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反法西斯音乐的创作、会演及对外交流

抗战全面爆发后，重庆成为大后方的重要文化阵地，以反法西斯为主题的音乐创作在重庆持续繁荣。与此同时，大批音乐家和音乐团体纷纷行动起来，通过举办音乐会演、开展通信联络、译介反法西斯音乐、在国外传唱歌曲等多种形式开展对外交流。战时重庆音乐界的对外交流促进了抗战救亡运动的发展，有助于宣传中国抗战精神，争取国际支持。
     

抗战时期川江绞滩行业发展的历史追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举国西迁及其导致的大批人、财、物的聚集与流动,使重庆一时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也显示出川江航道作为中国抗战后方交通枢纽和门户的战略作用与地位。对伴随着三峡工程建设迅速淡出历史舞台的川江绞滩行业发展状况进行整理与发掘,可以客观揭示抗战期间大后方精英云集、同仇敌忾、国家利益至上的历史记忆;分析川江绞滩行业保障抗战大后方航运畅通的历史贡献,有利于丰富抗战后方的历史文化研究。     

重庆抗战文化资源保护、开发的现状与对策

抗战文化资源是重庆历史文化名城最富价值、最有代表性的资源。长期以来,除极少数革命文化资源外,这一宝贵财富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保护、开发工作严重滞后。重庆抗战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存在的问题是:缺乏专门的保护、开发规划和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对抗战文化资源的破坏相当严重,保护与开发的数量不多、范围过窄,类型单一,保护与开发的重点局限于革命遗址遗迹。保护重庆抗战文化资源的对策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保护与建设之间的关系,全面调查资源,确定保护分级,建立重庆抗战文化保护区。开发重庆抗战文化资源的对策是:坚持科学合理的开发原则,制定切实可行的开发规划,建立行之有效的开发保障体系。     

重庆市抗战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研究

抗战文化资源是重庆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特色 ,本文分析了重庆市抗战文化资源的分布及现状 ,参照国内外历史文化名城的经验 ,结合重庆的特点 ,提出了保护、开发、利用重庆抗战文化资源的措施和建议     

抗战时期重庆宣传画的历史语境、表现形式及艺术特征

抗战爆发后，内迁到重庆的广大艺术院校师生和美术工作者创作了大量抗战主题宣传画，主要包括简易直白的木刻版画、幽默机智的漫画，这些作品以选题的战时性、艺术语言的战斗性和作品刊发传播的战地性展现出直观夸张的表现力、生动通俗的叙事性和对妇女儿童等全民抗战的感召力，成为揭示日军暴行、鼓舞民众团结抗战、激励将士奋勇杀敌的思想武器。通过战时重庆宣传画研究可直观地感受到战时的美术工作者等艺术界人士强烈的爱国热情与深厚的民族大义，及其执着的艺术精神。     

重庆市抗战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研究

抗战文化资源是重庆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特色，本文分析了重庆市抗战文化资源的分布及现状，参照国内外历史文化名城的经验，结合重庆的特点，提出了保护、开发、利用重庆抗战文化资源的措施和建议。     

社会动员与抗战救亡——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公演活动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国民政府的内迁,重庆成为陪都,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1939年1月16日,以周恩来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南方局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积极开展文化工作、群众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等,其中,也包括利用公演这一为社会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抗战工作。由于国民党的限制,南方局只能开展秘密工作,通过“第三厅”、“文工会”、“文协”及“中艺”等机构开展公演活动。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公演活动类型多样,以话剧、电影、音乐等形式为主,在社会动员、抗战救亡及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时期兵工内迁重庆的经济影响

抗战时期兵工内迁重庆,造就了中国抗战大后方重庆经济中心的历史地位,推动了重庆城市现代化进程的转型;促进了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人文开发,可谓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具有国家战略性质的“西部大开发”;奠定了重庆现代工业与经济发展基础,也初步改变了中国现代工业的整体布局。     

二战时美国对中国抗战地位的认知轨迹考察

二战时美国对中国抗战地位的认知情况,是一个需要推进研究的问题。从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经历了将中国抗战与维护美国东亚权益相联系,继而延伸到将其与在太平洋地区应对日本南进军事威胁相联系,最终定位于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不能没有中国抗战的认知过程。这种认知的提升反映了战时美国对中国抗战战略地位的肯定,是其主流性的看法。     

抗战爆发前的重庆银行公会

重庆银行公会自1931年9月25日成立,到抗战爆发前,其组织制度逐渐建立与发展起来,成为了西部地区重要的金融业自律组织,是西部金融近代化的集中体现.同时该组织在稳定重庆金融市场秩序、协助国民政府整理川省金融及辅助地方工商业的发展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战时首都重庆的五四纪念与抗战动员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重庆专门成立了陪都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以便顺利完成五四纪念的筹备和开展工作。陪都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通过五四纪念大会、火炬游行、游艺活动等方式,动员青年参与抗战建国。重庆各界形成一股纪念五四运动的舆论热潮,通过追忆五四,明确抗战紧迫性,强调青年的时代重任和使命等话语进行精神动员。在五四纪念日中,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积极开展募捐、慰劳、宣传等抗战服务工作,不仅支援了前线将士的抗战,也赢得了国际友人的关注。     

战时国都重庆的文学想象:从“我城”到“他城”

