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酷刑的种类

中国古代的酷刑不仅名目繁多、花样翻新，而且在残酷程度上令人毛骨悚然，触目惊心。笔者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的酷刑作了细致的分类，并作了详细的探讨。     

酷刑罪的构成

随着世界范围内人权运动的蓬勃发展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增强,酷刑罪这种严重的国际罪行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笔者拟着重探讨酷刑罪的构成特征,以求教于大家。一、酷刑罪侵犯的客体与对象一般而言,酷刑罪是指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之人唆使、同意或默许他人,故意实施对他人肉体和精神上产生极大痛苦的行为。〔1〕作为一种国际犯罪,酷刑罪所侵犯的客体不同于国内犯罪,它侵犯的不仅是权利的某一方面,而且是多方面权利的综合体。同时,和其它国际犯罪相比,其侵犯的客体也有特殊性。有观点认为,酷刑罪的行为所侵犯的客体首先是人类社会和平…     

酷刑合法化问题研究

禁止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是国际法的重要内容,任何国家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违反。酷刑合法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无法找到其法律依据。酷刑因违反禁止攻击无防御者的基本原则而与战争等合法谋杀具有相异的本质属性。从经验总结和科学分析来看,酷刑并不具有明显优越于普通审讯的效果。危急情况下酷刑应当被合法使用的定时炸弹假设由于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和实践困难亦不能作为酷刑合法化的依据。     

我国古代死刑制度的演变过程及其动因

我国古代死刑制度,经历了由野蛮到文明的曲折演变过程。夏至秦,其死刑执行方式以残害人的肉体为主,种类繁多,非常残酷。汉代以后,开始了轻刑化过程,但过程反复,表现出种类繁多、内容残酷、株连无辜,有关纲常伦理的犯罪行为处以重刑,确立了死刑复核制度等特点。我国古代死刑制度发生这种演变的根本动因在于生产力的渐进发展,而人文思想影响下的传统法律文化背景,则是决定我国古代死刑由兴到衰演变的社会人文基础。     

酷刑:以人权为视角的思考

在现代 ,酷刑是一种公认的国际犯罪。但从历史的角度看 ,酷刑则经历了从法定对付犯罪人、犯罪嫌疑人的手段到在国内法中受到冷落乃至在世界范围内被全面禁止的演变。事实上 ,酷刑罪的产生是人权理念兴起的必然结果 ;禁止酷刑公约的签定是人权保护具体化的重要步骤。鉴于此 ,有效遏制酷刑也应从积极接受人权理念、完善人权保障机制以及加强人权教育与自觉抵制酷刑等方面入手。     

宪法学上的一种死刑观——以美国宪法原理和判例为中心的考察

时至今日,不论人们是否赞同死刑废止论,死刑的存废之争已具有毋庸置疑的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我国虽然也存在这种讨论,但长期以来,这些讨论主要是在刑法学界中展开的,最终形成的主流观点是主张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其间似乎欠缺坚实的实定法学框架之内的学理论证,而仅囿于单纯的道德、政治或刑事政策上的考量与论说。有鉴于此,笔者力图从宪法学出发另辟蹊径,论述宪法上的酷刑禁止原理,并主要通过分析以现代美国的判例与学说为代表的死刑酷刑论以及这种论证的结构和策略,揭示现代宪法的死刑观,并透视其对完善我国死刑制度所可能具有的借镜意义。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的酷刑政策及其影响

"9.11事件"后,布什政府授权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对在海外抓获并拘留的恐怖活动嫌疑人采用严酷的审讯手段。允许虐待是美国政府实施酷刑政策的主要策略。剥夺那些被拘留者的正当程序保护,既背离了美国的法治传统,也违反了人权条约。禁止酷刑不仅是条约规则,而且已成为国际习惯法规则乃至强行法。美国政府负有域外适用人权条约不可克减条款的义务。美国政府酷刑政策产生的主要原因是:"9.11事件"的恐怖效应、美国宪法对总统战争权缺乏明确的限制以及美国国内抵制国际人权的各种思潮。酷刑政策的影响将长期持续。     

预防性酷刑的刑法学思辨——兼评功利主义的相关局限

反恐战争爆发以后,美国政界一度默许了对恐怖主义嫌疑人施用"预防性酷刑",并通过提高构成酷刑罪所需的"疼痛结果"将相关行为合法化。当前,绝对禁止酷刑已成国际社会共识;之所以"预防性酷刑"还会引发争论,根源在于功利主义对刑法学的影响。因为按照功利主义衡量标准,"预防性酷刑"可能适用阻却违法性或有责性的紧急避险。然而,这种标准本身带有不合理性,并可能导致侵犯基本伦理原则的后果。所以,刑法学应当为伦理规范保留必要空间,按照"规范"加"法益"的二元标准判定"预防性酷刑"的刑事责任。     

我国死刑应立即废除的历史思考——从肉刑的废除谈起

死刑案件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体现了国家限制死刑适用的一贯政策。但从中国古代肉刑的废除理由、方式以及肉刑废除时产生的立法技术角度,可以看出死刑立即废除的必然性以及在废除时应首先完善立法技术。     

