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的两大命题与20世纪初社会主义论战的再审视

20世纪初,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访问,提出了事关中国前途的两大命题,引发了思想界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大论战。论战的双方虽然在观点上针锋相对,立论也均有片面性,但他们都是忧国忧民的民族先锋,都希望能为中国的富强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中高调主张社会主义否定资本主义,其主张受到民族心理和情感、社会主义思想广泛传播后的舆论氛围、苏俄和共产国际为实施其东方战略的强力介入等因素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问题探实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虽然已有不少研究论著,但一些重要的史实仍不清晰,有的则被曲解。在整个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都呈现为政治性占主导地位,学术因素受政治观念的制约,故不能剥离政治性来研讨社会史论战的史学影响。在论战之初,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应是组织性举措;王礼锡编辑的《读书杂志》实际主要成为托派和独立参与者论战的舞台。对于社会史论战,其政治作用和史学影响都不宜评价过高,真正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方针提供充实理论依据者,乃是随后的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     

20世纪初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论战”及其实质——基于现代化的分析视角

20世纪初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论战”根源于深刻的民族危机,它是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未来发展的不同政治见解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看,早期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这场思想论争同属于近代以来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二者没有本质分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论是无政府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归根结底都是在近代中国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下,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近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探索之争。尽管二者在如何实现现代化道路的方法和手段上存在很大差别,但其最终指向都是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美好社会。     

“科玄论战”与20世纪中国哲学走向

“科玄论战”作为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文化事件,昭示着２０世纪中国哲学的基本走向。科学派与玄学派的对峙,在时代性、民族性和人类学本体论等不同维度上,表现为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理性与价值之间的冲突。科学理性所内蕴的走向科学主义的基因,中国文化在特定历史际遇的选择,决定了科学派的生成。科玄两派分别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现代新儒家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史背景。科学主义的解读,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化和现代新儒家的科学化趋势,显示出理性与价值相整合的取向。它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２１世纪中国哲学所面临的历史使命。理性与价值能否整合及如何整合,将成为新世纪哲学无法回避的课题。     

在中国化与西方化之间——20世纪的两次社会论战述评

近现代中国知识界在中国要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问题上有过几次争论,本文通过对20世纪初期与末期的两次社会论战进行述评,提出虽然时代不同.论证各方观点以不同的面目 约束.文章认为,只有超越这种张力,才能找到真正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和"中化与西化一百多年争论的典范.     

在中国化与西方化之间—20世纪的两次社会论战述评

近现代中国知识界在中国要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问题上有过几次争论，本文通过对20世纪初期与末期的两次社会论战进行述评，提出虽然时代不同，论证各方观点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实际上都为“中国化—西方化”两极之间的张力所约束。文章认为，只有超越这种张力，才能找到真正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和”中化与西化一百多年争论的典范。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中,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在讨论中却运用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分析相关文化问题,这在客观上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这次规模宏大、论争激烈的论战中,论战的参与者们提出了中国的文化发展之路亟待厘清的一些重要问题,并就这些问题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观点和主张,这些思考也给予马克思主义者以启发和借鉴,不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     

20世纪初新学浪潮下的社会主义

20世纪初,在新学背景下,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新概念开始在中国流行。人们从世界发展趋势上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最初形态。这种社会主义是把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融为一体的思想体系,充满着中国文化特色。     

20世纪初新学浪潮下的社会主义

20世纪初,在新学背景下,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新概念开始在中国流行.人们从世界发展趋势上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最初形态.这种社会主义是把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融为一体的思想体系,充满着中国文化特色.     

