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族人口生育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依据人口普查数据，对土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孩次别生育率、低年龄生育率及人口再生产率进行了考察。认为土族人口的生育水平尽管有较快下降，但仍然存在较为普遍的多育和早育现象。为此，应当从发展民族经济、提高教育程度、改善健康状况及拓宽就业渠道等方面入手，促使土族人口的生育模式趋于优异化。     

农户家庭生育水平变动趋势及原因解析——基于甘肃省1683个家庭的社会调查

本文基于2017年甘肃省农户调研数据,剖析了人口生育水平变动趋势,运用泊松回归探究生育率不断下降的原因.结果显示,实际总和生育率为1.65,1997—2017年间,生育率持续下降,育龄妇女规模不断缩小,生育年龄后延,种种迹象表明,生育率存在继续下行的可能,少生优育成为生育的主流趋势;收入水平显著负向作用于生育率;妇女自身的素质水平、家庭负担均对生育率存在显著影响.在农村人口结构转变和社会经济转型叠加的大背景下,本文为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7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使用Ordered Logit回归方法研究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同时将生育意愿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探究生育政策对育龄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生育政策会影响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一类、二类生育政策较严格地区的育龄妇女倾向生育1个孩子,三类、四类生育政策较宽松地区的育龄妇女倾向生育2个孩子,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和KHB方法验证了生育意愿的中介效应,发现生育意愿对生育行为也有显著影响且影响程度高于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这解释了生育政策放宽后,我国的生育率短暂上升后又下降的现象。总体而言,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受家庭、社会和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应创造"生育友好"的家庭、社会环境并完善生育福利政策,提升妇女的生育意愿。     

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认知偏误与政策偏差

“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是党中央在前期生育政策调整效果不彰的背景下所提出来的战略决策。然而,从国际经验以及国内研判来看,鼓励生育政策对于未来中国生育率回升的预期效果可能十分有限,这与其中两类政策偏差密切相关。一是群体瞄准偏差,即对低生育率的认知偏误会使生育配套支持措施过度锚定在“不敢生”群体,却忽略“不想生”“不能生”与“不让生”群体,致使刺激生育率的效果不佳;二是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生育责任的定位偏差,即形成一种认知偏误,认为低生育率主要是国家责任未尽全或未尽好所致,个人与家庭因此有“充分理由”豁免生育责任,结果是政府在承担越来越多生育成本的同时,不仅加重财政和纳税人负担,而且刺激生育率回升的政策目标远未能实现。针对这两种政策偏差,未来我国在鼓励生育政策中首先应明确国家、社会、市场、家庭与个人在生育、养育与教育上的责任定位;其次要营造有利于生育率回升的文化观念,采取适度配套支持措施,启用温和间接惩罚措施;再次应尽快明确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战略目标。     

“三孩”政策下云南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现行“三孩”政策的推动下，云南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有所波动。通过对云南昆明、昭通、临沧和西双版纳4个州市1288名农村育龄妇女的抽样调查，采用交叉表和多元回归模型对该群体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描述统计，并对其中160名典型个案进行深入访谈。研究发现：约一成农村育龄妇女由原来的“从未考虑生育三孩”转为“考虑生育三孩”;不到一成农村育龄妇女明确表示“肯定会生育三孩”;超过七成农村育龄妇女明确表示“不会考虑生育三孩”。对农村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影响程度较明显的是主观因素，如幸福理念、习俗认同等；影响程度较不明显的是客观因素，如政策引导、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及外流经历等；受制于主观因素“不想生”的人数多于客观因素“不敢生”的人数；“不想生”想法主要源于该群体对个人自由空间、生活品质的追求，“反馈式”养老模式不再占有心理优势，对后代感恩赡养的期待值处中等水平。基于上述实证研究，从国家、社会和家庭层面提出如何推进地方“三孩”政策的宣传与落地、营造生育友好型的社会环境与人文环境以及满足育龄妇女对幸福生活追求的意愿等相应措施。     

女性教育结构与终身生育率——基于率分解法的结构效应分析

国内关于教育与生育水平的研究多以微观个体为分析单位,宏观结构层面的分析较少。以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1941年至1964年的女性出生队列为研究对象,采用标准化和率分解的方法,讨论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宏观结构变化在我国终身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效应。结果显示,教育结构在终身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效应逐渐增强并存在显著的户籍差异。当各教育程度对应的生育水平降至较低水平且趋于稳定后,结构效应便会凸显;结构内部的异质性越大,结构效应越明显,由此表明宏观结构变化同样是我国生育水平下降的重要因素。这些发现对于全面理解女性个体发展及生育率下降过程和原因有着重要意义。     

