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风险及其防范

全球化浪潮的迅速蔓延使当前社会陷入不可预知的环境风险。如果说,传统风险是"外部风险",那么,现代环境风险则是"人造风险"引发的现代性后果、不确定性后果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全球化后果,这与GDP主义的经济发展思路、科技理性的膨胀和社会体制的弊端无不相关。通过推动企业经济内生型增长模式转变、推进政府绩效考核制度变革、构建"政产学研"联动的环保科技创新体系并搭建社会公众的环保参与平台,从而推动责任伦理体系的建设,对于积极防范并化解环境风险,以及推进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与"十二五"环保规划的落实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当前中国社会风险与危机事件多发的根源

我国因各种原因引发的社会矛盾和风险明显增多,各种社会危机事件频频发生。只有从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改革滞后、社会价值冲突、生存环境恶化等方面深入认识和分析其根源,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风险管理和危机治理,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社会风险,推进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社会长治久安和人民安居乐业。     

风险防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新的重大任务

社会治理致力于构建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现代社会,本质在于对社会风险的防范与化解。我国业已形成的社会治理体系为创造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提供了制度保障,但一些领域一些地方被动应对矛盾的问题较为普遍,主动防范风险略显不足,未来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从矛盾应对向风险防范转变。更大力度注重风险防范,是主动适应社会风险发展趋势、弘扬重民生重教化等优良治理传统、破解我国社会治理现实困境的内在要求,有利于兼顾社会治理多重目标、提升社会治理整体绩效。强化社会治理的风险预防导向,要以社区治理、矛盾预防为重点,着力让治理理念更加普及,让政府兜牢治理底线,让人民成为治理主角,让治理的服务基础更加坚实,让财政的引导作用更好发挥,让教化传统得到更好传承,让数字赋能的效能充分释放。     

风险社会风险的成因与治理

现代风险社会风险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人为因素作用的结果。人类的过度实践及非理性的发展方式,市场经济、现代化和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政治异化和低能,社会治理失效及全球化等是最重要的风险源。要有效治理风险,增强人类生存的安全性,必须改变传统的实践观和发展方式,再造政治和提升政治能力,保证科技、经济、社会的有限发展与合理发展,优化社会治理,加强制度建设,建立风险治理责任机制和风险的复合治理结构。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随着公共事务愈益复杂多变,社会治理创新已成为改革的关键内容。对社会治理创新的解析不应囿于传统体制改革的中观层面或是机制应用的微观层面,而应将其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宏观层面来考察。当下的转型危机使国家治理面临诸多挑战,也成为社会治理发展的契机。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在法制保障、民主参与、政府职能转变、制度建构等维度上寻求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能够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不竭的动力。     

风险社会根源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

从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化时代日益增多的公共危机事件使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再度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文章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纵向的三重意义的审视,即从"风险社会"概念分析出发,分别探讨了存在学意义的风险社会、发生学意义的风险社会和发展学意义的风险社会.最后得出,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也是和谐社会取代风险社会的过程.     

民意表达与社会风险防范

现代社会的风险特征和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的高风险性,迫切需要加强对社会风险的防范.加快社会改革的步伐,疏通民意表达和利益诉求的管道,建立调适民众心理、缓解社会情绪、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的长效机制,让社会情绪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及时有序地得到舒解和宣泄,应是当务之急.     

风险社会与公共危机

风险社会是近些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比较流行的一种理论。因其对现代性的深刻批判,风险社会正逐渐超越经济语义成为公共话语。但由于风险社会理论本身缺乏实践性,更多的讨论将围绕公共危机展开。作为风险社会的实践性后果,公共危机将会更加频繁地发生,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同时基于风险社会的全球性,全球治理将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根本之道。     

民意表达与社会风险防范

现代社会的风险特征和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的高风险性,迫切需要加强对社会风险的防范。加快社会改革的步伐,疏通民意表达和利益诉求的管道,建立调适民众心理、缓解社会情绪、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的长效机制,让社会情绪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及时有序地得到舒解和宣泄,应是当务之急。     

