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情感与艺术本质

下面周来祥、狄其驄、张国民、袁世硕四位同志的文章,谈的都是有关文艺与情感的问题,这是一个在文艺学中涉及范围很广,很重要也是很复杂的问题,多年来我们注意研究不够。四位同志的文章观点不尽相同,我们发表出来只是为了引起大家的兴趣,促进对这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艺术创作中理性认识的审美反思

李泽厚同志在一九七八年于《学术研究》第一期上发表了《形象思维续谈》.在这篇文章中,他首次提出美感由知觉、情感、想象、理解这四种因素构成.一九七九年李泽厚同志在《形象思维再续谈》中,提出形象思维不是独立的思维方式,而是艺术想象.他认为艺术想象是由包含着想象、情感、理解、感知等多种心理因素、心理功能组成的有机综合体.在这里,很清楚李泽厚同志把感知、情感、想象、理解看成是艺术创作主体性因素的四个主要组成部分.他提出的艺术包含认识,但也不等于认识,同时,他还提出了“情感逻辑”概念和“创作中的非自觉性”的命题.但正如他在文章的《后记》中所言:“意犹未尽,容后张扬.”     

再论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兼答何国瑞、刘世钰诸同志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建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革命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篇《导言》只是一篇未完成的《总导言》的草稿,或者可能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这两部经济学巨著的草稿或提纲,许多论点没有能够充分展开,这给我们在理解上增加了不少困难。马克思本人在《导言》中说:“这种不平衡在理解上还不是象在实际社会关系本身内部那样如此重要和如此困难。”说这种不平衡不是如此重要,这是相对着实践意义来说。事实上,马克思所揭示的不平衡这一原理,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很重要的。说这种不平衡在理解上不是如此困难,这是因为按照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社会历史,在世界文学史上并不乏范例。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马克思在一百多年以前所揭示的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以内,很少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这表现在自从一九○三年发表以来,甚至在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苏联,也是论者寥寥。最近几年,我国研究这个问题的同志才多起来。我的一篇不成熟的文章:《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石》,正是学习这一问题的初步体会,发表以后,先后读到包忠文同志的《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是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吗?》,何国瑞同志的《论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不平衡问题》,刘世钰同志的《对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认识》,陈竹同志的《艺术的曲线与经济的轴线》以及田文信同志的《论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上述几篇文章)。这些文章对拙著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我还有一些不同看法,特再论如下。     

共鸣美感性质疑析——与李壮鹰同志商榷

共鸣,主体在艺术审美过程中一种很有普遍意义的心理现象和情感活动,李壮鹰同志在《共鸣非美感说》一文中对这一命题作了新的探讨,读后得益匪浅。但是,在艺术的共鸣是否具有美感性质的问题上,笔者有些不同的认识,试胪列以祈教正。     

按劳分配的几个理论问题——同蒋一苇同志商榷

读了蒋一苇同志今年3月21日在《工人日报》发表的《关于按劳分配的几个问题》和7月1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试论全面的物质利益原则》两篇文章,我们有一些想法。蒋一苇同志提出的关于工资福利问题的设想和具体办法,很有现实意义,是值得考虑的。他主张首先应当解决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大平均主义,也很有见地,颇受启发。但是对于文章所涉及的按劳分配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我们却认为是值得商榷的,愿把自己的看法提出来,以就教于蒋一苇同志,并同其他有兴趣的同志一起研讨。     

再论“共同美”在哪里?