中国刑名及刑罚体系近代化论纲

刑罚体系是刑罚权的载体和具体表现形式 ,各个刑名的科学性决定了刑罚体系的科学性程度。清末刑法改制所确立的刑罚体系是中国刑法近代化的凸现点。《大清新刑律》所确立的刑名体系 ,分为主刑和从刑两大类 ,由重到轻排列。与中国历史上以往各朝代的刑罚体系是大相径庭的。它既有刑罚体系方面的近代化 ,又有刑罚思想和刑罚重心的近代化 :即以自由刑为中心的清末刑罚体系的建立昭示着刑法改制近代化成份的加重 ;死刑执行一元化成为中国近代刑罚体系迈向近代化的一个标志性窗口     

中国古代的文化形态及其演变

先秦和秦汉以后的文化形态迥然有异,已成为人们的共识。那末,这两个时期的文化形态究竟如何、它们又是怎样演变的呢?我以为,问题的根源须从文化生成机制去寻找。 在《从文化生成机制看中国文化的形成与演变》(见《哲学研究》1989年第4期)一文中我曾指出,文化的生成机制就在于文化的融合即单位文化的社会化过程。任何较高层次的单位文化都是由若干较低层次的单位文化不断融合、不断社会化而成的;单位文化的层次越高,其社会化程度就越高。中国文化也不例外。事实上,在一定范围内,文化的社会化程度,不但影响着单位文化的内在水平,而且影响着它的外在形态;单位文化的社会化不但是文化的生成机制,而且是文化     

太平天国刑法制度初探

太平天国虽曾有过断续的立法活动 ,但不曾编订颁行系统规范的刑典。散见的律文证明 ,太平天国突破了魏晋以礼入法的立法原则 ,确立了以信基督、拜上帝为指导思想 ,以轻教化、重刑罚为最大特点的立法原则 ,刑法制度的突出特征是 :1 刑罚苛猛残酷而且广泛 ;2 无刑典可本 ,滥施刑威 ,一罪数罚或轻罪重罚的现象严重 ;3 法无定科 ,执法官徇情舞弊 ,对下滥施刑罚、对上犯法不究的枉法现象普遍。太平天国不但没有建立起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刑法制度 ,反而较多地继承和恢复了封建社会前期残酷、野蛮的刑法制度。这是刑法史上的一次大倒退。对此 ,洪仁虽曾有过许多文明进步的建议和主张 ,但实际上未得到实行     

"酷刑"与审美--论莫言《檀香刑》的美学风格

新世纪初的莫言回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状态以游戏崇高的写作姿态掀起新一轮审美热潮。《檀香刑》以其“酷”化的叙述对人类劣根性的温和批判和对英雄精神的隐匿性赞美将酷刑描写达到艺术真实的高度。《檀香刑》的成功与其说是莫言叙事方式的成功 ,不如说他是在迎合当下时代人们的审美趣味方面获得了成功     

中国古代建筑的演变及其文化意义

远古仪式的立中杆是远古建筑形式从空地到坛台到庙到宫的逻辑演进的核心。远古建筑在逻辑演进中呈示出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质 :后面的建筑形式并不否定和排除前面的形式 ,而是将之包括进来 ,在新结构中重新定位。一方面 ,再怎么进步 ,也保存着原来的核心 ;另一方面 ,传统的原点总是在新的形势下进行创造性转换。     

中国古代灾害志的演变及其价值

中国古代灾害志 ,如正史《五行志》 ,有重要地位和价值。第一 ,《汉书·五行志》具有开创中国古代灾害志之功。唐宋时期思想家的灾异观发生变化 ,认为人类过度的经济活动是对自然的破坏 ,并且带来灾害 ,《新唐书·五行志》树立“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的原则 ,使后来《五行志》保持“记异而说不书”的面貌。第二 ,史家编纂《五行志》 ,不能说明其史识低下 ,而是国家执行灾害物异雨泽奏报的社会职能的反映 ,史家不过是执行了记事修史的职守。第三 ,今天我们可以利用《五行志》及其它史料 ,研究自然灾害发展规律 ,为长时段自然灾害预报 ,提供宝贵的历史数据资料     

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理论形态及其演变

关于哲学唯物主义的意义,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提出明确的解说。恩格斯认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即“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亦即:“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中国古代成文法典的编纂及其演变

春秋晚期出现的“法治思潮”和以公布新式成文法为标志的法制改革浪潮，是这一时期由松散的贵族政体向集权的专制政体、由以血缘划分阶级向以地域划分居民、由“属人法”向“属地法”、由“礼治”向“法治”过渡的伟大社会变革在法律文化领域内的集中反映。郑铸刑书开其端，晋铸刑鼎承其后，李悝《法经》集其成，公布成文法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改革潮流，它是对“临事制刑，不预设法”的奴隶制神秘主义法制原则的否定。自此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重视成文法典的编纂，将其作为封建王朝的基本大法，既对臣民具有普遍约束力，又是法官司法审判的…     

中国古代田制及其政策思想的演变

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经济结构中,土地制度居于决定性地位。历代田制及其相关政策理论是漫长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产物,其演变亦是这一社会形态内在经济因素渐变的表现。对此作一纵向比较分析,对探讨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在生产关系领域的相应反映,是不无裨益的。     

论中国古代的司法时令制度

“刑以秋冬”的司法时令思想有确切文字记载的是春秋时期,但这一思想的起源还应早于此。自汉代起,“刑以秋冬”的思想逐渐发展成我国古代的一项司法制度,并最终在唐代得到完善。在发展的过程中,轻罪与时令的关系逐渐断绝,而关于死刑行刑的规定却越来越详细。司法时令制度的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天人相关”的思想,其现实基础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