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廷锴从“拥蒋反共”到“抗日反蒋”转变探微

著名爱国将领蔡廷锴及其十九路军在海内外均享有很高声誉,在蔡廷锴将军的一生中,曾走过一条从“拥蒋反共”到“抗日反蒋”以至“联共抗日反蒋”的曲折道路,那么,造成其政治态度转变的深刻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正是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政策促成了其政治态度的转变,而松沪抗战则是其从“拥蒋反共”走向“抗日反蒋”的转折点。     

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道统思潮

一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口号下,掀起了一股新道统思潮.其本质,是国民党的党化主义政治宣传.所谓新道统,顾名思义就是重新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社会思想体系.树立三民主义思想道统,是国民党人从20年代就开始采用的政治策略,抗战爆发以后,愈益加紧实行.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在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责备"一般国人对于三民主义不能真诚一致的信仰,对民族危机,亦无深刻之认识",重申:"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次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确定三民主义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大会宣言表示:"中国以立国的基本精神而谕,自有三民主义最高信仰,惟当努力以求其实现,决不曲意诡随,以自丧其所守".大会通过的《统一革命理论肃清政治斗争之意识案》,呼吁"捐     

国民党再造派与《再造旬刊》

1928年,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由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分裂出一个既反蒋反汪又反共的政治派别——再造派。它以《再造旬刊》为喉舌,公开阐明其政治主张:拥护胡汉民为国民党最高领袖;反对蒋介石“以军治党”、“以军治政”,力主提高党权,削弱军权,限制蒋为党领导下的军事领袖;排斥汪精卫“左派”,鼓吹“全民革命”,攻击改组派的“农工小资产阶级同盟”理论;叫嚣“反共救党”;对外主张“拒俄”、“联英”、“反日”。     

奠定淮南抗日根据地基础的一战——半塔烈士纪念碑碑文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发动芦沟桥事变,大举进攻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全国人民拥护。形成了全国一致团结抗日的局面。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中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向日寇投降,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共顽固派在日寇诱降下,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一九三九年底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向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猖狂进攻。     

论抗战时期中共与蒋介石集团的斗争策略

中共与蒋介石集团的斗争贯穿于整个抗战时期 ,体现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蒋介石集团兼有抗日与反共两面性 ,他们既把中共当作抗日同盟者 ,又把中共看成是真正的敌人。他们始终坚持反共 ,不断制造反共磨擦 ,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面对抗日统一战线内异常复杂的斗争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既反右又反“左”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在斗争实践中形成和完善了一整套斗争策略原则。由于中共高超的斗争策略 ,迫使蒋介石集团一直留在了抗日阵营 ,巩固和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治军思想探讨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治军思想探讨季云飞蒋介石，作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中国政府主持抗日战争的首脑，在八年抗战中，尽管在军事决策与指挥上有不少失误，在政治上有限共、反共的一面，但是，他始终没放弃抗日旗帜，坚持民族立场，指挥军队抵御、抗击...     

“九·一八”和“一·二八”时期的上海学生运动

一 “九·一八”时期,学生抗日救国运动首先在上海兴起,这是中共江苏省委长期发动和影响的结果。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出一个既反蒋又反共的政治集团——“改组派”。这个集团的骨干分子陈公博主办了《革命评论》刊物,大肆鼓吹“要民主,反独裁,改组     

《汪、陈联合宣言》新议

1927年,在蒋介石发动举世震惊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陈独秀同从欧洲回国的汪精卫“协商”,于4月5日发表了一个《汪、陈联合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过去,对这个《宣言》似有定论.如,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认为:《宣言》没有“指责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却竭力为蒋介石掩盖,说‘国民党最高党部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这个宣言是对于工人阶级的欺骗,帮助蒋介石解除了工人阶级思想上的武装”;1986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革命史》认为:“陈独秀……不仅对于蒋介石制造的一系列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惨案孰视无睹,甚至,对中外报纸关于蒋介石要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披露,也置之不理.相反,他竟然与从外国回来,正在和蒋介石密谋反共‘清党’的汪精卫于4月5日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     

