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色还是非本色?——黄庭坚对苏轼“以诗为词”的继承与出新

黄庭坚继承并发展了苏轼的“以诗为词”,其词有本色的一面,也有非本色的一面。大体而言,黄庭坚词多为艳科题材,超过七成以上内容呈现了男欢女爱、离愁别恨、节序宴饮等传统内容,呈显了“以词为词”、本色的一面。局部而观,黄庭坚词继承了苏轼的“以诗为词”,创作了隐括词、回文词、集句词、言志之词、茶词等“以诗为词”的题类,边塞词继承了苏轼的豪放词风,言志词继承了苏轼诗之言志功用入词,呈显了“以诗为词”、非本色的一面。黄庭坚词植入宋诗“以俗为雅,以俗为新”的创作观,采用柳永的“街谈市语”入词,并以其“夺胎换骨”之诗法尝试用俗语写雅词,实现了对苏轼“以诗为词”的出新。     

全国第二次苏轼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

如何看待苏轼的“以诗为词”,评价苏词的艺术风格?如何认识苏轼谪居黄州期间的思想,谪黄期间的创作是不是他创作的高峰?一百五十多位教授、学者、书画、文博工作者聚集黄州,举行第二次苏轼学术讨论会,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关于苏轼“以诗为词”的问题。有人认为,苏轼对词的贡献在于“变”,即“以诗为词”。它既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必然产物,又因缘于苏轼自身的人格精神。词在开创之初,本和诗同宗,区别不大。后来逐渐形成了婉约的风格,以致产生了“词别是一家”     

全国第二次苏轼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

如何看待苏轼的“以诗为词”,评价苏词的艺术风格?如何认识苏轼谪居黄州期间的思想,谪黄期间的创作是不是他创作的高峰?一百五十多位教授、学者、书画、文博工作者聚集黄州,举行第二次苏轼学术讨论会,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关于苏轼“以诗为词”的问题。有人认为,苏轼对词的贡献在于“变”,即“以诗为词”。它既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必然产物,又因缘于苏轼自身的人格精     

“羽扇纶巾”析

苏轼词《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羽扇纶巾”究系指谁?许多同志都说,“这是古代儒将装束,形容周瑜态度从容闲雅”,其根据是“从‘遥想公瑾当年'以下六句是写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与上段的‘周郎赤壁'相应,不容割裂开来.”(见胡云翼同志注的《宋词选》)对这种解释我认为不对.近读郭沫若同志的《读书札记四则》,很有启发.郭老对“羽扇纶巾”的解释,才是正确的. 这首词上、下片之间有没有结构上的“相应”或说是照应呢?当然有.但是我认为并非“遥想公瑾当年”照应“周郎赤壁”;而是下片的“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照应上片的“一时多少豪杰”.     

补校《宋史·司马光传》一则

《宋史·司马光传》:“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此段文字源于苏轼之文。《东坡七集》正集卷39《司马温公神道碑》:“辽人、夏人遣使入朝,与吾使至虏中者,虏必问公起居,而辽人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慎勿生事,开边隙。”苏轼原文,敕边吏者惟辽而已,而《宋史》删“辽人”二字,主语承前,变成敕边吏者     

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     

克制与突破：苏轼涉泪词“以诗为词”的艺术实践

“以诗为词”是苏轼重要的词学观念。通过对其涉泪词的研究,可以发现苏轼“以诗为词”的词学观在具体实践中呈现出克制与突破并存的矛盾形态。一方面遵循词体特性,在扩充题材内容的同时选用了典雅字词和含蓄表达;另一方面又有意突破传统,具体表现为使用“泪典”、采用流线型意象组合、净化艳情词。由此可见,苏轼对词体特质有着清晰的认知,其“以诗为词”是有限度地将诗的题材、风格导入词体,而非刻意泯灭诗、词两种文体的界限。     

石林词与东坡乐府

叶梦得与苏轼门人、后人及其追随者有着复杂的情缘、学缘和血缘关系,叶梦得心中有浓郁的“景苏”情结,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刻意规模苏轼,特别是其《石林词》与东坡乐府有着惊人的相似,其清旷、达观的词风以及直接隐括苏轼诗文入词,用东坡词韵乃至词意作词,善于点化前人诗文典故,在“以诗为词”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已初露“以文为词”的端倪等方面,均体现出一种的特殊的创作取向。     

关于“生口”的社会身分问题

我国史册记载汉族和外族的社会生活,汉朝和外族的关系,大约自西汉中后期开始,生口这个词,即以令人注目的形式,出现于文献.东汉人撰写的历史和哲学著作,提到有“捕生口”,“得生口”,“纵生口”,“捕得生口”,“捕得云中生口”,“捕得匈奴生口”,“捕虎生口”,”捕生口虏”,“捕得虏生口”和“获虏生口”.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苏轼“归去”词初探

在苏轼的三百多首词作中,有近十分之一的作品具有明显的“归去”意向,即“归去”词,按照“归去”的不同方向,可将它们划分为归隐词、归仙词和归朝词。归隐词,顾名思义,是苏轼带有解甲归田意图的作品,表现出对官场的厌恶与逃避;归仙词是他丢下心灵包袱、追求并享受自由的作品;而归朝词则集中体现了苏轼的儒家入世思想,是其执着于世的代表作。     

