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行政道德法律化建设的若干问题

行政道德法律化建设 ,具有道德和法律建设的学理依据 ,体现了社会主义行政道德建设的要求。行政道德法律化建设必须以行政伦理道德的基本层次为基础。当前重点应加强对社会危害性很大且治理难度也很大的腐败现象以及“准腐败”现象的行政道德法律约束。加强行政道德法律化建设 ,有效利用道德和法律两种资源 ,对于规范行政官员的行为 ,提高政府权威和形象 ,进而促进整个社会法律的完善和道德的进步 ,具有重要意义     

论道德法律化的合理性及限度——以“常回家看看”入法为视角

道德和法律在调整范围和价值追求等方面有一定的重叠。在我国现阶段道德滑坡、约束能力不断弱化的背景下,提高公民道德水平,重塑社会道德体系便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道德法律化作为其中一个有效途径,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常回家看看"入法便是道德法律化的一个例证。然而无论道德或是法律的调整作用都不是万能的,道德法律化也有其局限性,"常回家看看"入法也存在一定的操作困境;需要在此基础上,界定道德法律化的合理限度,并对提高"常回家看看"法律的可操作性和执行性提出合理化的规制措施。     

浅论道德法律化的适用及其限度

道德法律化是指在道德建设中将一定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转化或规定为法律制度。现借助古今中外道德法律化的理论与实践，来分析道德法律化的局限性。     

关于见危不救的刑法学思考

本文通过对见危不救涵义和表现形式的分析,以及对我国古代社会和国外关于见危不救入刑的考证,新阐述了见危不救的涵义和表现形式.在我国把见危不救纳入刑法的调整范畴,是切实可行的,也是必需的.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方面而言,道德需要不断的法律化,而且道德的法律化是因时而变的;从道德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道德适度入刑有利于不断提高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同时,道德文明和法治文明也要求适度的法律化;另外,从"见危不救"的社会危害性方面来看,它也需要刑法予以调整.     

试论道德法律化及其限度

道德法律化的学理基础是道德和法律的内在共性及道德功能的局限性,无论是在我国当代立法还是在西方国家立法中都有重要的表现形式。法律不是万能的,道德仍然有自己独立的功能和价值,社会生活中有些问题只能依赖道德的调节,这些因素使道德法律化存在一定的限度。     

法治环境中的道德研究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在加强法制建设,实施法治的同时,还应注重对法治环境中道德问题的研究。在社会的治理过程中,法律与道德的作用同等重要。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是实现法治价值目标的两个关键环节。     

论道德法律化的意义及局限性

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将道德上升为法律或曰道德法律化,可以说是我们党重视法律对道德保障作用的认识符合逻辑发展的结果。推行道德法律化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道德法律化的实施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略论道德法律化及其局限性

道德的法律化,是沟通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中间桥梁,它使得社会规范系统中道德与法律的结构趋于合理。从事实层面上看,道德法律化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基础与需要。同时,古今中外的无数次道德法律化的实践也证明了道德法律化的可行性和重要性。然而,道德法律化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过度的道德法律化或是盲目的道德法律化及以德代法的做法无疑会给法制体系的完备及法治社会的实现带来损害,因此有必要对道德法律化进行适当的限制。     

思辨视角下行政道德法律化的限度解析

行政道德法律化的限度问题,需要以思辨视角,从德与法的辩证关系入手,考察其下限与上限两个维度。行政道德法律化的下限存于抑恶扬善、提高强制性,凸显从行政道德转为行政法律的必要性;行政道德法律化的上限存于德与法的辩证联系中,须考察法律之缺陷、道德之特性,强调社会的多样性。德法共治才是合理的治国方略。     

早期文明语境中的道德与法律：基于政治文化的比较视角

中西早期文明语境中,道德与法律虽在产生上有先后之分,在本质上有自律他律之别,但从秩序提供和规范确立的角度,两者基本上是和谐统一、混而不分,同时相互渗透,共同作用。德法相容是早期文明的共性,突出表现为道德的法律化。中西道德与法律关系也有较大的差异性,价值文化、个性行为、经济形式、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导致差异产生的重要因素。早期文明语境中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探讨仍能为审视当代两者关系提供有益借鉴。     

