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与"古史辨派"辨析

顾颉刚将古史讨论的文章和信函汇集成册出版,并命名其书为<古吏辨>."辨"与"辩"在当时通用为"辨",<古史辨>之"辨"的意图在于辨别古史真伪,并非是一本简单的辩论文集,其实际涵义即为"辨"."古史辨派"自身的"学派"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顾颉刚也从来没有将怀疑作为他疑古学说和疑古辨伪研究的终极目标.设若仅以"怀疑"为特征看待"古史辨派"学人.则这样的"古史辨派"者几乎找不出来."古史辨派"作为一个学术思潮确然存在.但是"古史辨派"在现代学术史上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现象.如果以通常意义上的"学派"概念冠之,可能并不准确和全面.     

"古史辨"派与20世纪的《春秋》性质研究

孔子所作<春秋>是一部蕴涵作者"微言大义"的政治学著作.20世纪初期,"古史辨"派在学术界发起并主导了一场关于<春秋>性质问题的讨论.在当时社会反封建思潮的鼓动下,"古史辨"派继承并发挥了传统今文经学家的怀疑精神和古文经学家的"六经皆史"说,得出"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为史学著作"等错误结论."古史辨"派的<春秋>性质研究对整个20世纪的<春秋>研究产生了消极影响,也制约了此间经学史、史学史领域相关问题的研究.     

顾颉刚：新中国建立后的学术定位及其最后遗憾

顾颉刚先生创建“古史辨派”，从20到40年代经历了由实验主义到今文家言，由经学到史料学，再由史料学到神话学的转变过程。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作为学术主流的“古史辨派”已经消失，但顾颉刚个人的疑古辨伪方向始终未变。从中国考古学的角度观察，顾颉刚对考古学的过于熟知，导致了他对考古学的冷漠态度，并最终导致了他古史研究的重要缺憾。     

历史与伦理--"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

“古史辨”在从事《诗经》研究时 ,首先预设了《诗经》是文学的观念 ,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汉代《诗经》学的批判。在反驳汉代《诗经》学时 ,“古史辨”提出了历史与伦理的分野。他们认为 ,汉代《诗经》学把《诗经》当“经”而不是诗 ,乃因于汉儒的伦理观念所致 ,而“古史辨”恢复《诗经》的文学面目正是尊重历史的表现。因此伦理观念可以被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这一看法与“古史辨”的历史观———“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密切相联 ,并为反思“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     

"层累说"与古史史料学合理概念的建立

由于尚未建立起公认的古史史料学合理概念,对于古史的许多重要事实和相关问题现无法给出确定的认识.从古史史料学概念建设的角度看,顾颉刚早年提出的"层累说"之最重要的意义是表明了对古史记述资料的生成过程的认识是构建可靠的古史史料学概念的关键.但由于"层累说"可看作是神话学方法的一种实验性研究,与今所知古史传说资料发生的实际情况不符;对多系统古史记述系统的存在无解释;对古代实用性文字资料中出现的古史内容无深入分析;对大量非系统古史记述资料有关内容的存在无合理解释等原因,"层累说"的基本逻辑可能是不成立的,亦即古史记述资料生成的真实过程可能并不如"层累说"主张的那么简明.古史研究需为发展古史史料学新规范继续努力.     

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

自1926年起以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集聚了数十位学者,以疑古的态度讨论古史,形成古史辨派.他们以讨论古史为学术辨伪的突破,讨论范围扩展到先秦两汉典籍、诸子和学术史等问题.古史辨派是国学运动中的一个流派,讨论古史是整理国故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是在新的国学观念引导下进行的.古史辨派采用的方法是传统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的结合,即以细密的考证探讨中国文献与历史上若干狭小的学术问题,扫除因袭与谬妄,促进了国学运动的发展.     

《古史辨》辨名

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     

检讨《古史辨》学理基础的一项早期尝试

罗香林有一篇少为人知的旧文,检讨了<古史辨>的学理基础.对该文进行简略的考察分析,可以看出"古史辨"学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一些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演变.也可见中国史学界在思考一些史学的基本问题上,已达到相当的高度.     

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为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而作

顾颉刚先生所编《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包括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古史辨》所从事和倡导的“疑古”工作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是试图为建立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寻求合格的史料学基础。但主要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古史辨”学者们当年对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复杂性尚不能有充分的了解,因而在对古书真伪、成书年代、作者,乃至其中某些特定内容的史料价值以及各宗古书资料之间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简单化的缺陷。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古史史料学基础问题的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领域之一,是对于新出土文献的研究。在大量新出土文献资料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有可能获得某些较之以往更合理的古史史料学概念,建立现代古史史料学概念的整个工作也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

自1926年起,由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集聚了数十位著名学者,以疑古的态度讨论古史历时二十余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形成一个重要学派——古史辨派。讨论古史是此派以之为学术辨伪的突破,故讨论的范围扩展到儒家经典、古代典籍、先秦诸子和古代学术史问题,学术涵盖极为广泛。古史辨派的工作是国学运动中整理国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新的国学观念的引导下进行的,对旧的国粹观念起到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古史辨派采用国学研究方法——中国传统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相结合,以细密的考证方式探讨中国文献与历史上细小的学术问题,扫除国学研究中的"因袭和谬妄",使国学运动的意义充分显现。考察古史辨派与国学运动的关系,将引起我们对近年国学热潮再度兴起的历史反思。     

