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贺的《秦王饮洒》

一九七七年夏天,我在《光明日报》《文学》副刊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秦王”辨》,批判“四人帮”。“四人帮”把李贺归到“法家”,论证之一,即《秦王饮酒》歌颂了秦始皇。文章主要驳这一点,并提出“秦王”当指唐太宗李世民。一位同志看了以后说,《秦王饮酒》是否写秦始皇,这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文章却把它和“四人帮”挂在一起,作为批判文章来写,这不是商讨问题的态度,弄得不好,就流于简单化和主观武断。我听了觉得说得对。但文     

毛泽东思想根本点是实事求是

《光明日报》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一三一期《哲学》专版发表了周抗同志的文章《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是实事求是》一文。文章指出,唯物主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     

我校教研人员在《光明日报》、《新华文摘》发表理论文章

我校马克思主义研究室主任龙绍双副教授撰写的论文《大城市发展研究的几个问题》在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０日《光明Ｒ报》“理论与实践”专栏发表；我校哲学教研室主任李仁武副教授撰写的论文《加强社会主义网络文化建设》在《光明日报》（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３日 ）发表后，被２００１年第５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我校教研人员在《光明日报》、《新华文摘》发表理论文章@于由     

论物质利益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谈历史发展动力问题

最近,一些报刊发表了讨论社会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文章。我们读了先后登在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三十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上的《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与《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两文后感到,两文观点各异,都能启发人们思考,但又觉得文章所持论据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们认为。如果离开对物质利益作用的分析来谈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是难以说清楚的。下面妄谈几点浅见,以就教于读者。 一、从对两文的意见说起 首先说对《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以下简称　《根本动力》)的意见: 一是这篇文章提出…     

关于“一分为二”与“一分为三”争论的方方面面——兼答朱兰芝同志对“一分为三”的批评

1982年春,我在哲学上倡导“一分为三”(“三分法”)命题,之后学术界展开了争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更有之,持选择性意见者也有之。1991年5月,朱兰芝同志又发表了《“一分为二”的提出及其哲学内涵——兼与“一分为三”论者商榷》(《理论学刊》1991年第3期以下简称朱文,凡出自该文的引文只注明页码),对于“一分为三”论者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严厉的批评,可以说是集批评意见之大成。对此,我非常高兴,希望这场争论能在第二个十年中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略论在“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上的是非曲直——兼与卢国英同志商榷

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我的基本观点与杨献珍同志大体相同,而与艾思奇同志则完全相左。最近读到卢国英同志发表的信和文,特别是读到他在《学习与探索》上发表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文章后,我认为他把杨献珍、艾思奇在这一问题上的是+非曲直完全颠倒了。本文所以要对杨、艾在“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上的是非曲直作一点考察与评论,其目的是为了响应卢文提出的“按照维护真理这个共产党人的崇高原则去做”事,与此同时也是为了就教于卢国英以及参与和关心这一讨论的人们。     

“社会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的提法确切吗?——与朱土兴、王彪同志商榷

本刊今年第四期发表《“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质疑》一文后,有些同志来稿提出不同看法。这是一个有现实意义的学术问题,值得认真研究探讨。这期我们刊登两篇持不同意见的文章,以期引起进一步讨论。     

商品生产最高形式辨析

自《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以来,有关报刊相继发表文章讨论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问题(详见《光明日报》1985年1月20日、2月3日和2月10日第3版)。朱土兴、王彪两同志也再次撰文论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见《浙江学刊》1985年第3期)。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我们也想再谈一点看法,对原有观点(见《浙江学刊》1984年第6期)作一点补充。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辨析

“一分为二”原是中国的一句古语,它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最早是宋代哲学家邵雍提出来的。后来,朱熹承袭了他的思想。朱熹在《易传·系辞》中说:“此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邵雍、朱熹的这一思想与中国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惠施的事物无限可分割的思想是同出一辙的。惠施提出:“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庄子·天下》篇)他们都是讲事物是一分为二的,即无限可分割的,此处具有一定的朴素辩证法因素。然而,从根本上说,他们的这些思想是形而上学的。这是因为,他们所讲的“一分为二”,只是事物的纯量的直线分割,不懂…     

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学的相互关系是什么——上海社会学讲习班的讨论综述

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学的相互关系是什么?二者是否存在着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它们各自研究的领域和范围有何异同?这些问题,受到了在上海社会学讲习班参加学习的来自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的同志们的关注。7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鲁源的文章《科学社会主义与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相互关系浅说》之后,更多的同志引起了兴趣,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各自的见解。现将几种主要看法综述如下:     