金声玉振 同工异曲——苏辛豪放词探异

在饮誉古今彪炳千秋的宋词中,苏轼、辛弃疾是词坛上的两颗明星,由于他们都以豪放词著称,后人合称之为“苏辛”。然而毕竟苏轼是苏轼“这一个”,辛弃疾是辛弃疾“这一个”,二人既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也有不同或相异之处,不可简单地等量齐观。因而探讨苏辛豪放词的差异及其缘由,对于更深入地认识苏辛和了解两宋词的发展轨迹不无裨益。     

苏辛之流亚——从抒情范式看李清照词

本文认为,从抒情范式上看,李清照词与苏轼词有着更深层的密切联系。晚唐五代至北宋,词在其发展演进历程中,形成了两种抒情范式,即温庭筠开创的“花间范式”和苏轼建立的“东坡范式”。李清照抒情的自我化、个性化与具体化、纪实化都是禀承“东坡范式”,秦观、周邦彦词则是传承“花间范式”而加以发展深化。李清照词与秦、周词的抒情范式实有深刻差异。     

"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雅化--论苏轼词与"雅词"的关系

“以诗为词”是人们对苏轼词创作的基本认识 ,但“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发展及其与“雅词”的关系怎样尚需深入讨论。苏轼以写诗的态度进行词体文学的创作 ,从内容上将当时尚属俗文学的词体文学纳入传统雅文学的范畴 ,以词来写士大夫文人在诗歌中所表现的思想、情感、交游、应酬、雅集等官场及日常生活的情事。同时 ,苏轼并没有忽视词体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 ,他并未完全将诗歌的题材用于词体文学的写作 ,而是在表现士大夫文人的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基础上 ,有选择的将诗歌的部分题材用于词中 ,既突破了词尚俗的传统 ,在内容上使之归雅 ,为南宋以后的雅词提供了借鉴 ,又使诗词各自的表现特征得以保持。因此 ,苏轼的“以诗为词” ,对词体文学的贡献 ,应该是使词的归雅 ,并且具备了雅俗共赏的艺术价值     

论宋代贬谪文人的海南词

两宋被贬海南的文人多为党争失败者。其中留下词作的有苏轼、李光、赵鼎、胡铨等人。他们的海南词反映了不同的心态,体现出不同的贬谪文学模式:苏轼的海南词摆脱了穷苦悲愁的窠臼,突破了古代的贬谪文学模式;赵鼎的海南词偏离苏轼模式,承袭秦观的悲苦哀怨;李光、胡铨的海南词则继承、发展了苏轼模式,其乐生精神较之东坡更强,理学意味更重。     

谈谈苏轼词《念奴娇·赤壁怀古》

苏轼是宋代的大文学家,诗、词、文等都有卓著成就。在词方面,他首创豪放词风,对后人有深远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是他首创豪放词风的代表作品,历来脍炙人口,为人们所传诵。“四人帮”以所谓“儒法斗争”模式对苏轼及其作品妄加种种罪责;粉碎“四人帮”后,也还有人认为《念奴娇》这首词是“豪放的躯壳里装着虚无主义灵魂”,宣扬了     

苏轼对婉约词风的刷新

长期以来,苏轼作为著名词家,其形象在一些词学学者心目中是被片面化了的,认为他仅仅是一位了不起的豪放词风的开创者,只会写“横放杰出”、“句句警拔”的豪放词。其实,情况远非如此,苏轼一生还更多地写了很有影响的风貌崭新的婉约词,本文便来谈谈这个问题。     

试论苏轼的婉约词

苏轼的婉约词超尘脱俗,别具特色。无论是“似花还似非花”的咏物词,还是“清丽舒徐”的言情词以及高雅的怀古词、赠人词,都“高出人表”,体现了典型的士大夫词风,因而他对婉约词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苏轼词风“豪放”说置疑

在古典文学评论中 ,一般认为苏轼创立了与“婉约派”迥然相异的“豪放派”词风。本文认为苏轼词风既没有李白诗风飘逸豪放的境界 ,也没有赶上辛弃疾词风英雄般的豪放气势。苏词大部分作品蕴籍出来的风格是悲壮 ,一种儒士的悲壮 ,一种近乎末路英雄的悲壮。     

论苏轼谐谑词中的“雅谑”

谐谑词一直被视为以滑稽取乐为功用的“俗词”,然而在宋词雅俗之辨的背景下,苏轼谐谑词以“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态度为谐谑词注入了新的内涵。一方面他扩大了谐谑词的题材范围,另一方面他的谐谑词也以“乐”为基调呈现出将世俗生活审美化的雅趣。同时,苏轼也将个人兴寄与社会关怀融入谐谑词中,既在言说个人情志时呈现出放旷的姿态,也以寓庄于谐的笔调发挥了谐谑词的社会讽喻功能。苏轼的谐谑词较早摆脱士大夫流于悦笑艳情的谐谑意味,转而结合士大夫的责任用谐谑词言说社会问题,将士大夫的身份与谐谑词的讽喻传统结合,使谐谑词呈现出“谑而不虐”的大雅情怀,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对李清照《词论》批评晏、欧、苏三家的理解

本文分析了晏殊、欧阳修、苏轼三人有程度不等的“以诗为词”现象,论证李清照《词论》中“皆句读不葺之诗耳”是对晏、欧、苏三人的批评。从而否定有的研究者认为清照此语仅是对苏轼一人的批评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