房价与流动人口再生育意愿：一个社会融入的视角

人口增长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持续下降的生育率已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之一。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庞大，曾被称为“超生游击队”，但近年来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下降明显，探寻他们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紧要而迫切。使用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调查数据，从社会融入的视角实证分析了房价、城市购房与流动人口二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房价上涨通过提升流动人口收入和降低失业风险渠道对流动人口生育第二胎的总体意愿产生了积极影响，呈现一种“财富效应”；城市购房对流动人口再生育意愿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城市购房会削弱房价对再生育意愿的正向作用；进一步地，社会融入程度可以调节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对房价上涨的敏感性，这意味着高度城市融入的人口的生育意愿更容易受到房价的影响。从结论出发，提出实施“生育友好型”住房政策建议，保持房价和经济平稳的同时不断减轻城市新移民住房负担，从而提高流动人口乃至常住居民的生育意愿，这也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实现“共享发展”的应有之义。     

生育文化、生育制度与生育率——兼论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可能效果

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促使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成为政府和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其中以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为代表的鼓励型生育制度和以“多子多福”为核心的传统生育文化被寄予厚望,希望借此帮助中国摆脱“低生育率陷阱”。然而,研究发现：中华文化圈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远低于其他国家与地区,而海外华人则是所在国生育率最低的族群之一,传统生育文化在现代社会已然发生了嬗变,对促使低生育率回升的作用已十分有限,取而代之的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甚至不婚不育”的现代生育文化,并形塑起一种内生性的低生育率机制。与此同时,欧洲和东亚国家通过构建鼓励型生育制度后依然深陷低生育率陷阱,无法有效刺激低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中国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预期效果同样不容乐观,而生育文化、生育制度和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互构关系,亟需从结构性和内生性的“文化—制度”视角去重新审视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形成机制。     

低生育率背景下对人口转变的再认识——基于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无论是传统人口转变理论，还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及相关理论，虽能大致描述和解释过往历史特定时期或某些阶段的人口现象，但在理论解释力与发展进程之间的包容性上存在明显局限。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核心，并且它的转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是多元而复杂的，这些因素在不同的自然状况和社会发展方式下尤其是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及相关社会制度变迁下不断发生更替和转换，共同推动着生育率转变。纵观世界人口经济发展历史，生育率转变经历了五个阶段：低自然生育力、无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上升、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高生育率阶段，较高自然生育力、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高自然生育力、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低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下降、极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低或极低生育率阶段。实际生育率是自然生育力和意愿生育率在有效生育控制力的调节作用下选择与平衡的结果，同时还受到人口容量约束下的节育行为影响。中国目前已经处于极低生育率阶段，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关键在于保护民族生育力，提高个体生育意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5年数据分析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深入探讨影响和制约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内在动因与外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受到以下六个因素的影响:居住地、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工作状况、健康状况、重男轻女思想认同。相比农村育龄妇女,城市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较弱;相比受教育程度为大学及以上的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更强;相比没有配偶的育龄妇女,有配偶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更强;相比没有从事非农工作的育龄妇女,从事非农工作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较弱;相比身体不健康的育龄妇女,身体健康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更强;相比重男轻女思想较轻和没有的育龄妇女,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更强。     

低生育率背景下生育转变与经济发展：滞后还是超前？

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生育转变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利用181个国家1987年以来的数据，研究了不同国家生育与经济关系变迁过程及模式。研究发现，大多数国家生育水平的下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生育水平下降和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同步发生只存在于少数国家的某些发展阶段；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缓慢，但生育水平却在持续下降，甚至低于部分发达国家，出现了生育转变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中国生育转变超前于经济发展，生育率在经济腾飞的早期就已经下降到较低水平，而且在生育下降到较低水平二十多年后才成为中高收入国家。一方面，未来中国需要警惕生育水平继续下跌或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另一方面虽然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是生育水平依然有继续下跌的风险。     

中国生育悖论背后的深层逻辑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少数几个进入很低生育率状态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这种超前于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状态成为一个悖论。破解中国低生育率之谜,需要从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入手。研究认为,中国生育悖论的背后有经济、文化和制度3个层面的逻辑,在各自的作用机制及其合力作用下共同构造了一个充满张力的社会场域,通过个人生命历程的高度制度化,对个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产生直接和强烈的影响,并形成低生育行为模式的路径依赖,或者说陷入一种结构性低生育率陷阱。这3条逻辑都有其历史根源,是一种长期性、结构性的社会构造力。因此,低生育率社会场域在短期内难以破局。在低生育率的政策应对上,不仅需要消除性别歧视和“母职惩罚”,促进“工作-生育”平衡等生育友好政策,更需要深化各项民生制度改革,从根本上消除或调整抑制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结构性因素。     

农村育龄妇女生育偏好现状考察——以湖北省为例

利用对湖北鄂州、黄石、仙桃三市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育龄妇女生育性别偏好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村育龄妇女仍存在一定的男孩偏好;育龄妇女的文化程度和“传统文化”为性别偏好两大主要影响因素;育龄妇女文化程度越高越不会具有男孩偏好;受“传统文化”影响越深的育龄妇女越具有强烈的男孩偏好。据此,从弱化生育性别偏好角度探讨了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对策。     

中国家庭生育意愿与子女性别结构的关系研究

中国家庭生育意愿与子女性别结构的关系研究贾威１、５０、６０年代中国妇女生育率虽然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无大的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妇女的生育意愿没有改观。中国妇女的生育率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内有如此大幅度的下降，除了有国家政策影响外，还与人们生育...     

