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竞争与国有企业进入、退出壁垒分析

我国许多产业存在过度竟争的主要原因在于进入壁垒低而退出壁垒高,这种状况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政策思路是要区分不同类型的产业优化进入壁垒,更重要的是要降低体制性退出壁垒.     

转轨时期政府退出与国有企业改革

指出转轨时期社会主义政府之所以有必要“退出”,主要是因为政府如不“退出”,首先要承担很高的监督成本,其次难以避免因维持与国有企业的隐合约而承受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和国有资产的流失。因此,当“退出成本”低于监督成本和维持合约关系带来的长期利益损失时,社会主义政府的“退出”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在转轨时期,政府高退出障碍直接导致产业市场高退出壁垒,结果是加剧国有企业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退出的壁垒     

进入退出壁垒与国有企业亏损:一个产业组织理论的解释

制度性进入壁垒导致产业人为垄断的形成 ,而过度进入与制度性退出壁垒则造成了我国许多产业的过度竞争格局 ,从而导致厂商 (大多数是国有企业 )的高产量和低价格及亏损。只有尽快从根本上破除制度性壁垒 ,才有可能真正使国有企业摆脱亏损的困境 ,国有企业才能具有自生能力 ,而其他由于缺乏自生能力诱发出来的金融预算软约束、政企不分、激励不足、效率低下等问题将迎刃而解     

论我国产业进入和退出壁垒

所有制偏见、法制不健全、市场体系发育落后以及政企不分等因素是我国产业进入与退出壁垒形成的主要原因。因此 ,寻求切实有效的降低或打破产业壁垒的措施 ,为经济结构调整扫清障碍 ,这对于入关在即的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保险业的进入与退出壁垒研究

本文从保险业进入壁垒与退出壁垒的关联性分析了完善我国保险市场退出机制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在实行开放政策、降低保险业进入壁垒的同时,形成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才能有助于我国保险市场竞争机制的充分发挥与保险业市场结构的优化,并论述了建立退出机制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对策。     

存续企业退出壁垒分析

存续企业是国有集团公司中未上市部分.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存续企业的改革至关重要.依据非自由退出模型分析,存续企业的退出选择面临层层壁垒,负外部性大、退出成本高.因此着眼于存续企业的存续,谋求整个集团公司的协调发展才是改革的较好选择.     

竞争性国有企业的退出时序与退出方式

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 ,是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的重要举措之一。鉴于当前国有经济职能过泛、覆盖面过宽且效率低下的事实 ,以及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应该扮演的职能 ,这种战略性调整在竞争性领域 ,主要表现为一种退出。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退出 ,要把握好退出的时序与方式 ,以期优化国有经济的退出效率 ,降低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安全的震荡程度。     

进入、退出与我国零售业发展

本文基于对进入、退出理论的综述,并以此为框架研究和分析了中国零售业发展中的进入和退出避垒分布,指出尽快制定政策调整零售业进入、退出避垒高度和市场结构是目前的一个当务之急.     

进入壁垒、退出壁垒和竞争战略理论的农户行为分析

农户是在各种已知约束条件下作出理性选择的决策者,农户可以通过对农业市场结构的分析,选择最优的竞争战略。本文通过引入企业战略理论中的进入壁垒、退出壁垒和竞争战略理论,进而建立起一种新的农户行为分析框架,为更好地理解、分析与预测各种农户行为,分析农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扶贫等政策措施及其政策失灵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     

论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与国有企业退出战略

我国国有经济规模偏大、国有资本行业分布结构不合理、国有经济在企业布局上错位的现状要求我国企业改革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方向是退出竞争性领域.为使国有企业能顺利实现有序退出,应遵循科学的退出时序和退出方式.     

政府的退出与进入--论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职能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关系决定了政府必须积极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并在改革中行使重要职能,扮演重要角色。     

关于我国农民市民化政策性壁垒问题思考

城市郊区的失地农民和长期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工,由于从事的职业已经非农化,亟需转变农民身份,完全融入到城市中去。但在这一过程中,失地农民和农民工可以选择的路径很少,他们往往要遭到户籍、土地、社会保障等政策性壁垒的限制。从现阶段看,只有通过转变思想观念入手,取消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逐步建立普惠的社会保障体制,全面构建农民市民化的支持系统,才能帮助农民实现角色的彻底转换。     

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政策试验与制度壁垒

本研究以甘肃L自治州为例,运用SPSS软件进行均值比较、回归分析和列联表分析技术,对西北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政策问题相关假设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土地流转\"政策方案有利于农民增加收入,拓宽融资渠道,缓解农村资本紧缺问题;对少数民族而言,\"土地流转\"政策受益程度低于汉族;户籍制度也是农村土地资产证券化政策的制度性障碍。基于此,研究认为民族地区自治机关可以尝试制定制度户籍改革的变通办法,在现有法律体系下规避法律风险确保土地流转投资人的合法利益,从而在政策实践过程中\"策略性\"地破除城乡户籍制度壁垒,以消除农村土地流转的制度性阻碍。     

