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小说的商业化与其“治生”心态

明清之际正是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发生转变的重要时期。新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生存方式给传统文人以有力的冲击。受此影响，李渔的作品呈现商业化倾向，从这种倾向可以看出李渔及其同时代人“治生”心态的转变。     

再评李渔：“帮闲”或是勇士

李渔一直是难以获得定评的古代文化名人，而且持论各方常常观点完全相左。钟明奇先生在《重评李渔“帮闲”说》一文中，重申了鲁迅先生的著名论断。但从钟先生所列举的论据来看，仍然存在明显漏洞，结论值得商榷。理解李渔这样的文化存在，必须秉承“了解之同情”的原则。回到明清易代时的生存时空背景，李渔非但不是无耻可鄙之人，相反他是一位为谋求独立生活、自由思考而执着坚持的勇士，是晚明个人主义思潮真正的代表。     

论李渔人格在戏曲中的多角度投射

李渔的十种曲不仅在戏曲技巧方面有突出成就,也能够反映出李渔人格的多面性。结合其他的创作和编辑作品可以看出,李渔戏曲在娱乐性之外还蕴含着他的处世态度、对家国的思考和对历史的审视。李渔在复杂心态的支配下选择"隐于市"的生活方式,同时怀有"经世"之才,积极思考政事,并且提供了不同于官方的历史视角。这些多角度的投射提供了全面认识李渔的途径,也提供了认识李渔戏曲创作的新角度。     

关于建立如皋芥子园及李渔纪念馆的构想

一、关于当前“李渔热”的基本情况 李渔（公元1611～1680年），是明末清初重要文人，祖籍浙江兰溪，出生并成长于如皋，成年以后迁移各地，主要生活在江苏浙江地区。李渔在文化方面有很多成就，长期以来，人们主要把李渔看作一个文学家，重视他在小说戏曲创作和文艺理论方面的成就，但是随着现代社会文化的迅速发展，李渔在指导戏曲演出实践、建立戏班培养演员、外出旅游、休闲养生、营建园林、养植花卉、布置居室、美食烹饪诸多方面的成就受到全面重视，他已经被看做一个全方位的综合性文化人。     

涵育师德修养的"君子"向度研究

儒家君子道德人格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格典范,对当代教师职业道德和人格修养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致力于传统文化精髓之当代传承,旨在借儒家君子道德人格之内涵涵养当代师德,系统总结君子型教师之道德人格特点,并从哲学、心理学、思想政治教育学角度研究君子型教师养成之机理,从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三个维度讨论有操守、有担当、有襟怀、有胆识、有知识、有雅趣的君子型教师之养成路径.     

论礼乐精神的文化价值

本文作者有感于社会转形期文化的无序状态与精神文明的萎缩，试图探讨礼乐精神中某些合理因素，以裨新的人际关系与新的人格之形成。“情”与“理”、“灵”与“肉”的矛盾与生俱来，永远困扰着人类。神人之别、人兽之关由是而生。作为文化调适手段的“礼”与“乐”亦由是而出。礼乐精神的核心是“和而不同”、多元融合、灵肉一致、情理相成，俾人格完美、生命不息。自然生态的破坏，危及人的物质生命；文化生态的破坏，危及人的精神生命。时至当今，应有新的礼乐精神，形成新的、平衡的文化生态。     

李渔短篇小说集《十二楼》的艺术成就

清代著名戏剧家李渔也是一位小说家。他的短篇小说集《十二楼》被推崇为“清代小说之冠”。本文从作品的求变创新、大团圆结局、通俗感人等方面，探讨了李渔小说的艺术成就。     

论李渔红颜薄命的情爱思想

红颜薄命是李渔情爱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李渔试图从本体上对这个古老的命题作出合理的求解,但李渔的追踪、探问与阐释,只是在既有的封建文化意识中寻找可能有的答案,与他“好与古战”怀疑传统的精神相格,显示了李渔在文化选择上的困惑与矛盾,而这种困惑与矛盾的根本原因,乃在于封建专制文化扭曲了作家创作的自由心灵。     

作为文人的李渔

李渔，一位四百年前才名震世的知识分子，在学术界已有汗牛充栋的研讨文章。有把他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也有把他贬为人格卑下的“无行文人”的，可谓集毁誉于一身。但是，如果能跳出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世俗的知人论世的价值尺度，以21世纪更为科学、更为人性化的价值观去评析李渔一生的功过是非，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更真实、更丰满、更立体的李渔将展示在人们面前——那就是一个具有文人行状、文人秉性、文人风范、文人良知和文人操守的天才的李渔。     

论李渔在中国小说史中的地位

李渔是清初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作家。但长期以来，学术界更重视对其戏曲理论与戏曲创作的研究，而对其小说创作，特别是其在中国小说史中的地位则有所忽视。甚至有些权威著作，评价也不够公允、确切。本文在中国小说史的总体观照下，从李渔与他的前辈与后人的比较入手，在指出李渔小说种种局限和不足的同时，从李渔小说的“社会反论”问题，李渔第一个完成白话短篇小说的独立创作问题，以及李渔的小说观念、李渔小说独特的喜剧风格、李渔对话本小说形式的革新与推进等五个方面，具体论述了李渔对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贡献，从而肯定了其在中国小说史中的重要地位。     

