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慎言观产生原因之探

孔子提出慎言观的原因,从内外多层面去探索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孔子在早期的历史文献记载中得出谨慎言语的历史教训;其次,作为＂放言＂和＂邦无道＂的时代背景的应对策略孔子提出慎言;最后,基于语言的标准、技巧、社会功用及儒家的伦理规范等方面的认识孔子提出慎言观。     

安大简《仲尼曰》所见孔子言行观——兼与传世文献互证

新出安大简《仲尼曰》作为战国写本,是研究孔子思想的新材料。本文重点探讨《仲尼曰》所见孔子言行观,对论及言行关系的简文加以解析,并指出《仲尼曰》所见孔子言行观的三个方面：主张言不过行,要求少言慎言,并强调慎言与“仁”的关联。在战国竹书本与传世文献相对读的过程中,不仅能够窥见儒家思想的传承性与复杂性,同时能够对《论语》等传世文献的成书、流传以及儒家思想的演变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论处世与慎言

慎言，是为人处世的一条重要原则。本文借鉴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阐述了言而不慎的种种危害，提出了慎言应该注意的十个方面。     

“礼仁”思想观照下的孔子语言哲学观探微

孔子的语言观是建立在“礼”与“仁”的哲学基础上的,与“德”、“行”等范畴互为联系,构成实用主义语言观。从“正名”哲学思想下“名实相符”的内在逻辑,君子立身“慎言”观的言语价值、言行一致、言语忠信,以及“实践语境”中的言语行为等方面具体探讨孔子所提倡的言语行为规范如何反映孔子心日中君子的理想标准、如何体现其“礼”与“仁”的思想,并进而折射出孔子的语言哲学观。     

张慎言生卒年小考

读马斗全同志《张慎言思想略论》(载《晋阳学刊》1988年第2期),收益非浅,但于张慎言生卒年问题,却有点不同看法,兹提出共同讨论。马文定张慎言生于万历六年(1578),卒于清顺治三年(1646)。其所据为集中《酒泉五十初度》诗,并进行了一番考定。其实细读《洎水斋诗文钞》便会发现,张慎言曾两次谈及自己的生年。一处     

立意·传统·语言——中外两首论诗诗的比较研究

中西方古典文论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但也并非全无相通之处。文章从立意观、传统观、语言观三个方面入手，对中西方文论史上两部著名的论诗诗《戏为六绝句》和《诗艺》展开比较研究，力求揭示二者之间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进而深入发掘中西方古典文论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文化意蕴。     

论史学观

史学观区别于历史观的最根本点是：史学观不象历史观那样有唯物唯心之分，而只有理性非理性之别。理性史学观就是非历史观决定论的史学观，非理性史学观就是历史观决定论的史学观。非理性史学观对历史观持一种等级的、依附的、盲从的态度。理性史学观不仅对历史观的功能持谨慎的批判态度，而且对历史学的性质同样持严格批判的立场。故而，史学观对历史观就有选择的自主权，这就意味着史学观客观上构成了历史学家的第一观众，并本真地成为历史学家的现实观、生活观和存在观     

从《挹秀山房丛书》看朱克敬的强国御侮之道简

本文探讨了朱克敬的强国御侮之道，可知其始终未脱离“中体西用”的范畴，明显有洋务思想向维新思想转化的痕迹。他提出慎言开战、潜心图强的思想主张，即固本而后言图强，会通而后谋言兵。提出要广募群贤、改革弊政，忍辱负重、矫正风俗，师夷长技、蓄养实力，最终实现强国御侮的目标。他的思想，折射出了中国中下层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洋务同维新之间转变艰难曲折的心路历程。     

葛洪言行观综论

近百年来,国际学术界在历史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走向是语言(学)转向,即转向语言(分析)的时代,这也成为新历史主义的核心关注。同时,有学者认为,语言文字具有行为特征。在思想家的思想体系中,具体的思想内涵是其思想体系的实体;其构思的哲理基础是思想家对于知识论和真理观的体认;而其思想的形态和特色则受到其所运用的语言文字的规范。这在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中突出表现在对言行观的关注上。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对言行观作了深入的讨论,秦汉魏晋士人继承了这一关注,这在葛洪的《抱朴子》中有所展现。在言行观方面,葛洪提出了重言、慎言以及言重于行等主张。     

拉卡托斯的科学理论评价观

本文主要从评价单位和评价标准这两个方面来研究位卡托斯的科学理论评价观，并比较其与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苗大哲学家持论之异同。本文认为，提出研究纲领这个新概念，极大地突出预见新事实在评价理论中的作用，是拉卡托斯评价观的独创之处。     

