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式的主情主义写作——创造社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创造社小说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学、文化之间存在着深远的血脉关联。创造社小说家主情主义写作的根直接与先秦诸子中的道家文化、三国两晋时期的文人风度、明清性灵心学等一脉相承 ,在五四文坛上刮起了“狂飙”式的性灵文学的风暴 ;创造社小说继承和发展了传统中国文学中的倡优士子的叙事模式 ,这种发展体现为由纯粹的叙事模式而变为一种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心理情绪”模式 ;创造社小说家们一方面对于传统中国文学的那种谨小慎微、固守虚伪的礼法规范的人格形成了毁灭性的冲击 ,另一方面 ,他们又受到了传统中国文学中感伤、哀婉情绪严重的作家作品的实际影响。创造社的主情主义写作 ,一方面给当时以及其后的文学史留下了现代色彩鲜明、个性意识独特的篇章 ,另一方面又因为其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深刻联系而使得其创作显露出浓厚的古典主义情怀。     

倾斜的象牙之塔——前期创造社、前期新月派文艺思想的悖论

前期创造社与前期新月派既有所侧重地对西方唯美主义思想进行了吸纳,又以开放性的思维和视野,融合了西方其他文艺思想和中国古典文论的某些特质。因而,他们的理论与创作呈示出一种相同的复杂性：既反对文学的功利目的,又重视文学的功利效果;既拒斥现实,又认同现实的真实性。这种文艺思想的复杂性,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五四”文学的审美形态,而且对即将跨入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经验

从1917年《新青年》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始至二十年代中期“革命文学”发生止,是“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五四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翼。五四新文化运动旨在引进西方近现代文化,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以文化改造来促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两面旗帜,它实际上包含了这样一些主题:以科学主义反对道德主义;以进化论反对复古主义;以人道主义反对宗法礼教;以世界主义反对华夏中心主义。五四文学革命也包含了相应的主题:以再现论、认识说取代表现论,主情说;以发展的文学观取代停滞的、复古的文学观;以人的文学取代集体理性的文学观;以平民文学反对贵族文学、士大夫文学;以现实主义反对古典主义;以文学独立反对“文以载道”;以世界文学反对民族文化本位主义等。     

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教训

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思想由古典到现代的转折点。它包括了这样一些内容 :以再现论、认识说取代表现论、主情说 ;以发展的、进步的文学观取代停滞的、复古的文学观 ;以人的文学取代非人的文学 ;以平民文学反对贵族文学和士大夫文学 ;以现实主义反对古典主义 ;以文学独立反对“文以载道”;以世界文学反对民族文化本位主义等。但是 ,五四文学革命理论上的片面和思想上的偏颇导致自我否定 ,其科学主义、进化论、国家主义、平民化倾向以及反对古典主义的不彻底性、文学启蒙的功利主义和极端反传统等 ,造成了五四文学革命失败 ,最后转向苏俄文学思想     

一本关于“青春”与“美”的书——读王光东著《关于浪漫的沉思》

李大钊曾用“青春”二字来概括“五四”的气象,后来梁实秋又补充说,“青春的气质总与浪漫的风度相联”,平心而论,近70年中国文学发展中居“弄潮儿”地位的,恐怕正是代表浪漫派的创造社一班人马。把郭沫若与创造社作为中国现代浪漫精神的“原型”,置于艺术与历史的形而上层次去考察,王光东在他的著作中展示了一种欲穿透历史表象的高屋建瓴的理论气势。     

五四文学革命与留学生教育

五四文学革命在短时期内取得了极大成功 ,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主将大都在国外接受过西方式的现代教育。西方现代教育赋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全新的文化视角 ,使他们能够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对中国现代文化变革进行深刻的反思 ,从而促动了五四文学革命和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历史进程     

中国现代自由主文文学话语之建构

在思想层面,西方文化在“五四”时主要-是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精神重构了“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话语。白话除了在语言形式和思想思维方面参与建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以外,从是否使用白话这方面我们也可看出“五四”时期文人学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相对于因救亡把文学当作武器的革命文学对于文学性本身的忽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更注重于文学本体、文学审美的追求。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除了对于创作主体自由和文学本身独立的要求外,自由原则与自由文学本身的位置和立场必然表现出对主流政治文化的疏离以及反抗和批判。本文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分为四种表现形态。此外,中国近现代自由空间没能强大和持续的原因是：中国的近现代民间发言场所是兴起于报纸杂志的,民间报纸杂志成为主流文化传播基地的角色转变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没能开创一个完善的批评空间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新青年》的激进传统使“五四”知识分子构造的文化空间容易被知识分子对于价值选择和文化选择的道德性、时效性所覆盖。本文是第一次试图从白话、文学独立意义、批评空间的开创三方面阐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话语之建构。     

“五四”前后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文学思潮

中国审美主义文学思潮与启蒙主义共生。＂五四＂及其以前,王国维、蔡元培、周作人从不同侧面奠定和回应了审美主义的文学价值观和文化观。＂五四＂期间及其以后,创造社、新月派的创作和批评实践,使审美主义进入文学实践领域,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渊源之一。     

成仿吾的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

成仿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中较早的文艺理论家之一。他在1921年7月,与郭沫若、郁达夫、郑伯奇、田汉、张资平等人一起发起成立“创造社”,这是“五四”时期继“文学研究会”后的主要进步文学团体。在创造社活动中,成仿吾起了很大的作用。 成仿吾,原名成灏,曾用笔名石厚生、厚生、     

西潮影响与现代中国浪漫文学流变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是西湖影响下的产物,它在中国新文学各个时期(特别是五四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但就整体而言,现代中国浪漫文学发育并不充分,这跟对西湖的理解与接受及其能否同中国现代文化思湖融通有关.因而,梳理西潮影响与现代浪漫文学的流变,对于寻绎我国现代浪漫文学思潮的接受特点及其独特的文学表现形态不无助益.     