中国古代史学的政治史传统

中国古代史书的主要内容是政治史,不论在记载人物、事件还是典章制度方面都有充分的表现,并形成了以帝王为中心的政治史结构。其形成和延续的原因有三:政治是中国古代社会最显著、最重要的现象;政府管理史学;以史为政价值观念的支配。     

"传统中国"的意义

上海社会科学院传统中国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3月,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直属研究中心之一。成员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青年研究骨干为核心,同时包括哲学所、宗教所、图书馆、杂志社、出版社中从事相关研究的科研人员,是一个跨所、跨部门的学术研究团体。研究中心的宗旨,是通过精研各类文献,深入探讨传统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宗教和经济问题,对民间社会生活的各种具体过程将予以特别关注。本刊编辑部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并参与传统中国研究中心的各项学术活动,特地邀请研究中心的主要科研人员就他们各自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一次主题开放的笔谈,以飨读者。     

中国的"传统文明"在交流中演变发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传统中国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3月,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直属研究中心之一。成员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青年研究骨干为核心,同时包括哲学所、宗教所、图书馆、杂志社、出版社中从事相关研究的科研人员,是一个跨所、跨部门的学术研究团体。研究中心的宗旨,是通过精研各类文献,深入探讨传统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宗教和经济问题,对民间社会生活的各种具体过程将予以特别关注。本刊编辑部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并参与传统中国研究中心的各项学术活动,特地邀请研究中心的主要科研人员就他们各自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一次主题开放的笔谈,以飨读者。     

中国小农经济的传统与现实

上海社会科学院传统中国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3月,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直属研究中心之一。成员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青年研究骨干为核心,同时包括哲学所、宗教所、图书馆、杂志社、出版社中从事相关研究的科研人员,是一个跨所、跨部门的学术研究团体。研究中心的宗旨,是通过精研各类文献,深入探讨传统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宗教和经济问题,对民间社会生活的各种具体过程将予以特别关注。本刊编辑部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并参与传统中国研究中心的各项学术活动,特地邀请研究中心的主要科研人员就他们各自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一次主题开放的笔谈,以飨读者。     

论考古学与历史研究

考古学与历史学是历史科学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在研究对象、方法和研究领域上各有特点。20世纪初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它就以独特的学科特点在历史研究中担当着“重建古史”和“证经补史”的重任,引发研究方法上的变革,扩大了研究领域。随着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和考古学自身的发展,它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新材料和社会历史文化信息,进一步拓展了研究范畴,在历史研究中发挥着更为显著的作用。所以,我们要加强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整合研究,促进历史研究的进步。     

浅说古代西方史学的反省精神

认真了解与梳理西方史学的反省精神,对史学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追溯它的源头,西方史学的反省精神从古代就开始了。古希腊时代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在其叙述体的历史著作中,就显露端倪;其后,在希腊化时代的波里比阿那里,得到了延伸;在古罗马统治时期,更显光芒,卢奇安以其《论撰史》,回顾与总结了到他那个时代的西方史学,对史学反省发表了卓越的见解,它对于研究西方史学史之史,对于今天的史学研究工作都不乏现实意义。     

察合台文史学名著《伊米德史》《安宁史》及其史料来源

察合台文历史名著《伊米德史》和《安宁史》是作者基于长期的田野经历,并结合丰富的历史文献完成的宏篇巨著。文章从史籍、田野、口碑等三个角度对《伊米德史》和《安宁史》的史料来源进行了分析,重点论述了此书中所出现的史籍,并力图澄清其来源及出处,这对于研究维吾尔族史学史具有重大意义。     

《夏史三论》与古史辨派的治学取向

本文重点分析顾颉刚、童书业发表于1936年的合著《夏史三论》,借以说明古史辨派学者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取向,逐次引述文中的明显错误18处,说明此文的结论和推理基本上是不能成立的。     

关于史料注解的初步意见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与<中国史学名著选>的注释,必须遵循一些原则:凡属关键性的和必要的人名、地名、书名、字义、字音、制度等一律加注;典故和与历史事件无关的问题不注;注解要简明扼要.人名注释着重于生卒年代、封爵、官职、著作等;地名重其今天方位、所属;字义凡字义曲折、含义有变、隐曲难解者注;凡难读和不常见的字、形体相近音读不同的字、有特定读音的名词,皆要注音;年代注重公元纪年的注释;史讳缺字、缺笔皆加注.     

科学与哲学关系史时期划分的唯象考察

哲学与科学关系史是介于科学和哲学、科学史和哲学史之间的交叉学科 ,它主要研究科学与哲学之间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 ,着重反映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和表现。透过西方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史和哲学理论的发展史 ,从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交叉的角度来看 ,西方科学与哲学关系史经历了一体化关系时期、非正常的关系时期、分化独立的时期、相互渗透的萌芽时期、高度综合的时期、后综合时期或新的一体化关系时期等六个阶段 ,而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