中国环境风险的社会根源

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中国的环境风险问题逐渐突显出来。文章分析了中国现实中所面临的环境风险,并从GDP主义的发展趋向、理性的意外后果、消费主义思潮的盛行及社会体制和公共机构的功能性缺失等方面探讨了中国环境风险的社会根源。文章指出,对于中国当代存在的环境风险,我们需要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建立环境风险的预警机制和强化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培育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壮大等方面加以应对。     

科技伦理与社会风险治理

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无限滥用,是导致社会风险产生的价值根源.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使人类正面临着各种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积极应对这些社会风险,将其控制在个人和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避免其转化为社会危害,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介入伦理价值的维度,确立和倡导科技伦理的价值规范,是有效规避和治理社会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     

风险社会与自反现代化：现代社会的新特征——贝克风险社会理论阐释

现代性在现代社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在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潮流中,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采取了既不同于传统现代批判又不同于后现代主义者彻底颠覆的“第三条道路”,通过其所提出的自反现代性概念和风险社会理论,在解构现代性的基础上,力图进行再建构以弥合现代性批评界的鸿沟。     

风险社会与全球治理

经济和技术的不断发展所带来的副作用使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一个“风险社会”,而当今全球化的力量正在不断地形塑出一个全球性的“风险社会”。这对于工业化和现代化以来的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基础上的风险管理制度提出了挑战,而“全球治理”由于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权力运行向度的多元性和治理范围的广泛性,为人们提供了一条管理全球化时代的风险的有效路径。     

社会风险的低碳治理

在社会系统中,我们可以用低碳的理念来对社会风险的治理进行研究,一是用社会风险库兹涅茨曲线来阐述社会风险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其产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二是用社会风险生态足迹来分析,要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将社会对风险的损害控制在社会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阈值之内,对社会风险的治理要达到的目标是保证社会持续健康有序的发展。     

理性认识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

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充满了各种社会风险,这些社会风险对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直接影响到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对此,要理性认识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既要看到社会风险客观存在这一现实,不否认社会风险的存在和无视社会风险对民主化的影响;同时,也不能任意夸大社会风险的消极作用,不能因为存在社会风险就反对或阻止民主化进程的推进。     

风险社会治理与科技伦理应对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既为人类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又给人类带来了难以预知的危机风险。人类正步入一个“风险社会”的时代。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无限滥用,是导致风险社会产生的价值根源。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使人类自身正面临着种种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积极应对科技发展的危机风险,将其控制在个人和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避免使其转化为真正的社会危害,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介入伦理价值的维度,确立和倡导科技伦理的价值规范,是有效规避和治理社会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     

社会风险的结构及治理途径

弄清社会风险的结构及其特征,是探索社会风险有效治理途径的前提和基础。在一般意义上,风险是由风险源、主体和损失性后果三个要素构成,风险的产生是基于这三个要素之间建立的某种因果联系。社会风险是指社会损失的不确定性,它包括所有自然的、人为的风险源。我们可以从风险的三个构成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上寻找社会风险治理的有效路径和策略。     

论风险社会人造风险的政策防范

人造风险当下已成为风险社会最主要的风险,目前它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甚至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掩盖着.一方面,人造风险具有"脱域"、不可计算、不可预测等特点,使人造风险本身表现得越来越难以防范;另一方面,防范风险的公共政策越来越容易失灵.政策防范的认识上还存在着一些误区,如经济发展了、科技进步了、制度完善了,就能减少人造风险.这些错误认识,严重影响了防范风险的政策制订.风险防范政策的再造应以协作的集体行动为基础、以协商的社会参与为突破口、以人本的科技发展为方向.     

论邓小平防范与治理社会风险的思想

邓小平防范与治理社会风险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官员腐败、官僚主义、社会治安、社会风气等几个方面的论述上。研究邓小平对各领域风险的认识、成因分析、以及防范与治理的路径与方法,不但是对邓小平理论宝藏的有益探索,而且能在实践上为当下中国风险社会的治理提供必要的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