逻辑方法，用严密的考据进行史学研究，是王国维、陈寅恪治史的共同特点。由于治史范围和知识结构的差异，二人的史学考据又有各自的特色。王氏充分利用清代汉学家的小学成就，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手段，把地下材料和文献资料相互联系，进行严谨考据；陈氏则较注重发扬宋学精神，力求从原始史料中发掘义理内蕴。就各自的论著而言：王氏多归纳，少演绎；陈氏则在归纳之外，常用演绎。王氏多通过考据来论证“史实”；陈氏多通过考据发掘“义理”。王氏论著表现的是“精深”；陈氏则表现的是“通识”。二人史学考据的风格、方法及其所使用的材料也有所不同。     

作为史家的王瑶与陈寅恪学术路径之交集蠡测

王瑶与陈寅恪不仅有师承关系,而且在学术路径上也交集颇多。总体而言,二者不仅在求是这一学术目的上颇为相合,其实现这一目的的学术路径,诸如＂从史实中求史识＂＂了解之同情＂＂内热的心情＂等,也很是类似。     

学术大师与当代学术发展

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来说,古来从事各门学问研究之学者,如要能获得学术大师的称誉,本人自应有较大的学术成就与贡献。除此之外,学术大师还应有一些基本的要求与标准。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里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     

从“悼亡”说到“自伤”说——论何焯对《锦瑟》主题的阐释及其流变

李商隐《锦瑟》主题阐释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观点是悼亡说、自伤说与诗集自序说,三种说法均与何焯有关。通过对何焯的李商隐诗歌批评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考证,可以探寻何焯对《锦瑟》主题的阐释及其流变,追溯自伤说产生的渊源。何焯以真切的生命体验与科学严谨的文献考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悼亡说到自伤说,从《锦瑟》扩展到李商隐的全部寄寓之作,建立了自伤型批评话语体系。     

国学辩证

近年国学呈现复兴之势,但"国学是什么"仍是最有争议的.从对国学思潮的产生,整理国故的进行,文史研究的开展和考据方法的提倡的考察,可以认为国学是以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与历史中存在的狭小的疑难的学术问题为对象;这些问题虽然狭小,但只有具备关于中国文化的广博知识并采用传统的考据方法才能解决的.它是一个中国学术综合的涉及哲学、历史、文学、文字、音韵、文献、版本、校勘、训诂的边缘性的学科,它即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史研究.国学研究与国学基础是两个层面,不能淆混.国学是独立而纯粹的学术,不负担其他政治的、伦理的、社会的,以及普及的任务.国学在弘扬中华优良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有其重要意义,即"中国学术问题需要由中国人自加论定".     

文艺学批评"非学术化"批判——学术批评研究之一

本质上属于学术批评的文艺学批评领域,现今却存在着"非学术化"盛行的现象.其中的原因包括两大方面:一是文艺学学术批评本身的难度;二是文艺学学术批评环境的不良.文艺学界应充分认识到科学是"一个永远开放的战场",应"拒绝以任何的形式压制批评者以及他们的看法",视文艺学学术批评为文艺科学良性发展之必需;学术期刊界应充分认识到"掩盖错误是最大的理智的罪恶",广开学术批评言路;学术行政管理机构和部门应通过制度性的建设来鼓励学术批评.     

清代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官方史学繁荣鼎盛,私家历史考据也精深广博,在编纂史书、理论阐发、历史考据、文献整理等方面皆超越往代,是传统史学大清理、大总结的阶段。近代以来,学术界在评价乾嘉学术时,多称其时考据学独领风骚,事实上,所谓的"乾嘉史学",应当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总合,而不能仅仅关注私家之历史考据。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有挤压,也有竞争,但以相互补益为主,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也趋向于一致。但是,这种"盛世"史学的繁荣,却增强了传统史学思想体系拖延转型的力量,并不利于长时段史学的发展。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之所以滞后于鸦片战争多年,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旧资料的发掘与新学术的发动——近几年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史料研究述要

文献史料的研究已逐渐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引人注目的学术潮流。以2004-2007年集中刊发的专题文章为主要考察对象，可将近几年现代文学文献史料问题的研讨成果大致归整为4类：文献史料研究的必要性及意义；文献整理的原则与方法；搜集整理与文学史的再审视；史料学建构与现代文学学科走向。     

陈寅恪与藏学研究

近二十年来,中国学者在继承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近现代著名学者陈寅恪(1890—1969)的学术研究史尤其是藏学(Tibetology)研究进行了深入探讨。这篇论文本“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之旨,就陈寅恪先生与藏学研究之关系作一论述。分为三部分内容:⑴陈寅恪研究藏学之脉络;⑵陈寅恪影响下之藏学研究;⑶陈寅恪研究藏学之“经世致用”思想。     

中国书法文献学及其学科建设刍议

目前的书法学,除了其自身发展的内部要求外,它从学术发展的整体态势中接受了学术研究的科学化和整合化要求。从研究的角度看,书法学拥有比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更有利的条件,书法学应建立自己的文献传统,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书法日益＂美术化＂的时代,必须重提中国学术的文献学传统。根据历代学者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书法文献工作的需要,我们可以继承中国文献学强调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这些学科分支在实际中的结合,重视目录学的史学功能及其在学术上的指导性,使后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同时重视史源,即在进行文献整理时,注意追寻史料的来源,以求得客观的记述。结合书法自身的特征,书法文献学的分类可包括书法古籍整理、书法史料汇集、中国书法学工具书以及中国书法史料学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