《周易大象解》注释（续五）

＂大畜＂,从嘉言往行而养其德;＂颐＂,慎言语、节饮食为善恶之枢机;＂大过＂,独立无惧而不能阳刚太过;＂坎＂,日新有恒,源源不舍;＂离＂,用晦养其体,继明大其用;＂咸＂,于己皆实,受物则虚;＂恒＂,不随顺于物而自守之道。     

汉代知行观的逻辑发展

汉代哲学，特别是汉代中国哲学的知行观，至今仍然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20世纪40年代初，赵纪彬先生著《中国知行学说简史》，于汉代叙述了古文经学派的“知之匪艰，行之推艰”说及扬雄、王充的知行学说。80年代初，方克立先生著《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规》，考证出“知之匪艰，行之推艰”说乃是先秦哲人就有的见解，于汉代仪叙述了董仲舒与王充的对立。上述两位著名学者的研究，虽然各有创获，但都未能使人看出汉代知行观的逻辑发展的轨迹。其实，汉代中国哲学知行观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汉代的许多哲人都继承了先秦诸子“以其道…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亟待解决的问题 --湘潭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王向清教授访谈

以辩证思维驾驭人生反者道之动,哲学作为追求智慧的学说,赐给人们的最大精神财富莫过于对人事的辩证思索:福祸相倚,明暗相继,安危相连,荣辱相伴,有无相随,高下相倾,成败相伏……惟其如此,人生应有为自守,慎言笃行,淡泊名利,宁静致远。     

屈原与儒墨道法诸家人格观之比较

从文化领域去确立人格定义，即：人格就是一个人最基本品质、品格的总和。屈原与儒、墨、道、法诸家之人格观分内外两层，内层主要为人格典范与人格理想，在这一层，屈原与诸家及诸家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不同。而在外层，各家均有差别，特别是在内核外化形式、与现实的关系及人格操守的坚持性上，各家差别甚大。屈原则与墨家较为接近。从人格观之全面性、完整性、统一性上观察，屈原之人格观当为中华民族之最高标范。今天，中华民族正在复兴，在我们寻求和重塑民族之魂和文化精神时，屈原伟大人格和人格观标范的树立，将具有无可估量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义。     

论茅盾神话观的形成、发展及其文化索源特征

<正> 茅盾神话观的研究应纳入茅盾整体研究的宏观格局中;并注意以下侧面:一、它与茅盾的世界观整体,特别是其政治观等主要构成因素之关系。二、它与其美学观之形成及东西方文化探源工程之关系。三、它与其治学方法的方法论宏观格局之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底里,有较大的效益。     

在历史与艺术之间——胡适与王国维词学离合考论

胡适与王国维词学之合主要基于在历史维度中的一致性。两人考证“词的起原”虽分持中唐说与盛唐说，但都以之为进入词学批评的前提。赵万里延王国维辑唐五代词之例辑宋金元词，胡适表彰其注出处、存异文的实证方法，也可证与王国维的契合。但胡适与王国维治词存在根本分歧：胡适在历史维度动观词境从浅显局促到充实广阔再到衰落的过程，提炼文学嬗变规律；王国维臻于艺术维度，专注静观词境，揭出词人观我观物的深微，及对精神生命乃至宇宙人生问题独特深彻的感受。动观的批评范式在近代成为主流，但静观的批评范式能唤起对文学史生命感的省思，指向古代文学研究的终极意义。     

中国共产党科技观形塑的三重维度

中国共产党科技观的形塑，可从三重维度来考量。从理论之维来说，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科技观的科学认知与能动把握，形成了关于科技与自然、科技与社会、科技与人等诸要素之间辩证统一的系统理论。从历史之维来说，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指导，中国共产党人的科技观历经从“自力更生型”,到“自主创新型”再到“自立自强型”的演进。从现实之维来说，在吸纳以往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集中体现为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秉持科技为民的价值取向、实现科技需求与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致力于科技体制的改革与创新等一系列现实进路。     

62五峰山

五峰山位于济南市长清县境内，距济南市区22公里，是国家级黄金旅游线“一山一水一圣人”上的重要景区。五峰山是著名的道教圣地。道观分南北两观，南观，又名玄都观，是明德王的香火院。观南的棣山之阳，是德王陵寝园，坐落着六代德王的陵寝。北观，即洞真观，始建于明太和年间。     

太阳崇拜与伏羲氏作八卦

太阳崇拜与伏羲氏作八卦束有春伏羲氏制作八卦，最早源于《周易》一书的记载。《周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放天，俯则观法放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放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长期以来，人们...     

理学的发展与“三言”中的人欲观

本文探讨了冯梦龙“三言”中的人欲观与理学发展的关系，通过对理学“理欲之辨”和“三言”文本的双重解读，论证了“三言”中表现出的人欲观是辩证的人欲观，和王夫之等人的人欲观有前后辉映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