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以中央与地方的监管分权为考察

文章从环境保护、生产安全、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土地管理及农地保护等方面入手,探讨了中央和地方监管权的分界.由于不同领域的性质各不相同,中央和地方的权力界限也有所不同.总的来说,中央有必要将自己的权能限于必要的范围;中央和地方权限的具体划分则应根据效率原则,通过基本法律加以合理确定.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原理与实证研究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划分以及二者之间关系调节问题较为突出,有必要从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相结合的视角,从宪法高度提出和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原理,并运用这一原理在地方自治等具体问题上对中央与地方关系予以实证研究,主张应该在我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划分和关系处理中充分体现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科学以及均衡和谐的宪政精神。     

集权与分权:近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变迁

文章首先以集权与分权这一矛盾为主线,缕析了近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博弈过程:清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从中央高度集权一步步迈向地方独立分权;北洋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表现为中央财政严重削弱,地方财权恶性膨胀;国民政府时期,通过变化频繁的财政体制改革以强化中央集权,收回地方财权。随后,从保持一定的中央权威、界定政府财权与事权、赋予地方独立税源以及完善财规、建立激励约束监督机制等方面揭示了近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变迁对当今正确处理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启示。     

论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司法体制的权力结构

司法体制在国家纵向权力安排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一个国家宪政框架中的权力结构存在线性式、宝塔式和网络式三种理论模式。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具有典型的网络式结构特征。联邦制和司法权在联邦制国家的权力结构中形成了立体宪政结构。联邦制中的司法权结构模式可以分为美国模式的"双轨交叉式"结构和德国模式的"多支汇总式"结构。这些对中国解决"司法权地方化"问题的司法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试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模式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每个国家进行统治和管理时都必须面临的问题。文章从我国转型时期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西方国家在处理两者关系上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建立中国特色的必要的中央集权与适度的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模式。     

关于区域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协调的若干思考

长期以来,我们对区域政治发展的认识,受到＂行政区经济＂的影响。随着区域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应的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已成为现阶段我国区域政治发展的新方向。地方政府横向关系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保护主义,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但也不容忽视的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没有完全实现科学化和法制化的情况下,区域合作发展还存在着不稳定、缺乏功能性组织等问题,这给未来中央与地方关系埋下了隐患。     

法治与民生:地方法制的一种分析框架

在社会主义法治框架下探讨单一制国家的地方法制建设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但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都需要创新现有的法治理念与分析工具.把法治与民生作为现阶段地方法制的分析框架,既可以凸显地方法制在整个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特色与意义,也可以明晰一些重要问题,如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配置等,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一种方向上的指引.     

论地方立法的真善美及其实现

真善美是地方立法追求的最高境界.求真在于实现地方立法的科学性,它要求实现由经验立法向科学立法转变,强化调查研究的制度设计和程序安排,并将调查研究贯穿于立法的全过程.求善在于实现地方立法的公正性,包括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而立法程序的公正性务求公开、透明与公众的参与.地方立法之美是在真与善的基础上呈现给人们的形式的美感性,包括文本的结构美与语言美,前者以精细为美,后者以精确为美.     

从危机到治理:俄罗斯中央和地方关系制度变迁评析

俄罗斯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联邦国家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一直是俄罗斯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老问题。叶利钦时期,联邦中央以给予地方充分的权利为条件,寻求与地方的妥协,结果立宪联邦事实上成了契约联邦,使俄罗斯处于“国体四分五裂时期”。普京集制度整合和权威导向于一体,使“叶利钦后遗症”日益缓解,地方“权利岛”开始削弱。尽管目前对普京改革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最重要的是:任何改革,必须符合国情,符合基本民意,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     

从州级官员设置的变动看唐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本文通过刺史品阶的变动、别驾的置废、地方增员与中央减员的矛盾三个视角考察了唐代州级官员品阶、职位、员额设置的变动情况,进而探讨了在这些变动因素的背后所体现的唐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贞观年间提升中、下州刺史品阶的改革,是唐初中央调整与地方关系政策的一项,体现了中央对地方的重视。别驾一职频繁的置废,表明了中央在对地方官职取舍问题上的矛盾态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通过这种取舍性的运动,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唐前期地方员额的增员与唐后期中央对地方员额的减员改革之间的矛盾,也构成了唐代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重要一环。     

