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完善中国立法听证制度的运行环境

中国立法听证制度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移植尝试,它在中国的运行成功与否除了要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外,还取决于我们能否为它提供适宜的运行环境,即良好的制度空间、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现代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只有满足以上条件,立法听证制度这一古老的西方法律制度才能在中国真正成为活的制度,发挥它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中国立法听证制度在实践中的困难探析

移植于西方的中国立法听证制度以公开、透明、广泛等特色促进立法民主和立法科学,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制度创新尝试,它的制度价值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中国立法听证制度在实践中的实际收效很多时候却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中国的主客观条件限制了立法听证制度功能的发挥,立法听证成本高昂、立法体制的制度缺陷以及立法主体认识上的误区都阻碍了立法听证制度功能的实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环境中的立法听证

中国立法听证制度是一项移植于西方的立法程序性制度,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众多的制度创新尝试之一,在中国的基础制度环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建立立法听证制度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它也由于人大制度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而有所局限,它的健康生长必然面临如何与人大基础制度环境相容的问题。     

中国立法听证会效能研究--以程序设计与叙事模式为论域

本文以程序设计与叙事模式为论域,分析了立法听证制度效能问题.作为直接民主的一种形式,立法听证制度的实践是中国民主政治演进中的知识性事件,所以既要做价值关怀,又要进行制度与技术知识的积累,从而稳健地促进达一民主制度的成长.     

论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行政听证制度

行政听证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它的目的在于尽可能获得与某项行政性决策有关方面的社会各方的利益表达和对决策的意见反馈,以便作出尽量合理的决策。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现行的行政听证制度面临着种种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转换政府体制,树立民主程序观念,加快行政听证制度程序立法,则是完善这一制度的必由之路。     

立法听证制度与"三个代表"的一致性

立法听证制度,是从国外引进的一种民主、公正的程序制度.目前,全国已经有19个省市人大常委会举行了立法听证会,17个省市人大常委会制定了立法听证规则,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听证制度.各地的听证实践证明,立法听证制度是推进立法民主化的有效途径,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应积极规范和完善这项制度,使之上升为立法工作基本制度,从而推动立法听证制度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参与式民主和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参与式民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中国有着广阔的成长空间.参与式民主的理念蕴含着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价值追求,它的民主发展思路也为中国民主转型提供了一种基本路径选择,这种路径选择突出了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作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突破口有着重要的地位.参与式民主也是中国社会民主治理的现实选择.     

我国行政公共听证代表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随着我国民主法治的发展,行政机关的行政决策越来越重视听取民意,吸纳民智。实行行政公共听证代表制度,是政府依法行政的制度设计,也是中国走向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标志。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所限,中国听证代表制度还有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鼓励社会公众广泛参与,不断完善行政公共听证代表制度,才能充分发挥行政公共听证的作用。     

地方立法听证探析

立法听证是一种重要的民主立法形式.我国把立法听证纳入地方立法程序,于促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地方立法听证制度在我国实践的时间短,存在着许多不足.这就严重影响了我国地方立法听证的发展,进而影响着地方立法的民主化.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相关制度建议.     

和谐社会视角下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行政听证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它体现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理应是和谐社会构建的题中之意。行政听证制度在我国还属于初创阶段,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功能也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在和谐社会理论的指导下,探讨通过加强民主建设和法治建设、健全听证程序、扩大行政听证信息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加强对行政听证的监督和救济等途径来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     

程序民主的实践--中国地方立法听证规则的比较研究

本文主要根据立法听证个案,比较分析了地方立法听证的文本规则及其规范下的听证实践.立法听证的规范化必须建立在特定的程序、规范和技术性安排即立法听证规则的基础之上.中国地立方法听证规则的制定、施行在推动立法听证制度建设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还存在着诸多的不完善.为了规范立法机构的工作环节,提高立法效率;发挥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提高有序政治参与的质量;以及促进立法听证的日常化,必须进一步完善地方立法听证规则.     

公共决策听证:行政民主的价值和局限性

中国实践中的包括价格制定和调整在内的决策听证及其相关的制度安排,体现了决策的民主化,但不能把它的意义仅仅局限于"行政民主化"的狭隘范围内.公共决策听证实践在相当程度上暗含着这样的改革和发展逻辑,即:通过在公共行政领域推进民主化来达到进行政府和政治改革的目标.应该把决策听证当作民主政治成长的要素而不是行政民主来看待.     

中国式民主模式的历史反思——中国民主政治建设60年的探索与展望

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走过了60年的历程,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相比,它是独特的,因为从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来看,中国民主模式有自己确定的内涵和外延.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审视"中国式民主模式".一是它本身60年来的历史发展轨迹,虽然在一段历史时期,中国的民主运行实践偏离了最初设计的制度框架,但总的来看,它还是为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合适的政治支持力.二是怎样看待中国民主制度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从制度设计来看,它已经与传统中国社会发生了决裂,但是我们用"路径依赖"的方法论来审视它的时候,它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无法彻底决裂,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我们应该规避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和汲取它的积极内容.     

行政听证制度的合法性研究

适应依法治国 ,依法行政价值理论的需要 ,伴随着立法听证、行政裁决听证和价格听证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从学术名词的引入到基本原则的确立再到具体操作规则的产生 ,听证制度已经走入中国的法治实践之中。本文从行政听证制度的合法性内涵入手 ,通过探讨行政听证制度的政治合法性、社会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 ,得出对行政听证制度的合法性的初步认识。     

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重要内容和显著特征,是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政治保证。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政党制度面临着一系列新的课题与挑战。从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结合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新形势,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战略性意义。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生态分析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然而,任何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都是一个且演且进的过程,在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应如何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值得深长思之。历史条件、时机、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因素、道德水平、心理定势等方面,对民主政治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民主政治的发展必     

我国公务员制度的产生及运行环境分析

我国公务员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它是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确立公务员制度的根本动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我国确立公务员制度的直接原因,对外开放为其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公务员制度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发展要受到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在内的社会生态环境的制约,因此,在弄清公务员制度的产生及运行环境的基础上,不断调适公务员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既是现实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促进公务员制度不断改革的动力。     

浅析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政党制度建设

协商民主理论是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社会兴起的一种新型的民主理论,它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国探寻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视角。协商民主理论和中国政党制度在根本原则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它的兴起和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中国政党制度应对其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更是具有重的意义。     

关于"民智"问题的探讨

从西方传来的民主观念在近现代中国变成了所谓"民智问题",迄今为止,"民智问题"成为中国政治思想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政治观念.它是西方民主观念在适应中国现实需要过程中的一种变异,是西方民主政治理念同中国社会落后历史积淀相结合的产物,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不成熟的表现.因而这种论调既不符合世界民主政治发展演变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中国活生生的政治现实,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因此它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大思想障碍.扫除这一障碍,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思想前提.     

公共领域理论范式的学术独立性及其政治哲学意义探析

公共领域作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前沿性概念和问题,它本身既有其独立于市民社会概念的理论规定性,又有其独特的理论内容和理论发展逻辑,可以说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具有学术独立性的政治哲学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试图建立一种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宪政民主的新的政治理论,这为解决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中暴露出的矛盾与困境提出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从而为西方宪政民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