期权理论在投资决策中的应用研究

传统的投资决策方法-净现值法,建立在投资是可逆的和不可推迟的条件上,它忽视了投资时间选择的价值,因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用期权理论进行投资决策分析,给以NPV为基本方法的决策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期权理论提供了分析及测定不可逆投资项目中不确定性的方法,运用该方法进行投资决策,可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企业营销中的道德失范及其综合治理

在市场营销过程中,为最大限度地获得自身利益,许多企业突破道德底线,极大地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也损害了企业本身的长远利益。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主张义利共生、见利思义,当自身利益与伦理道德相矛盾时,首先考虑伦理道德。只有通过企业的营销道德建设、企业文化建设、社会法制建设,将道德原则贯穿于企业营销的全过程,承担社会责任,才能实现社会整体和谐。     

强化道德建设的对策思考

加强道德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总体部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应采取创建不良道德记录网络共享系统、将道德纳入法制建设、加强法制和伦理道德教育等有效措施,大力加强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建设。切实提升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水平。     

论道德法律化的限度

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充分实施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推动道德的发展 ,这使得道德的法律化成为可能。但道德的法律化是有限度的 :从范围上看 ,有些社会关系主要靠道德来调整 ,法律只起辅助作用 ,甚至不能适用法律 ;从功能上看 ,法律直接规范人的行为 ,但对人的思想并不具有直接的约束力 ;从道德发展的角度看 ,法律不能超越历史阶段保障高层次的道德要求 ,而且对法律的过度依赖还会导致道德的弱化。因此 ,我们在树立法律最高权威的同时 ,还应充分重视道德等其他调控手段的作用 ,避免法律对道德领域的过度介入。     

以制度建设推进道德建设的思考

道德建设既要由道德教育来引导,更要由制度建设来推进。从目前我国社会道德建设的实际来看,制度建设更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只有把道德所要求的进行规范化、体系化,才能保证其长期有效。从道德建设的要求来看,应在保护民众的切实利益、遏制权力寻租现象、加强文化建设和法治环境培育等几个方面进行充分和完善的制度化设计并实施,使道德建设具有良好的制度保障,才能推动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     

城市社会公德缺失问题及对策

在城市伦理视阈下,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列举了社会公德缺失现状;从封建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社会公德自身特点及建设难点3个方面,分析了社会公德缺失产生的原因;从培育公德意识、加强法制化建设和培养公德精神3个方面提出了解决城市社会公德缺失问题的对策。     

论个体道德力助推社会法治建设的功用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内容。法治，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道德需要，是主体普遍道德需要的制度安排和规范表达。个体道德力，则是社会法治建设的“助推器”。个体道德力助力法治文化弘扬、推动法治人才培养、促进法治体系建构、保障法治实践深化。但是，个体道德力与社会法治并非总能有效共行、相与为一。从以下几方面构建对策、清除掣肘，全面强化个体道德力对于社会法治之功用，是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夯实法律的伦理内涵与价值基础，提升立法的反思和回应能力；构建司法执法与民意的有效沟通机制，考究司法执法实践中"道德话语"的特殊意蕴；加大全民普法力度，提高公民的守法理性，强化公民的守法自律意识，为公民的守法道德确立具体向度；兼顾知识普及、法学研究与价值体认，注重法治人才的职业道德和个人美德培育；德法双修，法德共进，敦促道德教育与普法教育桴鼓相应，并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试析当前我国法官职业伦理构建

法官职业伦理是当前我国法官队伍建设的核心内容,关系到司法公正的实现和法治建设的进步。严格法官准入制度和遴选制度,从源头上保证法官的高素质。改革法官职业伦理的监督和惩戒制度,是法官职业伦理自律性要求。实现法官职业伦理的内化,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最终追求。     

对社会主义社会公德建设的思考

社会主义社会公德是社会主义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是社会主义社会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 ,是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 ,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最重要的着力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公德必须建立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主导价值观体系 ,减少反社会主义社会公德行为的发生 ,敢于并善于教育和引导健康的社会公德。     

关于领导干部道德建设的几点思考——兼评《领导者道德建设论》

当前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以德治国、法德并举治国方略的实施和社会道德建设出现滑坡的不良局面 ,迫切要求加强领导干部道德建设。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道德和高层次的社会道德规范 ,领导干部道德建设应该坚持把一般性要求与特殊性要求结合起来、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把继承优良传统与坚持与时俱进结合起来 ,在理论与实践、法治与德治、道德自律与法的他律之间找到自己的最佳契合点。《领导者道德建设论》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