从合流到抗争——论抗战和解放战争后期的蒋桂关系

抗战后期,桂系集团执行了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参与发动了“皖南事变”。此后,蒋桂由过去的矛盾和战争,逐步走向合流。但历史上很深的积怨使蒋桂这次合流难以长久维持,到解放战争后期,由于权、利之争,他们之间的关系再度转化为对立和抗争。     

关于民国人物研究的若干问题——与李新教授商榷

1985年9月21日,民国史资料协作会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南京大学历史系一位民国史硕士研究生陈红民的毕业论文:《论9.18事变后的胡汉民》。会上发言热烈。主要意见有两种,一种认为胡汉民是旧三民主主义者,以后也没有变化,“9.18”以后,他的政治主张仍作是旧三民主义。另一种意见认为胡汉民“9.18”以后的三项政治主张与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不一样,不能把它看成是旧三民主义。当天下午,李新教授作了总结发言。这个发言后来以《关于民国人物研究的若干问题》     

试析张继从联共到反共的历史演变

张继是国民党的重要人物 ,矛盾与多变构成其政治生涯的主要特色。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他曾积极倡导国共合作 ,成为国共合作的牵线人 ,但很快便竭力反对共产党 ,堕落为国民党右派 ,追随蒋介石顽固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立场。     

“九·一八”事变后新桂系政治态度的变化

新桂系军阀集团是国民党中较大的一支地方实力派,它曾一度统治过广西、安徽、湖北等省,其势力所及近半个中国。这支反共反人民的地方势力,在“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关头,曾逐渐改变了其政治态度,朝着抗日、团结、民主方向迈进。抗战爆发后,新桂系踏上了民族解放的疆场,积极参加抗战,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斗争做出了贡献。     

蒋介石研究:六十年学术史的梳理与前瞻

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中国大陆对他的研究与当时的政治发展、学术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在1978年之前,以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为代表,对蒋介石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与批判。1978年之后,伴随着荣孟源的《蒋家王朝》、宋平的《蒋介石生平》、杨树标的《蒋介石传》、王俯民的《蒋介石传》等著作的出版,对蒋介石的研究开始了从为政治服务向学术研究的转型。1990年之后,以严如平、郑则民合著的《蒋介石传稿》,张宪文、方庆秋主编的《蒋介石全传》为代表,对蒋介石的学术探讨走上了正轨。进入新世纪后,对蒋介石的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均有了长足发展。展望未来,对蒋介石的研究仍是挑战与机遇同在。学者们需要利用目前宽松的学术环境与新史料开放的机遇,刻苦工作,努力找寻到接近真实的蒋介石。     

“抗战无底论”与“不降必胜论”想说什么?——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集团对日政策剖析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既有坚持抗战的一面,又有对日妥协谋和的一面,表现出复杂和时有变化的情况。通过对《敌乎?友乎?》、《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抗战过程应有的基本认识》、《不降必胜的道理》等材料进行分析,可以窥见蒋介石当时对日政策的真相。     

评阎锡山的“守土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国民党内部各政治集团在抗日问题上态度不一,形成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不抵抗”派;以冯王祥为代表的主战派;以李宗仁为代表的“焦土抗战”派等等。以阎锡山为代表的晋系地方实力派则独辟蹊径,提出了“守土抗战”的政治主张,轰动一时。然而,所谓“守土”并非阎氏首创,而有深刻的历史渊源,是与近代中国“守土型”的国防观一脉相承的,是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国情密切相关的。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继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后,又于1933年侵占     