依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

经过近30年的发展,依法治国已经被写入中国宪法,已经成为中国的治国方略,邓小平同志和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都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实行依法治国,首先应该正确理解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和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在此基础上,还要按照法治国家的标准,实现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     

驻京办职能的“异化”及其体制性根源

驻京办作为央地关系的重要结点,其合法职能是信息沟通和公共服务.但分税制后,驻京办的职能有"异化"为探秘、截访和公款行贿的趋势.从行政集权与财税分权的悖论现象来看,影响中国央地关系的基本机制有相机授权、地方竞争、晋升锦标赛和预算软约束等,这些正是驻京办职能"异化"的体制性压力、动力和条件.因此,解决驻京办问题的根本对策是推进中央授权机制的制度化,改革中央对地方的激励机制和强化预算约束,从体制上消除央地间权力配置的不透明、不确定和不公平.     

自由与法制——兼评“法制与理想自由之间存在内在联系”

文章围绕消极自由概念,厘清了相对于积极自由的消极自由、相对于共和主义自由的消极自由以及道义自由与人身自由的区分;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尼格.西蒙自由概念的不足之处,以及他关于法律与理想自由之间存在内在联系这一自然法主张的缺陷。     

地方先行法治化的内涵探索

地方先行法治化是学者针对"先发"地区法治建设先行发展状态提出的新理念.它是指具有经济社会"先发"优势的地方区域在国家法治的基本框架内,在本地区经济、政治、社会优先发展的基础上,就依法限制公共权力、保护公民自由与权利、调节各领域社会关系,按照国家统一的法治目标展开先行一步的法治建设状态.其主要有四个特征,即地方党委民主政治建设先行,关键环节的法治建设先行,地方法治建设与其他工作协调并进先行,法治建设压力机制先行.     

孙中山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构想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孙中山以保障民权为出发点,主张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各自的权限.但由于民国初年政治形势的影响,孙中山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具体构想也前后经历了联邦制、集权制和均权制的变化.地方自治是孙中山思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点,通过地方自治既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又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是孙中山一以贯之的思想.     

清末民初地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调适——以南浔绅商群体的政治参与为中心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南浔地方权力格局先后出现绅商第一世代、第二世代反体制群体、地方守土派三类权力主体,引起了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力关系的三次调整。清末民初南浔绅商群体的政治参与,展现了地方社会与国家之间互动的具体模式,揭示了两者之间关系调适的内在逻辑及关联因素。     

义务教育教师聘任合同适用的 合法性困境及其规范进路 ——兼论中央与地方教育立法的调协

义务教育教师聘任合同在各地的适用,与《教师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轨"现象,以致陷入严重的合法性困境。对地方教育立法的规范分析显示,地方教育立法难以弥合中央教育立法规定与各地教育实践表达之间的鸿沟,因此有必要对中央与地方教育立法制度进行反思。为构建良好的中央与地方教育立法关系,中央教育立法应秉持谦抑原则,地方教育试点也应遵循合法性原则。同时,教育法律的政策化倾向亟待修正,这同样是中央与地方教育立法关系法治化的应有之义。     

行政法律关系性质的反思——基于公私法关系区分的考察

关于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差别,民法学界认为二者在性质上分别是“不平等”与“平等”的,而以平衡论为代表的行政法学则认为行政法律关系双方的主体地位是平等的,在总体上应该是平衡的.这种认识分歧的根源在于从描述层面向规范层面的跃进,《民法通则》关于平等主体的规定应该是描述性质的,旨在解决调整对象的问题,而不应以此作为法律关系性质应然的判断标准.行政法与民法之分所强调的命令服从关系,其背后的理由只是职权法定与意思自治的差别.这种差别应该在现代法治国家的背景下理解,而不应将命令服从的性质夸大为等同于行政法本身.     

对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关系的再思考

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30年（1950—1978）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经验时,得出了没有社会主义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的结论。在之后30年（1978--2008）的实践中,又证明了另一个结论同样也是正确的——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法治。如果不能建立起人民群众对执政党进行监督的制度,社会主义法治的作用将是非常有限的,而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则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