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颊谷之会"中的孔子形象

"颊谷之会"是<春秋>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左传>和<谷梁传>确立了故事的主要情节,其他典籍对故事进行了不断的创作.这些创作都旨在塑造出孔子作为政治家的形象. "颊谷之会"中呈现的孔子形象对于全面理解真实的孔子或有裨益.     

佛教史视阈下康僧会译经之儒学化及其意义

安世高译经使中国佛学趋于独立,但仍不离道术;支谶及其再传弟子支谦译经奠定了佛学依附玄学的基础。康僧会译经兼收众长,借用儒家话语体系以儒释佛,使佛教自觉服务于主流思想,有效地遏制了信众与朝廷走向对立的可能,从而实现了佛教中国化的新突破。自此,佛教开始公开、积极地向士大夫阶层传播。     

性灵之真与理性之真的融合--钗、黛和好及其文化意义

根据<红楼梦>文本,分析了宝钗、黛玉都是真诚的少女,黛玉表现为"以直为诚"(性灵之真),宝钗表现为"以曲为诚"(理性之真),虽有矛盾,但非对立,虽有误会,更多融合.这是曹雪芹对多姿多彩的人生的肯定:性格尽管差异很大,只要坚守优秀传统文化的"真"、"诚",不仅能化解矛盾,而且可以成为知己.<红楼梦>描写钗、黛交好,寄托了作者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的美好愿望,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陶谢诗中之"理"比较--兼论诗与理的关系

诗与理的关系是文学史上较有争议的重要问题,而以六朝及两宋时期表现尤为突出.陶渊明及谢灵运是六朝时期开宗开派的文学大师,受魏晋玄风影响,他们诗中均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玄理.但不同的是,陶诗之理从生活中悟得,以审美方式呈现;谢诗之理从书本上习得,以哲理方式存在.关于两种理的存在方式的思考,对于认识六朝及有宋一代文学的特质或许有一定裨益.     

尼采的"上帝之死" --虚无主义的演绎及其反拨

尼采的“上帝之死”将虚无主义推至极限 ,并用重估价值的积极的虚无主义完成了去值的消极的虚无主义。而海德格尔则反拨尼采 ,要在虚无主义的遮蔽和绽放中把握虚无之虚无 ,以求彻底颠覆传统的形而上学。然而 ,在福柯更为虚无化的“人也死了”中 ,海德格尔与尼采一样都面临着更进一步的反拨而难逃虚无主义命运。其实 ,虚无主义既非尼采、海德格尔和福柯所能完成的 ,亦非历史的法则和逻辑 ,它只是作为主体的人在其极至的主体性驱使下 ,因对绝对确定性的追求和把握的失落 ,导致绝对确定性通过不断被剥夺的递增的匮乏之痛苦、缺席 ,而宣告不确定性的到来。然而 ,这种所谓的可怕的不确定性 ,其实说到底还是一种“形而上学病”的发作 ,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终将不攻自破。     

康德"自在之物"辨正--兼谈对康德哲学阅读范式的转变

哲学界似乎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康德哲学是一种折衷主义,不论来自左面还是右面的批判大都将其定性为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焦点在于对自在之物的坚持或消解,但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认识论的阅读框架.文章指出,这种习惯性的阅读范式不能很好地理解康德的自在之物及其整个批判哲学体系,自在之物往往只被理解为认识上的一道屏障.文章认为应该从康德"人类学"的角度来理解他的自在之物,自在之物奠基于对人之存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有限性的理性反思,它内在地包含着的范导作用可以导向一种历史意识.以此为视角,才能很好地理解康德批判哲学的内在统一性,从而走出研究其哲学的惯性思维和误区.     

不改原有之字以开启"相异的意义体系"--旧文新解二则

对古籍或历史文献中那些今人看来毫无意义甚至可笑、不近情理的部分 ,是不予理会甚或拒斥 ,还是选取文献最使人难以索解的一面进行考索 ,可以得到相当不同的结果 ,后者可能开启一个相异的意义体系。对往昔之人及其表述 ,既应明确其是与我们不同的“他人” ,又要尊重其特有的思想、风俗等习惯 ,通过论世以知人的方式了解往昔。故解释古书最好“不改原有之字 ,仍用习见之义”。     

释"天人合一"--兼论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意义及其现代转换

天人合一是一个复杂的命题 ,天是多义的 ,主要有自然的天和神灵的天两种意义。人也是多义的。“合”是很复杂的。这里的合 ,不是两个东西的相加与结合 ,而是说天与人有某一种联系 ,或有一致性 ,或有同一种道德 ,或有同一种性质。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 ,是在多种意义上讲的 ,既有上天与皇帝的精神感应 ,也有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只讲一种 ,或者不讲谋一种 ,都是片面的。几种意义经过阐释 ,都能发现一些合理性 ,作了转换以后 ,也可以供现代借鉴     

叶适功利儒家伦理观管窥--以"义""利""害"范畴之解析为进路兼以朱学为基本参照

<水心别集>卷三"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虽表明了叶适早年于义利方面的基本思想轮廓,其涵义却不如他晚年所言之"成利致义"命题清晰.本文认为,"利"范畴实质是一个"义""害"并存的双义结构.同样对于"利",程朱理学相对而言就"害"的方面发现较多,并在义-利-害的范畴链接中以义为根本性前提,而实质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义本学统;叶适则尽力凸显"利"范畴中义的蕴涵,宗旨却不是侧重"义",而是侧重"利",借重义利之辨来加强其整个事功学说的理论完备性,从而自觉地完成了明显有别于理学的功利儒家伦理系统.     

从"能吏"到"进士"--临川王氏一段家族史隐匿之因的社会学解读及其意义

宋人王安石有二位叔祖,即“能吏”王观之和“进士”王贯之。但是,长期以来只有后者进入研究视野,学界皆认定王安石仅有一位叔祖王贯之。“能吏”王观之在临川王氏家族史中失落,主因是左右宋代士人选材记事的社会观念已发生变更,即北宋进入“选举社会”之际,诸多观念皆历经一次从尊崇“能吏”向标榜“进士”出身的转变。受其影响,临川王氏家族在朝向“进士之家”迈进时,“能吏”王观之就在新兴精英士人的话语体系中淡出、消失。追寻此段隐匿的家族史,对于深析王安石的个人学术史、归纳北宋中前期地方士人家族的变动模式,以及勾勒中国儒学复兴的观念背景等,皆不无重要。     

论先秦儒学心性思想的历史形成及其主题

本文认为先秦儒家的心性思想将"心"析为三义,而"性"的范畴具有主观与客观之间的中介性质.先秦儒家心性论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围绕着人的本质问题,孟子和荀子提出了迥异的性善论和性恶论,其症结有三一是"性"之定义的歧义;二是应以何者作为参照标准判定人性;三是圣人与凡人之"性"有无区别.围绕着如何实现或转化人之心性的问题,孟子以"尽心知性"论,荀子以心知"道"论作为答案.孟子言道德心以及内省自反,而荀子分疏了认知之心的感知与分析综合两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