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现代性

中国现代性问题起始于西方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的批判以及我国现代化建设。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解放人的个性,尊重个人的权利和选择,为现代化建设注入一种新的精神气质,这是中国现代性的根本出发点。与此同时,现代化建设也促使了中国现代性的逐步成熟。     

续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批判

面对现代性的种种危机,有的学者断言现代性将要终结,有的提出现代性需要重写。现代性并不会终结,相反,它在续写着自身。续写是对现代性的完善和拓展。续写的必要性在于现代性的现实和精神层面发展不均衡,现代性仍需发挥启蒙和解放功能,这为现代性提供了巨大的续写空间。续写的可能性在于审美现代性批判为其提供理论指导和方向指引。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裹挟着浓重的意识形态偏见,因其虚无的历史观、抽象的人性论和疲软的现实解释力,而沦为脱离实践的理论空想。中国现代化道路是以实践逻辑为主导、以实际问题为基点、以现实的人的问题为切口而生发和造就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成果之集合,从根本上驳斥了“历史终结论”的理论预设,揭示了“历史终结论”的非理性本质,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中国的现代化实践道路在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为发展中国家实现自身发展、开辟多元现代化路径提供了独特的经验智慧和有益参考。     

现代性"终结"与审美现代性批判

进入20世纪后,"终结论"逐渐蔓延到现代性各个层面,既有艺术终结论、哲学终结论,又有人的终结,还有历史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以及现代性终结论等.终结的原因在于现代性动力变异、主体隐退以及人的精神动力式微等.现代性虽然处于危机之中,但它不会终结.原因在于现代性发展不均衡,"元叙事"仍有存在的必要,而且审美现代性也在提醒着现代性不断反省和完善自身.     

启蒙现代性与历史现代性——商品拜物教与资本生产的两种现代性视野

总体而言,存在着两种对现代性的理解——启蒙现代性与历史现代性。启蒙现代性主要揭示自我意识的普遍性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总体性确证,历史辩证法视野中的现代性则侧重于现代社会经济基础的历史性生成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塑造。二者的区别是观念论与唯物史观的区别,同时,历史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又是一种批判性继承与超越的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道路的现代性特征

现代化是一个描述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总体性概念,它既是时间概念,一般指社会历史从“古代”经“中世纪”到“现代”的历史进程,也是理论概念,表征人类与传统告别、进入科技革命推动的工业社会的实践过程;现代性多用于有关现代化的评价,一般指对于现代化过程中造就的现代社会根本特征与表现形态的哲学反思和理论概括,大致包括对社会结构转型的阶段性特征、核心要素及其对新的文明秩序的追寻等共同内容,但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基础、自然条件、文化传统不同,现代性又呈现出不同的差异性特征。西方现代化的主要驱动力是资本,因而西方现代社会展现出的现代性特征是：生产方式全面“物化”、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相对独立性、共同体与个体的撕裂。中国式现代化则开创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呈现出的现代性特征是：领导核心与人民主体的统一、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的统一、工具性与目的性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中国版本。     

徐复观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反思

现代新儒家对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 ,并不存在什么“反现代化”的问题 ,而是对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所带来的现代性问题作一种深度的反省。徐复观典型地体现了现代新儒家在这方面的成就。他认为 ,“现代文化的性格”的弊端在于 :只重视和发展“科学世界” ,而忽视和拒斥了“价值世界”。现代人的“价值世界”的失落 ,最为凸出和最为关键的 ,是“思想”的困境与危机 :“科学世界”的过分膨胀所起的整合———异化作用 ,使现代化时代成为了“不思不想的时代”。他进而对中西文化的价值作了新的衡论 ,主张从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中 ,发掘出那些西方近现代文化所缺乏而又必需的生存智慧 ,以改善两个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 ,使现代人类走出现代性的生存困境     

新时代的历史哲学何为?

千年之交种种历史终结论的出笼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千禧年教义的注脚,表征了建基于基督创世说基础上的抽象的西方历史哲学的贫乏与衰落.虽然由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自足、滞着与无限持续性造成了一种"当代"的自我迷恋以及历史与未来同时缺席的假象,但是,"历史哲学"的衰落并不就是历史本身的终结,历史是一种活的存在,它是通过指向于一个可憧憬的未来状态从而展开的人类全部生活的场阈,并要求积极地体现为每一位生存个体及民族的历史意识,历史意识本质上是指人类能够克服困境、奔赴未来的生存信念和意志.     