国有企业的性质及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考

国有企业是政府为实现社会目标干预经济生活的一种特殊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这是国有企业存在和发展的依据,也由此决定了国有企业的首要目标是社会目标,而非利润目标。因此,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不能脱离国有企业的性质,在不改变企业国家属性的前提下,片面地一味追求政企职责分开。事实上,国有企业国家属性的程度已基本上决定了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大小,这种限定是国有企业发挥特定功能和作用的有效保证。国有企业的调整必须遵循“退出”原则,即不断地退出不必由国家经营的竞争性产业,进入“命脉”、“基础”、“高精尖”等国家必须经营、控制的产业,才能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主导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     

国际贸易壁垒对我国环境服务贸易的影响

环境服务国际贸易在国际贸易市场中还是一个相对新颖的商品种类.由于历史上该服务环节的自然垄断性,各国政府为治理环境问题制定了大量的法制规定,导致了存在于社会各个层面的有关环境的显性和隐性贸易壁垒的形成.在提倡环境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今天,这些贸易壁垒成为制约国际环境服务商品和货物商品贸易的严重障碍,同时为全世界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增加了困难.消除贸易壁垒对于全世界能以经济实效的手段对付环境问题是一个必要的途径.本文旨在探讨分析环境服务国际贸易中存在的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现象,同时分析这些贸易壁垒对中国环境服务贸易的影响.     

贫困退出：政策蕴含、机制解构与发展扶持政策接续

贫困退出机制完善有助于扶贫开发业务流程再造、脱贫对象生计能力提升与扶贫治理优化。综合考察“着力于扶贫开发制度完善和扶贫资源效率提升、突出多元主体参与扶贫开发治理机制创建和强调现代信息技术利用与新型管理模式创新”的贫困退出机制运行特点,针对性分析贫困退出标准僵化且难以科学衡量、“程序合法即合理”的认知偏差、贫困退出工作激励水平不高等贫困退出实践困境,提出了贫困退出机制完善与发展扶持政策接续策略：严把精准路径,完善贫困退出指标体系;严格贫困户、贫困村的退出程序,注重贫困退出工作考核评估;强化贫困退出宣传教育,注重精神脱贫与物质脱贫相结合;注重正向激励与负向激励相结合,强化贫困退出工作支持保障;创新发展扶持政策接续,提升脱贫对象生计可持续发展能力。     

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机制

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是风险投资运作过程的最后也是至关重要的环节.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是否完善有效,退出方式的选择是否适当,是决定风险投资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就风险投资几种主要的退出方式进行了相关的分析与比较,然后提出了健全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机制的建议.     

美联储QE政策退出对我国经常账户的影响

美元的全球中心货币地位使美联储货币政策具有显著的外部溢出效应,其政策退出和政策正常化会通过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和进出口渠道对新兴经济体产生影响,文章尝试评估了美国QE政策退出对我国经常账户的影响.基于符号限制的贝叶斯VAR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美联储QE政策退出会导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减少,并且影响持续时间相当长,表明我国同样面临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相同的危机前兆.因此,政府需要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内需;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高本国企业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逐步放开资本项目管制,构建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池子”机制,严格控制外债规模以及积极参与区域和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     

国有企业红利分配政策缺陷与改进

由于惯性,我国当前的国有企业红利分配政策仍存在比例低、范围窄等缺陷,无法真正保证全民股东的权益。为此,应在考察西方股利理论的基础上,分析四种股利政策的适用性,进而选择、设计适合我国国有企业发展的红利分配政策,强化红利上缴约束机制：国有控股企业需以行业资本成本为基础上缴固定股息,并根据企业实际上缴额外红利;国有独资企业则应在确定适当基准股利支付率的基础上,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总体规划对不同企业的额外红利进行调整。     

国有企业OFDI的特殊地位与政策需求

国有企业在我国OFDI中具有极其重要的特殊地位。导致我国OFDI绩效不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完全是国有企业占OFDI主体所造成。国有企业OF-DI体现国家意志,从我国OFDI的特殊背景看有其合理性。仅仅从短期收益的角度、单纯从利润水平去评判国有企业OFDI的绩效,是不准确也是不科学的。我国OFDI的动因和发展模式有着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的特征,国有企业在我国OFDI的主体地位短期是不会改变的。我国OFDI的制度改革和绩效提高,需要将国有企业OFDI的宏观经济利益还原为企业的投资收益,细化和分类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审慎利用国有企业自身所有权属性的特定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