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建构与乡村治理的变迁

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变迁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使然。因此,运用现代国家建构这一理论框架透视中国乡村治理变迁的轨迹,既为了解中国乡村治理的真相提供了一个学理层面的窗口,同时对于当前探索中国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模式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代州县治理思想的逻辑建构

清朝继承儒家治国传统,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构建起了国家层面的"正统性",州县官员以孔孟之道为依托对民众进行"正统性"教化。通过传承"礼"文化完成了国家层面的"大一统"观的构建,通过弘扬传统民本思想构建起了州县层面的"大一统"观。通过对"孝"文化的持久追求,培养起个人、家庭、国家价值观的一致性,构建起"家国一体"的政治文化。清代州县治理思想是儒家伦理秩序与治国理念的结合,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     

构建和谐社会与多元社会治理

实现多元社会治理是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相适应的,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在对实现多元社会治理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的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实现多元社会治理必须立足国情,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着力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促进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以及建立多元主体治理责任分担和良性互动机制,以此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     

全球治理的规范缺失与规范建构

全球治理既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应时之需,也是人类探索未来世界秩序的新形式.目前来看,全球性规范的缺失带来了治理的困境,也阻碍着人类探索未来世界政治架构的步伐.规范缺失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国际社会的整合度不高和"社会性"稀薄,另一方面在于人类思维中对"应然"世界的不同界定和对通向"应然"之路径的不同设计.在前一个方面,主权规范的主导地位、功能领域整合的匮乏以及全球公民社会的发育不够阻碍着全球性规范的生成、发展和内化;在后一个方面,价值取向的差异决定各种文化遵循不同的"适当性逻辑",各类理论传统内部的分歧更是从起点上制约着规范的生成.基于此,建构全球治理的相关规范是解决困境和建构未来的必由之路.全球治理规范的建构应该更为辩证,既需要尝试对"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整合,也需要注重对"适宜性"与"导向性"的兼顾,必定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同时,对于当今世界来说,更多地强调"普遍主义"更为必要.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变迁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现代国家政权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同构过程,其中,民族—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和善治的基础,"民主—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家政权建构理论探讨中国乡村治理变迁,并着重探讨中国现代化国家基层政权建构对乡村治理理念、组织和模式变迁的影响。     

以人为本视角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建构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建构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提供逻辑合理性支撑。以人为本对国家治理现代化逻辑建构的价值包括:以人为本解构现代化的根本矛盾,建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应然;以人为本解构治理的演进困境,建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向度和检验标准;以人为本解构统治和管理的缺陷,建构国家治理现代化多元平等主体关系模式;以人为本嵌入中国当代实际,建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道德维度

切实发挥道德的作用、实现社会治理的道德在场,是新时代推进“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党委领导中,道德在场体现为政治领导、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的道德赋能;在政府负责中,道德在场体现为政府应承担起制度安排、治理决策和治理行为的道德责任;在社会协同中,道德在场要求发挥社会组织公益性、志愿性、非营利性的道德属性,让道德要求贯彻管理服务、组织动员、助力公益、脱贫攻坚、民主协商、涵养风尚、保护环境、绿色治理的各领域、各环节和各方面;在公众参与中,道德在场要求切实提升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道德认知、道德选择与道德践行;在法治保障中,道德在场要求实现德治与法治内容上的相互衔接、功能上的相互协调、实施上的相互促进;在科技支撑中,克服技术治理的价值中立及工具理性倾向,必须实现道德的介入。     

“后行政人控制”与企业治理结构

“后行政人控制”是国有企业随着“放权让利”改革的推进而逐步形成的 ,它既不同于传统计划体制下“行政人控制”,又不同于“内部人控制”。而是指我国企业公司化改制中的经营者具有“经济人”和“行政人”的双面特性。因此 ,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化改制过程中企业治理结构的建构 ,既不能按照内部人控制治理结构进行 ,也不能完全按照正统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进行 ,而必须根据我国国有企业“后行政人控制”的基本特征 ,进行相应的企业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创新     

论高校中国特色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建构

高校中国特色现代化治理体系顶层设计已经形成并稳步推进.《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文件,建构起以政府宏观管理、高校自主办学、社会共同参与和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宏观与微观两个基本框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国特色与法治构成其逻辑起点、出发点与关键支点.     

