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文化人格论

曾国藩文化人格论薛麒麟（益阳师专历史系）时空的转换，必然带来文化人格的变迁。具体时空条件下具体精英人物文化人格的个案研究，对于了解那个时空特定的文化内涵、文化走势、文化价值，有着十分鲜明生动的参照系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观念，是早期儒家创立的，孔...     

李渔的剧本论

李渔毕生戏剧实践的经验与理论思考的成果主要集中在<闲情偶寄>一书的"曲话"中.在这部分著述里,李渔充分表达了他对戏曲的写剧和编剧、演剧理论的见解.就当下的话语环境而言,其中尤其具有现实意义的是编剧和演剧理论.它构成了李渔"戏曲导演学"的主要内容.而李渔关于剧本理论的一些论断如剧本的意义的认定以及"变调"的艺术等则仍然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编剧工作的理论参照.     

论传统武术文化与人格培养

通过文献资料法、对比法、与逻辑推理等方法对传统武术文化中有利于健全人格培养的相关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的概括、归纳、分析,认为传统武术在传授武术技术的过程中较为重视以伦理型文化为主的道德人格塑造,为促进武术文化全球化发展、帮助广大习武者更快地适应当今激烈竞争的社会,必须充分挖掘武术文化的育人功能,加强对习武者的健全人格塑造与培养。     

论道德人格的文化生成

从道德人格和文化的基本规定性的解读入手,论述了道德人格和文化的关系,特别是着重阐述了文化对道德人格形成的作用,并由此得出结论,文化生成道德人格,因此,我们应该用先进的文化塑造人的道德人格,以促使人把所接受的文化转化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动力,推动社会文化、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向良性方向发展。     

名士风流:柳亚子文化人格论

柳亚子是一个“隔代”名士,具有鲜明的名士特质,这是他文化人格的表征.在时代环境、地域环境、家庭环境、人生经历、主体选择等诸多文化要素的合力之下,柳亚子的名士特质沦肌浃髓.其名士特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雅；二是狂；三是真.在柳亚子生活的时代,由于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教育体制、文化环境等方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可能再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名士了,但历史为他提供了一个舞台,成就了他“最后的名士”.因之,作为文化符号,柳亚子成了文化史上的绝版人物而具有活体标本意义.     

论苏轼文化人格的独立性

<正> 中国旧时代的士大夫阶层是一个既想追求独立性但又始终不能摆脱依附性的阶层。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逐步形成的社会角色及其自我确认,形成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浩然的进取精神,他们必须靠自己的学识能力始能自立于社会;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又形成其深沉丰富的文化性格和自觉的历史使命意识。士大夫阶层的普遍的中小地主(最少是富裕农民)的家庭经济基础,又使他们具有常常可以超脱于政治之外而独善其身的     

李渔研究笔谈：命定与抗争——李渔的现实矛盾与人格突围

在文学史上，天才与悲剧往往有着不解之缘。他们生前受到命运的捉弄，死后还遭到世俗的非议。李渔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可以说，李渔是矛盾的集合体，或者说是集多种矛盾于一体的特殊人物。在那个时代，他竟可说成是个“异类”，且“人以俳优目之”：出身商贾家庭而非簪缨世家的门第，携女乐游缙绅之间享受生活，行不当时，纵情声色，命定为“真士林所不齿”，自然被斥之于文人之外。而另一方面，李渔多才、多艺、多产，其文学创作众体兼备，内容庞杂，无疑又是个特立独行而又成就斐然的文人。     

李渔的喜剧创作论

李渔是清初著名的喜剧理论家和剧作家。三百年来,由于他在戏剧理论方面的建树而闻名遐迩。其《闲情偶寄》一书,学术界曾作过多方面的论述。在其比较完整、系统的编剧理论中,令人瞩目的是对喜剧自身的一些基本规律,进行了研究和总结,提出了一整套合理的主张,成为中国戏曲理论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本文试图就李渔的喜剧创作理论作些探讨。李渔关于喜剧创作的理论和技巧,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第一,把新奇有趣的笑料、笑话,作为喜剧创作的素材。李渔生活的时代,舞台上不少带有迷信成分的剧目沉渣泛起。对此现状,他非常不满,愤愤不平地写道:“昔人云:‘画鬼容易,画狗马难。’以鬼魅无形,画之不似,难于稽考;     

论李渔戏曲表演理论

李渔戏曲理论由《闲情偶寄》中的《填词部》、《演习部》、《声容部》构成,被后世学者称为中国古代最系统、完整的戏曲理论。李渔也被杜书瀛先生称为"筚路蓝缕的开创者"。对此,本文通过对这一理论体系地深入探讨,认为李渔戏曲理论是以"填词之设,专为登场"的舞台表演为旨归,建构起了由剧本、演员、观众、舞台等戏曲表演元素组成的以编剧、演剧与观剧为一体的戏曲表演理论体系。从而揭示出表演是李渔戏曲理论的核心。     

论明末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晚明时期的文化变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这一变动的核心是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和文化人格的转型,其社会基础是明中叶之后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运动,其思想基础则是阳明心学的崛起。晚明士人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狂”、“隐”两种类型。它为当时的文化变革所注入的精神资源是个性意识的觉醒。     

论五四先驱文化人格的现代性

从自我意识的三重建构视角,探索并审视五四先驱文化人格的现代性特征自由、独立的主体意识,构成人格的理性核心;丰富浪漫的情感辅佐自我以旺盛的生命活力;对理想的向往和为之决绝斗争的意志,丰满了人格的现代羽翼;他们历经自醒、自救、自立的多重实现,在思想上警醒了昏睡的国人.但启蒙的热情并不能造就完美的人生,传统观念的阻碍使他们陷入一个主体“发现自我”却又“忽视自我”的误区,这在五四先驱乃至整个加世纪知识分子的心理,都投下了阴影.     