1937年国民政府迁渝后，重庆想象进入国家象征符号的表意系统。战时重庆形象的变迁，是城之变与书写语境、评判立场之变相互作用的结果。全面抗战初期的重庆是众多青年争相奔赴的城市，神圣国都形象投射着民族国家抗战的激情。抗战后期，人与城的矛盾激化，重庆不再是“我们的城”，而是变成了“愁城”“恶城”。抗战结束之后，回望中所形成的重庆印象走向分化，城市的主体性质在革命话语中悄然转换。重庆形象从“我城”到“他城”再到“我城”或“他城”，不仅涉及城的问题，也涉及权力主体和意识形态的更新问题。     

抗战时期重庆音乐活动述论

抗战时期,重庆作为战时陪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重庆开展的抗战文化运动凝聚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志和爱国热情,铸就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堡垒".重庆抗战音乐活动作为抗战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极大鼓舞了民众的斗志、抚慰了人们的心灵,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重庆抗战音乐活动的梳理,涉及当时重庆的音乐机构及组织、群众歌咏活动、音乐会形式的演出、歌剧形式的演出、创作及评论等五个方面.     

抗战中后期华侨对大后方银行业的投资

全面抗战爆发以来,海外华侨踊跃捐款,资助祖国抗战大业.尤其是太平洋战争后,侨胞纷纷携资回国,开发西南后方富源,以利抗战建国.鉴于生产事业建设的重要性,部分华侨资本流向金融业,在大后方兴起了一批侨资银行,旨在发挥银行融通资金的使命,促成资本与技术的合作、金融与企业的联系,以实现华侨对祖国的拳拳之心.     

陕甘宁边区对少数民族的抗战动员述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十分重视少数民族的抗战动员.党和边区政府建立了强有力的领导机构,注重推行民主政治,为抗战而生产.边区政府注重改善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更以教育推动少数民族价值文明的现代重构,大力开展民族统战,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陕甘宁边区对少数民族的抗战动员,最大程度地整合了边区各民族的抗战力量,推动各民族的现代化转型,在党的民族政策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更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定型化的开始.陕甘宁边区少数民族的抗战动员,正是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与抗战民主有机结合的具体体现.     

抗战时期重庆工业发展刍论

重庆,是当今我国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城市,也是西南地区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和商品贸易基地。在重庆经济中心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抗战八年是极为重要的一环。抗战时期,由于战争的爆发和影响,重庆不仅在政治地位、文化事业诸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且在经济方面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战争期间,大批工矿企业的内迁与新建工厂的频兴,使得重庆工业在战时短短的七、八年间便走完了平时需要数十年乃至百余年才能走完的历史进程,重庆城本身也由偏处西陲的一座工商小埠而发展成为我国战时的“工业之家”,从而成为支持长久抗战的主要物资供应地,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仅如此,战时重庆工业的发展,也牢牢地奠定了今天重庆工业基地的基础,     

重庆利用抗战遗址打造国际人文交流中心的路径

重庆拥有丰富的抗战遗址资源。对重庆而言,妥善保护与利用这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至关重要。就当前重庆抗战遗址的保护与开发现状来看,虽然其中一部分遗址得到了妥善保护与开发,但仍有相当多的遗址未得到有效利用。在重庆国际化步伐日益加快的当下,找准重庆独特的区位优势对于打造国际人文交流中心而言至关重要。在这一过程中,利用好重庆现有抗战遗址资源则能起到显著作用。因此,重庆未来应当通过建立抗战遗址数据库、坚持“一处一策”、增强遗址间协调性等方式保护好和开发好重庆抗战遗址,讲好“陪都故事”,进而更好地打造西部内陆的国际人文交流中心。本文分析了重庆抗战遗址现状及对其进行保护开发的意义,提出保护与开发建设方案。     

全面抗战语境中民生问题之舆论反应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残酷的战争使民众生活状况急转直下,各行各业民众均为生计所苦,健康、物价、就业等民生议题恶化。从全面抗战伊始直至战争结束,民生问题一直是社会舆论聚焦的一大热点。国人对抗战与民生的关系、各社会阶层的生活改善以及与民生关系密切的物价问题进行了持久的讨论。这场热议反映了解决战时民生问题的现实紧迫性,其本质是对抗战前途和国家命运的忧思,折射了国民政府处理民生问题的困境,反映了国民党抗战路线的进退维谷。     

影像史学视域中的抗战及其史学思考——以长城抗战为例

1933年的长城抗战是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者之间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局部对抗,也是十四年抗战中的一座丰碑,具有独特的言说价值。影像史学是重现历史场景、表达历史见解的重要方式。在实践中,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以典型战役为背景,采取"以人说史"的方法呈现长城抗战的历史图景,是较为新颖的方式。影像在制作过程中,既凸显了处理各类史料中主观因素的重要性,也能发现影像史学在实践层面所遭遇的一些困难。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是其制定抗战政策的主要依据.在民族矛盾占支配地位的抗日战争中,如何对待阶级矛盾,如何进行阶级斗争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将阶级矛盾的解决置于解决民族矛盾的主要任务之中,将抗日战争作为一场人民战争对待.国民党在抗战中以解决民族矛盾为由收紧其对内政策,限制人民民主权利,无形中分化了自身力量.不同的政策也预设了两党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