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关于对日宣战问题的论争

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间,中国发生了是否对日宣战的讨论与争论。一开始,蒋介石打算宣战,随后赞同不宜宣战主张,乃发表应战谈话。日军发出最后通牒前后,蒋介石又计划宣战,汪精卫集团强烈反对,抗战阵营一些人士及英美法等国也反对,国民政府乃将应战发展为抗战。此后,中国各界再次讨论,认为不宜宣战,蒋介石也赞同,自卫抗战的基本立场进一步确立。综合来看,讨论是出于宣战到底宜不宜的角度,一些人士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绝交宣战,蒋介石、王宠惠等人也一度主张宣战,何应钦、程潜、徐永昌等人以及另一些人士认为不宜宣战,抗战阵营最终达成共识,"抗战"作为具有深刻含义的词汇载入史册。与汪精卫集团的争论,实际上是一场抗战还是投降的斗争,汪精卫企图夺取行政院长职位,不但反对绝交宣战,甚至主张"和"。1月18日发表的《国民政府声明书》将这场讨论与争论画上了句号。     

张学良与明史研究

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幽禁后,便潜心于明史的研究.这已被国人所共知.但张学良为何要研究明史?有何心得体会?国人却绝少知道.《人文杂志》1988年第3期发表了宋文演题为《张学良与明史研究》的文章,对此略有披露.张学良在1982年接受台湾《联合报》记者时说:我研究明史的动机,是由于中国一直被外国欺凌,想从中找出原因.”为此,早在西安事变之前,他已对明史有所留意.“据东北军一些将领回忆,张学良将军在西安事变前夕就认真研究过明末历史;他认为抗战前夕国内形势。有点象明末.”一直到1947年6月他被     

美帝国主义利用上海港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罪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结束了。这时,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依靠保存起来的力量,一举消灭共产党,消灭人民解放军,夺取人民抗战胜利果实,在全国建立黑暗统治。国民党反动派要打反人民内战的方针是早就定了的。但是,当时蒋介石要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还存在着很多困难。其中困难之一就是运输问题。由于蒋介石在抗战时期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他的军队绝大部分驻扎在西南的贵州、云南、四川和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等地。这些地区交通很不方便,要把这批庞大军队运到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内战前线,如果单靠蒋介石的力量,需要很长时间。显然,这对蒋介石是非常不利的。在国民党军队还没有运到内战     

章太炎晚年《诸子略说》的政论色彩探析

值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章太炎晚年设坛讲学于苏州。他所讲的《诸子略说》在论道、法、墨、名诸家时,有借学术以论政治之处,主要与蒋介石、汪精卫及抗战有关。他痛恨汪精卫的媚日卖国,希望蒋介石独揽大权,实行专制独裁,运用道家和法家的权术将文臣武将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统一力量抗日救国;他贬抑刻意任法的商鞅,希望蒋介石实行墨家的兼爱之道,以凝聚民族力量,一致对外;他贬斥名家的诡辩派,褒扬名家的循名责实派,希望同胞各负其责,担当起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     

史迪威事件新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采取了比较积极地支持中国抗击日本的政策,以取代参战前对日侵华妥协的政策.为了使中国继续有效地抗战,加强中美军事合作和对蒋介石政府的监督控制,美国政府派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于1942年1月来华.约瑟夫·W·史迪威(1883—1946),是美国西点军事学校毕业的职业军人.1920—1923年美陆军部派他为语言官来北平学习华语,1935—1939年任美国驻华武官.他通华语,识华情,不但有深刻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才能,而且是一位忠实于美国利益、处事认真、性格刚毅自信的军官,是(?)军中有名的“中国通”.因此,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和参谋长马歇尔认为他最适合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这一繁重而复杂的任务.美国政府想借史迪威之手控制蒋介石集团,以美援为手段促使蒋介石政府全力以赴地抗战.按照蒋介石的意图,这位参谋长是国内有很高的地位和很大影响、又只是一个在别人的授意下盖橡皮图章的顾问,他只是帮助催促援助而不过问中国的现状.这与史迪威的使命恰恰相反.因此,史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