明清文学家的饮食审美文化

明清时期享有美食家之誉的文学巨匠,以金圣叹、李渔、袁枚最具代表性.金圣叹在生死别离之际仍不忘大谈美食之道,李渔在鉴赏美食中坚持伦理,袁枚在烹制美食中感悟人生.这些大师的言谈举止虽不为其时凡夫俗子认同,却成就了文坛和饮食审美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     

李渔生平三考

一、生年新证李渔有七律诗一首,题云:“庚子举第一男,时予五十初度。”此庚子为顺治十七年,由此逆推五十年为万历三十九年,即公元一六一一年,李渔当生于该年。据此,李渔的生年并无可疑之处。近年在李渔家乡发现了民国十二年(1923)续修的《龙门李氏宗谱》,称李渔“万历三十八年庚戌八月初七日降生”,于是有些研究者以此为据,认定李渔说自己庚子年五十初度是指足岁,实际上该年李渔虚龄五十一岁,他出生于公元一六一零年。一年之差,孰是孰非,必须依靠新的材料来确定。     

试论文化与人格的交互作用——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分析与思考

人格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影响了个体人格的形成与发展，人格也会影响文化的变迁。结合我国独特的转型道路，本文试从文化与人格的研究历程、交互作用及机制等几个方面，探讨基于我国历史与现状的文化与人格交互作用。     

诗意的“外化”与“内化”——传统文化对犯人人格改造的价值

文化改造将会取代劳动改造，成为犯人改造的主流方法。依照文化解释的手法去“教育”犯人，重塑犯人文化人格，将对其教育改造开辟新的有效路径。一是用“外化”“入世”的理想人格确立其积极进取的人生价值取向；二是用“内化”“出世”的人格精神使其淡泊名利、顺其自然并懂得接纳与珍惜，以净化心灵；三是用诗歌小说戏剧的美学人格打造诗意的人格理想。如此，犯人的灵魂改造可以获得更大的成功     

论唐人对陶"菊"的接受--兼论"重阳菊"文化意蕴的生成

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影响广泛而深远的文化人.菊的清香高洁是陶渊明人格与品德的写照,"陶菊"作为诗歌意象和一种文化语码,是高雅清逸的志趣、旷达疏放悠然忘世的情怀的标志.唐人接受了陶渊明文学作品中"菊"的文化内涵,并将之进一步阐释、光大.唐人几乎言菊必称陶,表达对陶渊明人格精神的认同.唐人在重阳之诗中歌咏"陶菊",使陶渊明的人文精神融入到传统的重阳节文化之中,进而生成了具有新的文化内蕴的重阳节文化,不仅提升了重阳节的文化品格,也确立了中国文化中"菊"文化的模式.     

德育功能缺失与跨世纪德育的理性选择

当前我国德育的社会整合功能和人格塑造功能都出现了一些问题。面对新的世纪，我们应关注道德文化建设，崇尚人格精神，构建新的道德教育体系     

论李渔戏曲叙事中的“机趣”

在明末清初的江南城市,士人与市民阶层文化趣味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衍生出一种雅俗交融的戏场格调,在此语境中产生了李渔的戏曲叙事观念。李渔对戏曲审美意蕴的主要要求是"机趣","机趣"的突出特点是机智诙谐而意味深长,它融合了文人的才情与市民的智慧,是晚明文人重"趣"的人生态度与文化趣味在戏曲理论中的表现,反映出新的时代文化特征。李渔自觉地在戏曲创作中追求"雅俗同欢、智愚共赏"的格调,将机智和才情隐藏在诙谐中,滑稽笑闹消解了现实世界的紧张与沉闷,精心结构的故事在戏场散布欢快,实现了文化心理的公共交流。     

李渔美学的个性解读——杜书瀛先生《李渔美学心解》序

<李渔美学心解>贵在"心解",既是李渔美学思想的解读,也是由此延伸而导致的作者性灵的展示.全书将李渔的美学思想置于中外美学的宏大视野中进行考察,实现了李渔审美文化理论与当代美学的对接,发现和挖掘李渔美学中具有历史前瞻性的理论资源;既有随笔的可读性,又有学术的研究性,并呈现出纯净的学术氛围.     

论社会文化对社会人格的塑造

从社会文化对社会人格的塑造研究入手,提出了社会情境、社会暗示、社会感染、社会模仿是社会文化对社会人格塑造的基础因素,并从社会文化孕育社会人格、社会文化确定社会认知,社会文化养成主体意识,社会文化决定社会心理四个方面阐述社会文化对社会人格的塑造及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现状及社会人格的特征.     

李渔心学与王学关系考论

李渔的思想观念受到过王学左派思想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那么简单而直接。李渔用＂心＂所表述的不等同于王学＂心＂之概念,与李贽＂童心＂也存有一定距离。李渔之＂心＂所表达的是一种形而下的生活智慧,而非哲学思辨内容。李渔并不是阳明心学亦步亦趋的思想传承者,在精神上也与王学左派相差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