历史断层视野中的“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化场域

就近现代以来的中国而言,"现代化"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而与之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现代性"主题的凸显则要晚得多。"现代性"主题的凸显表明,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际推进,中西文明、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冲突和相互作用已经开始彰显,从而也标志着现代文化场域在中国开始形成。只有以一种"历史断层"的视野来审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上述现象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中国现代文化场域形成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才能得到更合理的把握与处理。     

现代性、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现代和传统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人文资源。没有传统就没有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但重视和利用传统,更为重要的是对传统的超越和扬弃,而避免对之简单的继承或抛弃,这是塑造现代化中国特色的重要内容。     

历史社会学兴起的学科基础探析

历史社会学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交叉所产生的一门学科,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社会学的历史反思是它产生的母体学科,社会史的繁荣则是推动其发展的重要动力。历史社会学作为一门运用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来研究历史行为、历史事件、历史结构、历史制度或体系的学科,立足现实、研究过去是其主要的学术思路,解释过去、了解现在是其基本的学术目标。     

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以在中山大学的教研活动为中心

朱谦之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他担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创办《现代史学》杂 志,开展现代史学运动,讲授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很有影响。其《现代史学概论》一书,集中反映了他关于史学理论 和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内容包括历史学总论、史学史、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历史学方法论等。     

江苏现代化启动的历史特点

中国的现代化是外力和内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力是拉力,是中国改革的榜样与取向。内力是推力,是中国改革的动因与动力。就中国现代化问题而言,有内力而无外力,变革有动力而无现代化取向,跳不出传统变法的窠臼。有外力而无内力,变革有榜样而无动因与动力,不会启动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晚清时期,外力与内力,或者说,推力与拉力的第一个结合点是太平天国战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由此发轫;第二个结合点是维新运动与甲午战争,导致戊戌年的维新新政;第三个结合点是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造成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其中,在第一个结合点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启动。在此后的一系列结合点上,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步步前行。江苏现代化历史进程正是在这一宏观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试论西藏的地区现代化问题

现代化,一个全世界共同关注的话题。现代化理论对现代化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西藏的现代化在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背景下正在展开。本文以现代化理论为指导,通过对西藏现代化实现程度的评价,得出一些启示,以期对西藏的现代化实践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物质变换”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

在已有探讨和研究的基础上,文章结合马克思的文本、思想以及社会现实生活,从哲学分析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相结合的角度,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比较全面深入地分析了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自然的“物质变换”、劳动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物质生产实践和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同时文章还深入分析了“物质变换”思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借鉴意义,力图较为深入地发掘这一思想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历史小说”历史观刍议

“新历史小说”力求保持历史的原生态,而不再成为教科书的知识补注。“新历史小说”突破了过去单调划一的历史发展模式,对现实社会和当代人性进行总体性观照。“新历史小说”作家真实地反映历史,而不作简单的价值评判。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历史思维与王夫之的史论

研究王夫之的史学思想,应当从历史思维进行分析。王夫之的历史思维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一是天人联系的整体思维;二是总结历史兴衰变动的通变思维;三是思考未来的"知几"思维。王夫之的历史思维把中国史学思想推向新的高度,其史学思想对于科学、理性思考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文学的历史观与“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回归的既不是旧的历史主义,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吸收了后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一些成分,力图把传统历史观与现代文化批评结合起来.它同马克思主义文学历史观既注重对"文本"的认识,又注重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体验与透辟分析是大相径庭的.实际上,它倾心的是"大历史"中"小历史"的存在状况,是以一种"边缘化"的策略将历史带入文学,或者说是一种以"微观政治"取代"宏观政治"的理论方法和叙述策略.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现代性反思

现代性的发展潜力完全失效了么？关于人和社会价值理想的现代性并不意味着失效,而是更加鼓励人们重新审视自我、面对现实、设计未来。当人们赖以实现理想的途径遭到质疑的时候,马克思对现代性问题的超越．无疑为现代性健康发展提供了明确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