19、20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中国遭受了数次民族危机 ,既启动了中国的现代化 ,同时又使中国的现代化举步维艰。从资产阶级维新派到资产阶级革命派 ,再到新民主主义派 ,都面临着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而他们在选择中国现代化道路时 ,无论是赞成中国走法国革命的暴力之路或反对之 ,都把法国大革命作为范本 ,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这首先是因为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艰难 ,其次源于法国大革命本身的魅力。     

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俄国长篇小说

19世纪及20世纪初的俄国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因肩负反对封建农奴制和抵制资本主义制度的双重任务而独秀于世界长篇小说之林.它重视文艺复兴和启蒙文学中冷静地观察、如实地描写、客观地反映社会面貌的现实主义传统,又表现出对充满人文精神的光明未来深深的求索.与西方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所宣扬的社会因素和生物因素决定人的原则不同,俄国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作家承认个体的精神自主性,并把它凌驾于物质世界和周围环境之上,但不割断人和社会环境的联系,而是深刻地、精细地展示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解放思想与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

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 ,思想的持续解放是现实事业发展所需。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观念、践线、方针、政策不落后于实践 ,力争使理论具有超前性和预见性。邓小平将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界定为“三个有利于” ,在经济和精神生活日益国际化的今天 ,“三个代表”是社会主义事业可靠政治保证 ,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发展     

20世纪初期美国消费文化转型考察

20世纪初期是美国消费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受经济发展、人均收入增加、分期付款消费方式广为使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20世纪初期美国基本完成了由以节俭、量入为出、理性等为基本特征的传统消费文化,向以追求享乐、超前、符号等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消费文化的转型。消费文化转型的基本完成对美国20世纪以来消费行为、经济增长方式、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中国文字起源论说评述

中国汉字是世界文字之林中独一无二的见形见音见意的文字,20世纪考古资料的大发现,学者们掀起了探索中国文字起源的热潮。在20世纪有关中国文字起源的论说中,至少有8000多年说,6000——7000年说、4000多年说和3000多年说等多种不同论断。殷代文字肯定不是中国文字的源头,中国文字的源头可上溯到夏王朝时期即考古学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大汶口陶文、丁公陶文和景阳岗陶文等,只是一种带有民族特点的原始文字。     

论20世纪西方通俗文学的审美特征

通俗文学长期以来被当作“亚文化”而不受学界的重视,但通俗文学和纯文学却是同源所生,渊远流传。进入20世纪以来,通俗文学更因其通俗易懂的语言、曲折生动的情节、个性鲜明的人物等一系列独特的审美特征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迎合了文学市场的消费需求,使通俗文学步入了一个新的市场繁荣期。     

论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对人类历史的巨大贡献

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人类历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第一,苏维埃俄国的建立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第二,苏联创建了史无前例的崭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给全世界无产阶级以巨大的鼓舞和力量。第三,苏联在1939-1945年的反法西斯战争中,成为打败法西斯的主力。第四,二战后,欧洲和亚洲11个人民民主国家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国际舞台上维护和平民主事业的重要力量。第五,朝鲜和越南人民的抗美、抗法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战争势力,有力地维护了世界和平。第六,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与发展,使得持续了几百年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第七,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与发展,无疑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种挑战和压力。第八,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虽然经历过挫折和部分失败,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人类进步事业将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20世纪初：中国女界新文体

20世纪初的中国女界新文体,是在"文界革命"的社会背景下,在梁启超"新文体"主张与书写实践的示范下,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展开而自成其体的.以女界革命的文思入文,使之产生特有的应用魔力;从妇女解放运动的实际需要出发,打破古旧作文陈规,随心开放文体,使之收获了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女子大手笔和难得一见的美文;采用与女子亲合的语言表述方式,使之对妇女大群"别有一种魔力".女界新文体俨然成为一座通达女子现代新文学书写的"魔力"之桥,它不仅作用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国家/妇女解放运动,也为"五四"时期、乃至以后的现代女性书写发展奠定了有力基础.     

论二十世纪前期人类学家对西南少数民族的体质调查及研究

二十世纪前期,一批著名的体质人类学家深入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体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有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为新中国的民族识别调查以及体质人类学的教育和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