当代城乡青年“两头婚”生育模式的选择与危机——法社会学视角的分析

我国传统生育观念以男女双方订立婚姻并组建家庭作为家族理想。苏中地区、关中地区、滇中地区的“两头婚”等小众生育模式虽然满足了当代青年及其原生家庭的特殊需求,但对新生子女的成长、原生家庭的联结以及青年男女的情感产生了不利影响,国家层面应协同推进完善的配套制度,家庭层面应转变传统宗族理念,个人层面应树立理性婚育观念,以此因应潜藏于新兴生育模式背后生育意愿下降和生育率走低的生育危机。     

城市“双非一孩”育龄女性的就业状态对其二胎生育抉择的影响

运用全国12城市2536名"双非一孩"育龄妇女的调查数据,了解她们的二胎生育抉择,并进一步揭示其就业状态对其二胎生育抉择的影响,在"双非一孩"育龄妇女中,有26.9%的人想再生一个孩子;而模型结果表明,她们的二胎生育抉择已经摆脱了传统的性别偏好的影响,但她们具体的工作状态、工作努力程度、对事业发展的看重程度、工作与家庭的冲突等都对其二胎生育抉择没有显著影响,而育龄妇女的职业发展虽然对其二胎生育抉择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却并非是消极的,最低程度而言,她们对事业发展的追求不会成为她们二胎生育抉择的阻碍。同时,育龄妇女的就业状态对二胎生育抉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工作单位的性质上,即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育龄妇女想再生一个孩子的发生比最大,国有企业、私营企业次之,合资外资企业育龄妇女想再生一个孩子的发生比最低。     

低生育水平下重庆市育龄妇女生育意愿透视

利用调查数据,对重庆市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性别偏好进行构成分析,并从城乡、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生育状况等方面对其生育意愿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重庆市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54个,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偏好,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较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面临挑战.     

维吾尔族人口问题综合研究

维吾尔族人口数量增长日渐加快，死亡水早已降到较低，生育率正在缓降，但仍属高生育模式，年龄结构正处在年轻型向成年型的过渡中，未来人口数量仍将快速增加，抚养比较重，育龄妇女基数加大，老龄化滞后，未来人口控制任重道远。应继续加强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发挥资源、地缘优势，大力发展经济，加速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的进程。     

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来自养老社会化的解释

随着城镇化和人口迁移,社会养老体制逐渐完善和统一,生育与养老的内部关系却被忽略,即如今孩子的生育供给与抚养成本由家庭承担,但人口生产的养老收益及外部性却被社会分享,引致多生孩子的家庭赔本。抚养孩子的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不对称成为生育率不断下降的重要原因,这是如今生育供给"公共品"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本文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了生育率下降的困境成因,并提供了解决该困境的参照视野:其一,使家庭抚养孩子的私人成本社会化,即父母对孩子的生育、抚育和教育投入应逐渐转变为一种由政府提供支持的公共服务;其二,使抚养孩子的社会收益部分内部化,即养老社会化的同时,继续提倡和鼓励传统的家庭个体分散化养老。     

中国农村人口生育水平估计方法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队列视角的分析

已有研究运用全国生育率统计数据,验证了利用初育年龄能够对终身生育率进行较为准确的估计。在此基础上,文章应用2010年江苏、安徽、河南、湖南和四川五省以及2013年吉林省的农村人口整村抽样调查数据,对初育年龄和终身生育数量的显著负向相关关系进行了再次验证,并通过对微观个体生育行为的分析,发现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其他因素对二者同时产生的反向影响,并从队列视角讨论了农村人口生育水平的估计方法。实证结果表明,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初次生育前有过外出非农就业经历的,初育年龄越大,同时终身生育数量越少;其配偶的上述个人特征对于生育时机和数量的影响则表现出与前者相异的作用。虽然独生子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二者之间的负相关性,但是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宽,文章所使用方法的可靠性也将增强。因此,对于经历了明显时代变迁的农村人口而言,利用同样为队列指标的初育年龄估计终身生育水平的方法,更有利于对农村人口的变化趋势进行长期预测,从而为人口预测工作以及相关人口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