一九七八年《复旦学报》复刊号刊登了邱明正同志的《试论共同美》一文。这篇文章引起了艺术工作者和美学爱好者的兴趣。我在去年第一期《复旦学报》上发表了与邱明正同志商榷的文章,题为《“共同美”在哪里?》。接着,去年第四期《复旦学报》发表了胡惠林同志和姜浪萍同志的两篇文章,对我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同时,我还收到了几封读者来信,都是与我商榷的。关于“共同美”的讨论不仅     

也谈“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与王克千、陈珪如等同志商榷

王克千、吴宗英和陈珪如、邓纲忠同志,在一九八○年第四期《学术月刊》分别发表了《从哲学史看“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与《列宁没有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两文。这两篇文章虽然各有侧重,但却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不同意杨献珍同志《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等文章中的一些基本观点。我们认为这两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很难成立:其论据是站不住脚的,其逻辑和概念亦有不少混乱之处。为了使这一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深入,我们特将自己的一点看法写出来,以就教于王克千、陈珪如等同志。     

谈孔尚任《桃花扇》的思想倾向

<正> 对孔尚任与《桃花扇》的评论,一直存在分歧,某些问题争议还很大,如对《桃花扇》思想倾向的分析,观点就很对立:有的同志肯定《桃花扇》是一部“爱国主义作品”,说它表现了怀明反清的“民族意识”和“强烈的爱国情感”。有些同志则认为《桃花扇》的出现适应了清初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宣传了清王朝统治的合理、合法性;作者丧失了民族气节。我们认为对孔尚任与《桃花扇》的思想倾向,值得进一步展开争鸣。因为这个问题不只是对这一位作家、一部作品的评价问题,涉及到对清代前期某些文学现象的认识问题,也涉及到一些文学上的理论问题。本文试就《桃花扇》的思想倾向,做些粗浅的分析,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专家和同好。     

关于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的几点意见

《经济研究》一九七九年第八期发表了孙冶方同志的《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一文(以下简称《论关系》),读了很受启发。文章中提出的问题,确实很重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开展讨论,不但有理论意义,而且也有现实意义。这里我们谈谈对其中几个问题的粗浅意见,与孙冶方同志商榷。     

对创作自由的回顾与展望——答《宁夏社会科学》编辑部

前不久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胡启立同志代表党中央郑重重申了创作自由的问题。说是重申,是因为在这以前我们党实际上早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讲话中明确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     

广东文、史学界开展关于《海瑞罢官》問題的討論

姚文元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引起了广东学术界极大的注意。广东历史学会、广东语言文学学会筹委会和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学院等高等院校文科的有关的系和专业,都先后就《海瑞罢官》及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大多数同志认为,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提出了很重要的和很中肯的批评意见,把问题提到了原则的高度。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服务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中必须得到正确的解决的。一些同志在发言中,具体地分析了海瑞的“退田”和“平冤狱”的历史背景及其阶级实质后指     

文艺的题材和性质——谈李冬生、季象图二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文艺问题的争论

读了《江淮学刊》李冬生同志《略谈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季象图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文艺性质的一些问题》之后,想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题材与性质问题,发表一点很不成熟的意见,与李、季二同志商榷。一我认为李冬生同志一文的某些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可以同意的;但是李冬生同志的文章有片面性,必须经过讨论予以补正。李冬生同志的这几个观点我是同意的:一、社会主义文艺,必须以表现社会主义革     

论艺术抽象

<正> 就艺术自身的存在规律来说,内容与形式是一体性的,并且形式所处的位置往往比内容更重要更显著,因此,对艺术形式的考察就是对艺术自身特性的考察。那么,什么是艺术形式呢?麦克斯·雷勃曼说:“艺术的形式即生命形式,很显然,这个形式是所有绘画艺术的基础。然而更重要的,它还是艺术的目的和顶峰”(转引自《情感与形式》第94页)。苏珊·朗格把这句话抄在自己书中决非一般的引用,而是代表了她对艺术形式始终如一的看法。无论是在《情感与形式》中还是在《艺术问题》中,随处可见她对“艺术即生命形式”这一命题的肯定与论证。从我们曾把自我生命意识看做广义的艺术精神这一点说,最困难的倒不在于接受她的观点,而在于用这一观点解释生命形式对动物这类生命体的有效性与“美只是对人才有效”(康德语)这一命题之间的矛盾。这一点恰恰为苏珊·朗格所忽视了。     

