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莫卧儿帝国境内的柴明达尔

一 关于印度莫卧儿王朝的柴明达尔,在近年来国内出版的世界史中,都是这样说明的:在帝国势力不易达到的边远地区的王公或部落首领,保留土地的世袭所有权,成为帝国的附庸,向皇帝纳贡。这种世袭领地的占有者称为柴明达尔。柴明达尔不仅在所辖地区征收租税,而且还强迫农民服劳役。在阿克巴统治时期,柴明达尔土地占有制还不占统治地位,到十七世纪以后,才广泛流行。有的书中具体指出当时最大的柴明达尔领地是在孟加拉、比     

论地权的基本内涵与地权模式的时空差异北大核心CSSCI

土地是一个国家最核心的资源,土地制度也是一个国家最核心的制度。对以耕种土地为主要生产活动的乡村地区来说,土地制度对其它相关制度有很强的决定作用。本文扬弃了将地权理解成狭义的产权,转从汉语的本义来理解地权之"权",认为地权包括了治权、身份权和产权三重属性。中国历史上的地权模式存在三种"权"依次凸显的历史演进,当前正在发生的是地权的产权化过程。进而从治权、身份权和产权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当代中国地权的内在结构,并以此为框架分析中国地权模式的区域差异。其中也不可避免地探讨了地权模式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关系,认为不同的地权模式对于乡村治理形态会有相应的影响。     

近代天柱凸洞侗族地区的土地买卖和地权分配——清水江文书（天柱卷）研究之一

一般研究强调,明清以来地权分配呈集中趋势发展,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地主占有制度,侗族地区也不例外。清水江土地契约文书（天柱卷）为我们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发展的第一手素材。从天柱文书看凸洞侗族地区地权分配,自乾隆四十六年到1950年169年问。发生了2097次地权转移,其中田地买卖1158次,816农户出卖田地,537农户购进田地,反映出地权转移相对自由、活跃;因其田地转移大都在中小农户中间进行,未形成少数人占有较大田地局面,呈现凸洞有土地兼并势头而无大土地集中现象。故不存在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一个由自耕农为主构成的侗乡社会,即类似一些经济史家所谓“农民所有制”。     

农民土地上访类型及其发生机制探析——基于豫东某县的调查

一般观点认为,农民土地上访是"地权"不明晰造成的,解决的办法就是赋予农民"地权"。本文在对东县四年农民土地上访详细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农民土地上访的六种类型以及三种性质的"地权"纠纷。东县的事实表明,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确权"性质土地政策法规逐步赋予农民"地权",削减村组集体在土地上的权力,不仅没有减少农民"地权"纠纷,反而激化了土地矛盾,导致大量的农民土地上访。本研究表明,一般的观点可能忽视了中国农村现实,若其形成政策影响时,可能会在政策设计上烙上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那么,沿着这个思路进行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会造成更多的农民上访,破坏农村稳定和谐的基础。     

论香港地权法律制度的基本特点

作为地权制度核心的土地所有权制度,香港既没有承袭中国封建地主私有制,也没有效仿英国,而是根据自身的特殊性,建立了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相分离、土地只租不卖的基本制度。这个制度决定了港府在土地处置中拥有双重身份和权力,从而使土地发展利用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得以比较完善的结合,为土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全面实现提供了法律保障。香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受惠于香港的地权法律制度。因此,分析研究香港地权法律制度,认识其基本特点,对“一国两制”的实现和借鉴香港经验,改革与完善我国地权法制都有相当价值。     

原始地权分裂中的国家政权集结

土地是古代社会最为重要的政治性自然资源,以土地为中介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是分析古代社会政治生态的重要线索。原始地权在“任土作贡”的过程中分裂为法权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和土地占有使用权,这是国家化的公共权力、政治权力集聚成型并最终使社会形态发生质变的过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环节。在土地关系变迁、赋税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夏商西周社会的国家政权被模式化、系统化,并逐渐成熟。     

中国近代化转型中的农村地权关系及其演化机制——基于要素-技术-制度框架的分析

传统中国的农村地权关系在近代化转型的社会背景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国家放弃了对土地所有权的控制,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进一步深化,土地交易市场化趋势加快;应用托马斯和诺斯以及速水和拉坦的分析框架,从人口、技术与制度变迁的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农村地权关系在近代中国转型的动力机制,会发现人口压力是近代农村地权关系演变的主要动力;而农业技术层面进步缓慢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受阻是影响农村土地制度效率的发挥以及进一步变革的内生因素.     

土地征用制度的经济学分析及改革思路

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运用生产者与消费者剩余,分析了土地征用制度的市场效率;指出现行制度供给不足是导致征地权滥用与征地行为不规范的根源;并指出制度的“路径依赖”性导致制度变迁的阻力较大。鉴于此,提出了改革的两种思路———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和规范土地流转市场。当前应完善土地征用制度,随着经济发展与制度环境的改善,再过渡到全面改革土地征用制度上。     

就地权逻辑答周其仁教授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合理性,有2种不同态度,笔者著作《地权的逻辑》在基本肯定当前中国农地制度和征地制度合理性的前提下,对当前学界和政策部门激进的土地制度改革思路进行了批评。针对《地权的逻辑》对现行土地制度的基本肯定立场,作为激进土地制度改革思路代表人物的周其仁教授提出了反批评。本文是对周其仁教授反批评的回应。回应主要集中在农民土地权利悖论、农村征地制度合理性、建设用地价值来源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等方面。     