论李白文化人格的美学境界

李白颇带空想色彩的政治理想外化成为一个比现实更美更自由的“未来现实” ,它是更具形上色彩的盛唐之音 ,是对现存的超越和展望 ,是在有限的实践当中对无限的执著追求 ,有着深刻的理想主义美学意蕴。李白儒家文化人格的形成深受孟子道德人格观念的影响 ,表现出崇高的人格境界和独立的人格风范。李白的诗歌境界与艺术手法同孟子的人格审美观亦颇为契合。李白任侠的实践意义就在于 :主体渴望在践履的体验中摆脱庸常机械的循环生活模式 ,并在这一历程中升华到一个新的人性水平。李白仙道文化人格所洋溢的理想主义激情 ,来自于对十全十美尺度的自觉追求。正是在这样的追求中 ,十全十美的尺度及其追求本身 ,作为有限历史中实践的无限指向升华为崇高的无限境界     

论网络文化中的道德人格重构

网络文化中的道德放纵,其原因在于网络的自由性和人的本能倾向。网络文化对人类道德发展的进步意义在于,它是一种非压抑性文明,它将塑造出新型的道德人格以克服网络文化中道德放纵。     

论明七子的文化人格

明前后七子近乎“狂”、“狷”的文化人格 ,标志着他们初步迈开了向自我回归的脚步。但由于理学文化的深入影响和时局的无边黑暗 ,他们还远未达到主体真正自立、个性真正自由的境界。这使得明代文学复古在实质和走向上具有双重性 :从正面说 ,它可以寄托和安顿人们初获释放的主体精神 ;从反面说 ,它又禁锢着人们个性自由的进一步发舒。前后七子内部的文学论争 ,体现的正是这初获释放的主体精神与未曾消解的拘执理念之间的内在矛盾     

论五四文学先驱者的文化人格

探讨一代先驱者文化人格的成因及其独特的魅力,不仅是进一步理解五四文学深层结构的需要,而且有助于考察中国文学从晚明到清末再到本世纪之初完成现代化飞跃的内在机制。五四一代文学先驱者在心态上迈出了由传统到现代人格转换的最具决定性的一步,体现出一种全新“超人”式人格价值取向。其特点首先表现在以个人参与历史的发展与创造,其次是对个人生命力量的高度推崇与刻意追求,第三是“重估一切价值”的决绝姿态,第四是超人式的自我牺牲精神。先驱者又不得不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困境。究其根源,一是“别求新声于异邦”后的清醒,二是清醒后‘“上下求索”的艰难,三是启蒙者与启蒙对象之间所横亘的巨大历史鸿沟。但他们毕竟不是尼采理想中真正意义上的“超人”。其内省意识与其自觉的历史反省意识,现实反思意识与批判意识是分不开的,它尤其体现了对现代自我人格设计的主动追求。五四先驱者彻底冲破了传统理想人格模式,既体现了五四知识分子最根本的作为“人”的意识的觉醒,也表现出了异常的人格力量与人格魅力。     

论丁玲的文化人格及意志

从 195 5年到 1979年 ,在长达 1/ 4世纪的时间里 ,丁玲虽历遭劫难而不死 ,这是一个“谜”。支撑丁玲战胜磨难、战胜死亡的精神力量是丁玲的文化人格与意志。这种人格、意志是湖湘文化长期熏染的结果 ,也是鲁迅精神感召丁玲的具体表现。丁玲的文化人格与意志具体表现为 :沉默、坚韧、自强、乐观。     

论社会文化对社会人格的塑造

从社会文化对社会人格的塑造研究入手,提出了社会情境、社会暗示、社会感染、社会模仿是社会文化对社会人格塑造的基础因素,并从社会文化孕育社会人格、社会文化确定社会认知,社会文化养成主体意识,社会文化决定社会心理四个方面阐述社会文化对社会人格的塑造及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现状及社会人格的特征.     

论李渔红颜薄命的情爱思想

红颜薄命是李渔情爱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李渔试图从本体上对这个古老的命题作出合理的求解,但李渔的追踪、探问与阐释,只是在既有的封建文化意识中寻找可能有的答案,与他“好与古战”怀疑传统的精神相格,显示了李渔在文化选择上的困惑与矛盾,而这种困惑与矛盾的根本原因,乃在于封建专制文化扭曲了作家创作的自由心灵。     

论文化对人格的塑造及其意义

文化有两层含义，文化对人格的塑造相应地表现在两个方面，在绝对意义上，文化使人成为社会的人，在相对意义上，文化使一群人和另一群人相区别。不同的文化和相应的人格特征在价值上是相等的，它们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和理解。     

命定与抗争——李渔的现实矛盾与人格突围

在文学史上,天才与悲剧往往有着不解之缘.他们生前受到命运的捉弄,死后还遭到世俗的非议.李渔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可以说,李渔是矛盾的集合体,或者说是集多种矛盾于一体的特殊人物.在那个时代,他竟可说成是个"异类",且"人以俳优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