《水浒》没有反皇思想吗?——答欧阳健同志

在《学术研究辑刊》(现改为《中州学刊》一九八○年第二期上,发表了拙文《略论〈水浒〉的反皇思想》(以下简称《略论》)。很想得到研究《水浒》的同志们的帮助。 去年《中州学刊》第三期发表了欧阳健同志与金实秋、牛玉生和我商榷的文章:《谈〈水浒〉反不反皇帝的问题》。与我的观点很不一致。现想就《水浒》的反皇思想问题重申自己的看法,想再次争得欧阳健和其他同志们的批评与帮助。 欧阳健同志的文章(以下简称欧阳文)不同意金、牛二同志关于《水浒》反皇帝的论述,更不同意我的《水浒》有反皇思想的看法,并且认为《水浒》若有反皇思想,“那就意味着对于皇权及其所代表的封建制度的根本否定了。”但我在《略论》中的提法是这样的:“反皇思想还仅限于是对皇帝的蔑视、揭露、批判和挑战”,并在文章最后重申:“《水浒》所表现的反皇思想仅是在思想上对皇帝的批判与否定,还不是,也不可能是在行动上对皇帝的取缔。这是历史的局限,我们决不能用今人的政治观点来苛求古人。”显然欧阳健同志的商榷意见是忽视了《略论》的提法的。     

三谈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答张少康同志

在去年《学术月刊》第四期上,发表了张少康同志写的《也谈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一文(以下简称《也谈》),就拙作《略谈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一文(以下简称《略谈》)中的某些论点提出商榷。我读了少康同志的文章,感到很受启发,他的有些意见我是同意的;但是,有一些意见,我认为他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甚至误解了我文章的原意。为了探讨问题,现在我把这些问题提出来,继续和少康同志商榷,并向广大读者请教。     

要科学地管理学校

读了于光远同志的文章《重视培养人的研究》,很受启发。文章深刻地论述了教育科学研究的地位、作用、对象、范围等重大问题,并从当前的实际出发,提出了许多教育科学研究的新课题。这对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对当前教育战线揭批“四     

四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问题

我的《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几点意见》去年在《文学评论》刊出后,陆续听到一些不同的意见,并先后读到汪裕雄、魏理、李贵仁等同志写的商榷文章。对魏理同志和李贵仁同志的商榷文章,我已经写了《再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问题》和《三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问题》,作了比较详尽的辨正和澄清。现在这篇《四     

三、四十年代王亚南经济思想概述

王亚南同志(1901—1969)是三十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学界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对这样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作些研究,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很有意义的。为此,我们对王亚南同志解放前三、四十年代的经济思想,就主要方面作一个概括的阐述。王亚南同志一生勤奋好学,著作齐身,建树甚高。经济学译著计有四十多部。主要译作有与郭大力同志合译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主要著作有《中国经济原论》、《社会科学论纲》、《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经济学说史》和《〈资本论〉研究》。纵览他解放前的一系列著作,可以见到他对中国经济问题所发表的深邃见解和独特的经济思想体系。     

《相对绝对论》序

李英杰同志的《相对绝对论》是一本很有特色的著作,作者提出了人们有意回避的一些问题和自己关于这些问题的独立见解,这表现出作者有很大的理论勇气。列宁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许多同志写过文章论证和发挥这一思想。毛泽东认为“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的矛盾问题的精髓”,也有许多同志写过文章论证和发挥这一思想。这两个思想是否完全一致呢?显然不很一致,根据后一     

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问题的第一个历史文献——《共产党》月刊《告中国的农民》一文评介

《共产党》月刊是党的上海发起组办的我党的第一个党刊。它在1921年4月出版的第三号发表了一篇未加署名的文章:《告中国的农民》。文章在发表时开了天窗,头一面是空白纸,印着“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了”一行醒目的大字。文章的第一部分没有了,第二部分也只残存一点,幸好第三、四部分还完整保存着。显然,主编这个刊物的李达同志是冒着风险把它发表出来的。这是一篇我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论述农民问题的文章,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