民事审判工作应当坚持“调解为主”——与吕宏同志商榷

1981年第三期《浙江学刊》上发表了吕宏同志《对“调解为主”的质疑》一文,读了以后,深感文章中的许多观点,涉及到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制度中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关系到我国民事审判工作今后如何发展。有的问题还涉及历史事实的认定和分析。因此,提出来同吕宏同志商榷,也与其他法学理论工作者、司法实践工作者共同探讨和研究。一、关于“调解为主”的提出和发展     

法德兼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学习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综述

由《光明日报》理论部、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与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学习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于 2 0 0 1年 3月 1 0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有全国邓小平理论研究基地的代表及沪上的一些专家学者共 40余人。《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赵石宝、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郝铁川、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尹继佐出席了会议。为了更好地学习、研究、宣传和贯彻江泽民同志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 ,与会代表围绕着“以德治国”中“德”的内涵是什么 ,“德治”…     

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兼答郑红亮、王耀盛、吕福新等同志

本刊发表朱土兴、王彪合写的《“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质疑》一文后,不少同志对该文提出商榷意见。为此,作者再次撰文,就“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的含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的客观依据作进一步的论证,重申“社会主义社会是商品生产最发达最普遍最后的阶段”的观点。我们准备就这个问题进一步开展学术争鸣,欢迎专家、学者踊跃来稿。     

“道德法庭”能发挥道德的社会功能吗——与余家淮同志商榷

《文汇报》在1983年7月15日的《百家争鸣》栏发表了余家淮同志的《道德法庭的社会功能》一文(以下简称《余文》),提出“道德法庭”的名称是一种比喻,是一种呼吁加强道德的社会功能的建议,从而肯定了“道德法庭”专栏是发挥道德的社会功能,是社会舆论力量的积极发挥。可是,目前“道德法庭”专栏的文章,究竟是否是发挥了道德     

妇女要有志气争第一

几个月来,本刊开展了关于“二保一”问题的讨论。现发表全国妇联副主席、上海市妇联主任、谭茀芸同志的文章,作为对这一讨论的初步小结。     

“传统”新论

《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一辑)发表了青年哲学家甘阳的文章:《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其中论述了“传统”这概念。文章说:“以往的通常看法实际上多半把‘传统’与‘过去’等同了起来。……这就是说,‘传统’只不过是‘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过去的人,过去的事……以至过去的一切”。文章接着说,“这种把‘传统’看成是‘过去’的观     

农民战争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3日拙稿《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发表后,有的同志认为我把农民战争看成为历史发展的“阻力”。其实,根据上文,得不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全面阐明自己的观点,写成此文,以求教于学术界的同志们。     

努力发挥“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服务

2005年5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提出的《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报告》,与会常委同志都发表了重要意见,胡锦涛总书记特别就进一步办好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了办好中国社会科学院应该掌握的各项重要原则和方针。这是继2003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意见》以后,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发表的最重要意见。中央文件和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关于办好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话,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办好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纲领性文件。为纪念“5·19”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一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06年5月19日召开座谈会,重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回顾一年来贯彻会议精神的情况,为落实胡锦涛同志关于“进一步办好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指示精神而努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冷溶同志在会上发表了《按照党中央的要求,进一步办好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主题讲话(全文另发)。本刊摘要发表座谈会发言如下:     

努力把作品写得真实深刻感人──谈话剧《有这样一个小院》的剧本创作

四幕话剧《有这样一个小院，是我校中文系学生李龙云同志创作的。它是一出正面反映“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好戏，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北京公演后，在观众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应。石丁同志认为《小院》迎合了当前的某种错误思潮。他要人们对该剧“嗤之以鼻”（见《人民戏剧》第六期），大有把《小院》打成“缺德派”作品之势。《小院》是青年作者的习作，不可能十全十美。恐怕还是不要在文坛幼苗上驰马为好。特别是涉及到当前文学创作的一些原则问题，应解放思想，发扬民主，进行切实的探讨。本期发表张葆成等同志的文章，参加这一问题的讨论。同时发表我校中文系学生演出《小院》的部分剧照。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张国焘的“左”倾机会主义

一九五一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时,出版委员会为每篇文章作了题解和注释。实践证明,这对于帮助读者了解文章的历史背景及其内容,是人有裨益的。大部分题解和注释是写得好的,但也有个别的写得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毛泽东选集》的首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题解,就是其中之一例。题解写道,“毛泽东同志此文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最先发表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主办的《革命》半月刊第四期上。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出版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第二期转载了此文。后经过修改,又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五集第一一六、一一七期上。现在要探讨的问题是:毛泽东发表这篇文章的前后,即一九二五年末到一九二六年春,党内是否存在着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当时的张国焘,其主要错误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还是右倾机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