税收治理现代化：逻辑建构、现实困境与未来取向

税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价值观念、组织体系、制度规则与技术理性,在改造人类生产生活的同时,也塑造了与之相应的国家形态与治理模式,形塑了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的底层逻辑。税收治理现代化在根本上受制于效能逻辑,税收治理效能依赖于税收治理能力,而税收治理能力来源于价值、制度、组织与技术等结构性要素的相互协调。当前,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进程面临价值之偏、组织之弊、制度之困、技术之殇等四大难题,破解这一系列难题成为实现税收现代化的关键。未来,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性,妥善解决组织战略、组织激励与组织约束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税收治理规则体系,改进和创新税收治理手段,更好发挥技术的驱动作用,以税收“共治”“善治”“法治”和“数治”推动税收治理现代化。     

论国家治理能力的社会建构

不同于传统的国家管理，国家治理理念主张国家建构与社会发展的统一与融合，力图在社会建设整体推进、社会发展共担共享的过程中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切实提升。从理论范式上来说，国家治理模式转型体现了公共行政从功能主义、解释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变的系统过程。建构主义主张在自我治理、参与民主、公共协商、多元协同等方面有更多的建树，在国家治理的社会建构过程中，既要通过国家治理价值、结构以及程序的整体推进而寻求国家治理能力的切实提升，又要超越社会建构本身在制度规范供给与克服市场失灵上的不足，而发挥国家在宏观引导、顶层设计、制度供给以及政策规范等方面的必要作用。     

“转型社会”框架下的国家治理能力建构

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重启的现代化进程中,在世界历史的坐标中呈现出“转型社会”的双向运动.其内在逻辑是:社会秩序的革命性变迁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整体性创新.本文在“转型社会”的分析框架下,分析了当下中国面临的市场化转型风险和民主化转型风险,探讨了基于风险应对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建构的基本理念、价值目标和治理路径.     

文化自信视域下的新时代公共文化治理理路

为夯实文化自信的社会根基,新时代的公共文化治理致力于营造让国人达成文化共识的环境氛围。当前,政府在国家治理进程中不断提升公共文化建设水平,群众藉由公共文化生活持续提增人生意义和自信,文化供给组织凭借多方积累社会资本逐渐谋取发展自信,这些正推动着文化自信的多维建构。而在为民谋福、民族复兴的初心使命引领下,这项治理不仅需要通过消除行政部门行动方式与文化制度理念的偏差来增强治理效能,还应对民众充实人生意义提供强力支持来协助其提升人生自信,并以改善文化供给组织发展环境、提升供给体系创新力来实现公共文化供给的精益化。     

网络内容治理的概念建构和形态细分

网络内容治理的概念建构,经历了从内容到网络内容的词汇转换,内隐着网络内容与网络形式的语义区分,体现了从日常语言到学术语言的学理化过程。作为学术语言的网络内容治理,其核心意涵是对互联网信息进行质量监控,它贯穿于网络信息的生产、传播、使用等所有环节,着力于网络内容生态的定向涨落。网络内容治理的直接指向是网络不良内容,它与"不合格"网络内容的同族概念如有害信息、负面信息、不良信息、非法信息等形成相互涵摄关系。近年来,"内容生态"作为网络内容治理的新指向越来越引人注目,正在从理论研究走入治理实践。以此为基础,网络内容治理可细分为网络内容监管和网络内容生态治理两种具体形态,它们在理论基础、推进逻辑、执行结构和政策工具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重视社团组织 共促合作治理

《重庆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市场与法治研究”栏目刊发的《参与式治理的基本理念与操作方式》一文,就参与式治理的理论基础、现实依据、基本理念与构建路径作了全面的分析。应该说．这篇文章倾向于展现政治学的建构理性,即侧重于将参与式治理以制度化。     

治理技术的社会建构——以国家荣誉实践为例

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技术,国家荣誉是国家意志的表达形式,具有多方面的现实功能。社会建构主义从社会多元主体及其互动关系的角度理解社会事实,提供了分析国家荣誉实践的良好视角。国家荣誉是党和政府等权威性机构与公民、社会组织以及新闻媒体等主体共同建构的。每一个主体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相互作用,发挥不同性质的功能,追求各自的利益,这也使国家荣誉的治理功能得以实现。     

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协协商民主角色建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新政治理念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国家权力的运行必须由主要依赖自上而下的方式变为更加注重平行的以及各社会主体平等而充分参与的共治方式,这也对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角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政协必须进一步顺应这些要求进行角色建构,赋予其自身角色更丰富的内涵。     

社会质量取向：社会治理研究的新议题

新中国成立至今,治国理念呈现出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发展轨迹,内在蕴涵两种价值理念的转向：一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从失重向平衡转换;二是社会管理导向从重视生活质量向关注社会质量转换。引自欧洲的社会质量概念逐步嵌入于这两种转向过程,同时,其也为诠释社会治理问题提供了崭新视角。新时期社会治理研究不应忽视社会质量取向,应在个体实现与社会发展互动统一的视域下,建构以增进社会团结和社会信任为价值基础,以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为核心内容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中国之治”的思想内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建构观

立足于国际经济政治发展的新格局,整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新时代“中国之治”的治理格局与治理方案,“中国之治”其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实践价值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从价值理念重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整体性建构的视角解析“中国之治”的形成及其发展的思维路径和基本表现,提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建构思路的整体性,理清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建构思想,阐明基于整体建构观视域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策略与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