关于五四文学的"国家"话语问题

中国文学的爱国主义传统源远流长,随着国家形态的嬗变而传承演进.鸦片战争以来,在列强侵凌的逼促下,文学中表现出鲜明的国家话语,辛亥革命以后,更是具备了现代色彩.五四时期,文学中的国家话语并没有因为个性高张而中止,而是随着五四爱国运动以及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等事件的发生,有了新的发展,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直接描写历史事件,国家问题的背景化,对中国历史文化与现代国体的认同,同阶级话语、社会话语的交织.     

简论创造社的诗歌翻译

对五四新文化语境中的翻译诗歌展开讨论是译介学关注的重要内容。文章以创造社创办的刊物为依托。以分析创造社译诗热潮兴起的原因为切入点,从翻译数量和国别、诗歌形式、译诗的“普罗”文学色彩和译者队伍以及译诗思想等方面论述了创造社译诗的特征,并由此突出了译诗与新诗发展的关系。     

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之比较——兼评王德威的晚清小说观

晚清小说变革与"五四"小说变革是性质不同的两次变革,这导致晚清小说与"五四"小说存在着形态上的差别。晚清小说变革持续的时间、规模都超过"五四",但是却没有真正实现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主要原因在于晚清小说变革是非自觉的文学变革,变革主要发生在文学的外部,其价值指向是政治的、商业的。相比而言,"五四"小说变革是自觉的文学变革,是发生于文学内部的变革,其价值指向是文学的。晚清小说变革并非必然走向"五四"小说,它的变革路径与"五四"有很大不同,即基本保留古典小说模式,只是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容纳一些新的思想、艺术因素。"五四"小说变革因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的特殊作用,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这就是精神与艺术的一体化即"心理化"。通过这一路径,"五四"小说最终实现了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     

留学生群体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创建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在西方文学和学科规范的影响下,从中国传统的文学学科形态逐渐向现代学科形态转型的结果。其形成始于1920年代后期,在1930年代初基本完成。具备了相应的学科基本理论、学科教育体系和研究体系。在此过程中,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们起到了主导和主体的作用:在五四时期,他们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转型;五四以后,又倡导和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创建。     

论成仿吾早期文艺思想

成仿吾是创造社成员之一，他是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向旧思想、旧文化进行猛烈冲击的具有鲜明创造精神的人物。不能把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截然分为艺术派和人生派。成仿吾既强调作品艺术性的重要，反对标语口号，又重视艺术的战斗作用。创造社和成仿吾有浪漫主义创作倾向，但成仿吾同时强调现实主义的重要。成仿吾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进而使创造社获得了新的生命     

浅谈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主义及其特征

发端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时称新文学),几乎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同时起步。中国现代文学从其发生之时起,就摄取、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丰富营养,显现出鲜明的现代特征。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和表现形态作用于中国作家,丝丝缕缕,或隐或显,贯穿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始终,形成中国化的现代主义文学,呈现出复杂性、异质性和本土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在普通男女描写中,揭示人的迷失或扭曲;现实主义其表,现代主义其里;表现手法上吸纳融合,中西合璧。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借鉴、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观念和技巧,融合中国文学文化的优秀传统,比之世界文学毫不逊色。     

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与“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文化急剧变化的时期。在这一剧烈动荡的政治、文化场域里,中国知识分子遭遇了从国家、民族、文化到自我的种种身份认同危机,必须重新定位并建构新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的重新定位与建构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形态与特征,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学翻译向现代翻译规范的转型。而翻译主体不同的身份结构、身份认识与定位、文化立场与心态等身份认同问题,也决定了现代文学翻译规范的形成与形态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意义

中国文学在五四时期开始了现代转型 ,而非五四时期之前或之后 ,具体地说是 1 91 8年。这一转型是在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以现代的人学思想为核心的现代性文学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的。从此 ,中国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了世界现代性文学的潮流 ,并与传统的古代文学形成明显的区别 :这不仅表现在文学观念的变化 ,也表现在文学创作的主流倾向上。五四文学的现代特质主要体现在 :以人的解放为目标 ,以人的生活、生命和心灵为本原 ,以人的个性化表达为准则。“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性文学 ,比传统的古代文学更自觉、更充分地实现了文学的“人学”和审美的双重本质。因而 ,将五四文学确立为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开端 ,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伊藤虎丸的创造社研究——大正日本文学语境中的“同时代性”考察

伊藤虎丸创造社研究的独特性在于:一方面把创造社与日本大正文学进行同时代性考察,挖掘其内在的本质性的异同与根源;一方面与同样具有留日背景却有着不同特征的鲁迅作非同时代性的比较考察。与此同时,伊藤虎丸并未忽略创造社作为留日学生在本质上与本土文化和现实的血缘关系,注意把握他们与日本文学不同的精神面貌,并揭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殊意义。     

中国现实主义诗学形态的迁移

中国现实主义诗学形态,萌芽、发端于梁启超和王国维,后经"五四"、初期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和20世纪30年代诗歌大众化运动,到40年代逐渐经历了一个抽象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迁移过程.中国现实主义诗学形态有两个相对的发展路数:一个是王国维--胡适--文学研究会诸人--蒲风(半个)--臧克家--艾青等一路,另一个是梁启超--陈独秀--早期普罗诗派--创造社转向作家(郭沫若、穆木天、冯乃超等)--瞿秋白、周扬等一路.中国的现实主义诗学形态是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中国古代的"第三种诗学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