两种财产权利的冲突:油气资源矿权与土地产权

油气资源赋存于地下或土地之中，而在我国油气矿权与地权又是分离的，国家拥有油气矿权，国家与集体共同拥有地权，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元矿权与二元地权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集中表现在矿业权与矿业用地使用权取得方式上，而其产生的根源则不仅仅是我国关于矿权与地权关系的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更主要的是因为我国复杂的土地权利层次和权利结构以及法律上对集体土地权利的忽视。因此，我们认为有效解决油气资源开发中矿权与地权冲突、缓解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关键是创新油气资源矿权制度，变革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完善矿业用地制度。     

从清水江文书看近代贵州民族地区土地制度——清水江文书（天柱卷）简介

水江土地契约文书（天柱卷）是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发展的第一手素材．．从天枉文书看凸洞侗族地区土地产权转移,自乾隆四十六年到1950年168年间,发生了2098次地权转移,有465人购进土地,反映出地权转移相对自由、活跃;其参与地权转移人多、规模小、土地量不大的特征,抑制了激烈的土地兼并,保持起一个庞大的自耕农小土地所有者群体,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经济在这里根深蒂固。,土地契约透露出许多民族地区经济关系信息,如乡村的阶级结构,田赋、地价等的演变;地权转移大都在周首（首士）或寨老等宗族权力规范下进行,经济关系与民族地方传统政治结合,是一个依靠民族传统维系的小农社会。     

农民流动与地权变动:救灾中的国家治理——两个经典命题的阐释

在荒政研究中,"灾荒是农民离村的重要推力"及"灾荒是土地兼并的杠杆"等经典命题与相关争论反映出传统农业社会自然灾害、农民离村和地权变动之间的内在关联。传统治理主要指向流民安置与地权调整,但其措施多是应景性的临时控制,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当前,自然灾害频发与人地矛盾突出等问题相互纠葛,促使国家重新审视灾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及其在现代社会的表现形态,有序引导农民流动,强化土地政策供给,构建协同共治的治理模式。     

城镇化背景下的农地“三权分置”变革研究——基于珠三角S镇的农业调查

土地制度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珠三角等地区的农业现代化经验表明,强化公有的土地制度安排可以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调整地权配置,提高了农地的利用效率,奠定了农业发展的制度基础。改革初期,村集体建立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形成了"服务集中型规模经营"。在城镇化的背景下,村集体反租倒包,整合了细碎化地权,通过市场机制配置经营权。但是,现阶段的农地制度变革逻辑是从生产性制度向财产性制度转变,集体丧失了土地调整空间,锁定了地权细碎化格局,降低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因此,充分发挥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优势,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立足于土地公有制的改革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     

土地改革阶段的农地产权制度选择及绩效

旧中国的农地产权制度初始状态注定了土地改革必然是由国家发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这是基于国家的意识形态、竞争性地权向替代性地权的转变、没有制度外创新可能性的选择。按人口均分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为土地集体化改革的顺利发展确立了良好的起点和前提,具有较好的制度绩效。     

三权分置问题的理论困境与历史解读 ——以传统永佃制的比较研究为视角

三权分置是在当代两权分离的地权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提出的重大制度改革和创新。“三权分置”意味着土地集体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等多项权利并存于土地之上,其权利结构与严密的物权体系无法相容,存在诸多理论争议。理论冲突的根源,在于土地的多重价值与所有权制度的不相容性。基于传统社会的永佃制与三权分置在权利结构、制度功能等方面的一致性,永佃制在地权分配、制度设置等方面对当代三权分置具有历史借鉴意义。从历史传承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宜修正和完善一物一权主义,使之适应社会现实的发展,将三权分置中的土地经营权设定为物权,并沿用实践中的固有词汇解决新旧法的衔接问题。     

明清时期土地关系演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以明清时期地主制经济下的土地关系研究为主线,通过采用具体史籍资料、数据和一定的经济计量工具等研究方法,对这一时期土地关系与农民社会地位、商品经济、农业生产、社会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之间关系进行了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考察。分析认为：明清时期土地制度改革是该时期土地关系逐渐松解、在大多数时间内地权分配较平均的主要因素。     

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我国当前土地征用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农民利益,制约和阻碍了农村社会发展。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征用程序不规范,限制农民参与权;征用补偿弊端种种,侵害了农民的利益;“公共利益”界定不明,地方政府滥用征地权;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补偿收益主体不明;土地征用缺乏科学规划,土地浪费严重等。针对这些问题分别提出了相应对策,以期有利于促进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的土地制度变动

从土地关系的角度来看,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中地权的内涵和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动。从西欧来看,在古代土地的政治权和经济权实际上是统一的,土地权力同时也是土地权利;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领土主权成为国际秩序的基础,土地权力成为公法的客体,土地权利成为国家法律保护下的完整产权。当这一外生的逻辑框架套用到中国的时候,领土主权得以确立,但土地权力并没有完全撤出地权体系当中,而是直接地干预了土地权利的设立和分配,这成为理解近现代中国土地政治问题的一个基本线索。     

土地问题的事实与认识

因为对国内土地问题研究的不满,我在2009年写作《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②,引起一定反响。我认为,国内学界、媒体甚至政策部门对土地问题存在若干模糊甚至错误认识,且对土地问题的一些基本事实缺少把握。两年多时间过去了,国内学界和政策部门对土地问     

产权的地方性形态及其表达逻辑——基于对W村土地纠纷的考察

文章以湖北W村确权确地之后发生的土地纠纷为考察对象,发现祖业观、村落成员权和生存伦理权作为地权纠纷中的表达诉求,共同影响了土地产权的属性.细解这些地权纠纷中的表达逻辑,可以发现农民的地权观念深深扎根于传统乡土社会中,同时社会主义制度遗产作为一种路径依赖,在新的地权纠纷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无疑,这些地方性的表达逻辑揭示,产权不仅是“一束权利”,更是一种深深嵌入社会机理的地方性知识.这也提醒我们,唯有在地化地理解地权的分布样态,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的产权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